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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陝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院
學術著作的價值在於通過研究回應真實而重要的理論或現實問題。對於教育研究而言，其重要問題莫過於學生的成長，因為學生不僅是教育的主體，還是未來社會的塑造者。中華書局出版的《學業、革命與前程——大轉局中的清末浙江學生（1901—1911）》一書，基於歷史“大轉局”的理論視角，以清末浙江學生生活為研究對象，從生活史角度對清末學生、教育與社會變革做出了系統分析和空間呈現，涉及學生生活史理論、地方教育秩序、新式學生群體形成、學堂學生生活、留學生的思想與學業等，將學生因時代而變化的特殊境況，以及學生與社會的互動，作為透視近代中國社會空間的一把鑰匙。書中通過對154位浙江籍新式學生的定量和定性分析，試圖從別樣視角探究這一時期的歷史變遷。
“視野下移”的學術路徑
作者將新式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抓住了教育學術研究中的關鍵問題。“視野下移”的學術路徑，使得關注精英人物教育思想與宏觀教育制度的教育史研究，轉向基層、民間的教育活動，成為學術研究取向的一次重要變革。
在基層、民間的教育活動中，舉凡管理活動、教學活動等，均成為教育活動研究的對象。其中，最重要的教育活動是學生的學習與成長活動。教育本意就在於使學生得到全面而充分的發展。作者以清末學生的成長為對象，對這一時期的教育活動展開系統分析，積極踐行了“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研究路徑。書中將傳統的士農工商“四民社會”拓展為“士農工商學”的“五民社會”，就是這種研究取向的體現。正如作者所言，與傳統的“士”相比，社會變局中的學生急於吸收新生事物，同時又帶有對舊時代的天然不滿，所以能夠很快接受外界強加的一系列新的變化舉措，最終形成磅礡的社會推動力量。這種 “以學生為中心”、將研究視角聚焦在學生活動的教育歷史研究，是教育史學研究的新拓展。
該書並未停留在就學生論學生的簡單層面，而是通過學生的成長與變化，透視教育的變遷與社會的新陳代謝，突破線性的“學生→教育→社會”的單向度分析，將其置於“學生?圮教育?圮社會?圮學生”的多維互動空間中，考察學生成長、教育變化與社會革新的多維關系。在研究中，作者將“學生力”作為歷史動力源的一個重要維度予以分析，並從學習力、思想力、生活力、政治力、文化力等角度，對學生力進行詮釋，使學生以生動鮮活的形象出現在研究成果中。這種生動鮮活既體現在思想領域、情感領域，也更為直觀地體現在行動領域，進而與社會活動發生聯系。這種研究構思，使學生活動以立體形象呈現在研究成果之中，是對教育活動史研究范式的新嘗試。
回歸生活常態的成果表達形式
學術研究成果強調准確、嚴謹、規范、系統，這種表達方式在保証研究成果學術品質的同時，容易帶來古板、生澀、枯燥等問題，產生閱讀受眾少、難以普及的結果。為改變這種情況，作者做出大膽嘗試，將教育生活敘事作為研究成果的實現方式，將學生生活敘事作為呈現研究成果的方法維度，將文學表達作為呈現研究成果的表達維度，將“回到現場”作為研究成果的效果維度。在保証成果學術品質的前提下，以講故事的方式將學生活動場景呈現在讀者面前。
作者強調“回歸生活常態”的成果表達形式。在具體表達時，突出表現為“在場性”（具體場景）、“生活性”（真實活動）、“精神性”（精神或心理變化）。在保証學術著作可讀性的前提下，擔負起“存史”與“釋史”職能。在論証過程中，作者尊重學生生活，辨析、甄選學生生活史料，追溯歷史中學生“活的”實踐，重點考察學生生活體驗、研究者的主體意識以及讀者的接受與認可。從史料本身尋求學生生活的歷史情感，以通俗的語言進行形象化、故事化的敘事，使學術著作以立體生動的形式得以呈現。為了保証表達效果，作者還運用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經濟學等學科方法，借鑒小說、散文、戲劇、電影等文學表達方式，通過微觀、通俗的語言，將歷史真實與藝術表達有機融合，展示學生生活畫卷，使學術論証與文採飛揚相得益彰。這種表達方式，如同作者所言：學生生活史研究強調的不是去尋找規律、解釋生活，而是描述生活，更好地讓讀者從閱讀中實現自我體驗。
回應教育現實中的實踐問題
研究對象選取、研究方法運用以及新史料挖掘，為得出新結論創造了條件。新結論不僅回應教育歷史中的理論研究問題，而且嘗試回應教育現實中的實踐問題。該書以學生生活作為研究對象，注重學生成長因素以及學生成長與教育、社會的互動關系。作者廣泛選擇學生生活資料，史料來源不拘一格，舉凡人物傳記、日記、自敘年譜、書信集、地方志、文史資料、回憶錄、紀念刊、校史、人物文集等均是資料來源。在多學科方法運用中，作者對資料做靈活處理，使研究成果既建立在扎實史料基礎之上，又積極回應學術問題與實踐問題。
在將研究從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向教育活動轉變的過程中，作者提出學生活動是教育史研究的重要領域，在近代中國教育史階段尤其如此，“學生是透視近代中國的一把鑰匙”。在作者看來，新式學堂學生異於傳統士子童生，清末學生群體以鮮明的知識性，顛覆了科舉時代讀書人的生活范式。這種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史研究，是對歷史以及歷史研究中核心問題的有效回應。
具有尊師重教傳統的中國，教育始終是社會關注的重心。不過，由於對人及教育認識的不同，傳統文化，尤其儒家文化中的一些糟粕觀點認為，教育就是培養具有“尊尊親親”等級觀念的人才，使人按照既定軌道亦步亦趨，這樣一來，教育容易成為教化。這種對人與教育的狹隘認識由於列強入侵得以打破，社會上對人與教育出現了全新的理解，新式教育開始出現。歷史並非直線式向前推進，清末教育遇到的問題在今日世界各國教育中依然存在。按照巴西教育家弗萊雷的觀點，教育從來都不是中性的，要麼解放人，要麼束縛人。該書對新時期的教育如何解放人、使人擺脫被束縛狀態做出了積極回應。
“大轉局”在微觀教育領域中的體現
理論研究問題不同，提供的學科知識相異。對不同問題研究產生知識的增加與融合，使得學科趨於成熟。該書提出“大轉局”概念，並分析和嘗試解釋清末中國學生、教育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是學術研究助推學科建設的有益嘗試。
晚清時期的中國不同於以往之處，在於面臨一個未知世界，重新認識世界的同時也要重新認識自己。“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是這種認識的直接反映，變革成為不可逆之事。晚清時期的中國在“變”與“不變”、“變”什麼、如何“變”以及“變”到什麼程度等問題上，經歷了艱難選擇。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艱難選擇的結果。然而，“中體西用”是“大轉局”社會中被動選擇的結果，其中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這種矛盾在教育中體現為：學生的素質結構可以且必須變，但是規格不能變，即教育要培養具有新型素質結構卻要維護皇權統治的人才，使得教育應然目的與實然目的產生沖突，可謂“大轉局”在微觀教育領域的體現。作者恰當地使用“大轉局”概念對這類問題作出分析。不僅如此，將學生生活置於近代歷史“大轉局”的宏大背景下進行考察，有推動學科建設的主觀目的。亦同作者所言：“如何超越已有的學生史研究框架，跳出區域史、社會史乃至教育史的故有視野來看待學生發展問題……本書借助轉局理論，通過探究清末浙江學生，嘗試建構學生史研究的新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