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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
研究朱熹的生態哲學，經常遇到“朱熹有生態哲學思想嗎”這樣的質疑。這種質疑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對於中國哲學的根本問題把握不准﹔二是對生態哲學不甚了解，先入為主地將生態哲學等同於生態學。中國哲學的根本命題是“天人關系”問題，而“自然”是“天”的最基礎、最重要的內涵。在中國哲學中，“自然”的基礎含義等同於“天地”，郭象說“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就是自然界。因此，天人關系的核心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天人關系問題體現了中國哲學的本質屬性和原發之思。生態哲學研究的根本問題即人與自然的關系。生態哲學不僅僅是“人應關愛自然”此類簡單的道德訓誡，它所涉及的內容，包括本體論、宇宙論、功夫論等諸層面，且是以哲學的高度對人與自然的關系加以反思。關注天人關系的哲學家，必然具有生態哲學思想。因此，從生態哲學的視角研究朱熹思想，是可以成立的。
存在的整體性。中國哲學有著悠久的氣化論傳統，先秦氣論經漢唐經學的發明，至宋明時期，“氣化生物”已成為知識分子的思想常識。在朱熹哲學中，一氣所化的自然具有整體性、有機性、連續性等特點。朱熹認為，“天地只是一元之氣”，一元之氣化為二氣五行，二五流行則生萬物﹔“五殊二實，其本則一”，二氣五行本質無非一氣。萬物的氣化過程，既具有單向性，也具有連續性。單向性是說一氣流行而過，不會往而復返，“大鈞播物，一去便休”﹔同時，一氣所化的萬物是具有生命力的存在，因而具有生生不息的連續性。
自然事物的有機性，表現為理對氣的規范作用。朱熹一再強調，理氣不是二物，理即存在於萬物之中，一物就有一理，天地總體便有總體之理。理氣二者在事物中處於不離不雜的情狀，氣只是理之氣，理也只是氣之理，二者不可偏廢。因此，生命存在隻能是一元，而非二元。不論獨立的存在個體，還是自然整體，從存在論的角度而言，都是渾淪一體的。進一步，以體用言，則理為體而氣為用，體用二者不可割裂。這是“二程”體用一源思想的進一步深入，其在生態哲學中的表現，就是萬物各自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並且因理氣二者同時具足於一物，所以自然界整體和事物個體都呈現出有機而非機械的特點。
存在全體能夠保持連續存有而不斷裂，在於理具有“生氣”的能力。理生氣的過程，可分形而上下言。從形上來說，一元之氣並非死物，而是具有能動性和靈性的存在，朱熹講“氣中有個靈底物事”。從形下來講，“氣以賦形，理亦存焉”。在這一賦形的過程中，由於氣拘和欲蔽的作用，理產生偏全之別，而氣又有粹駁之分，所以事物隨即彰顯出不同情狀。理氣二者的偏全粹駁，是事物不能純乎天理的原因﹔反過來講，也是萬類霜天得以顯發的助因。
自然的內在價值。在朱熹哲學中，自然有其內在價值，表現為天地生物的本能。《周易》中“天地生物”有兩種表述：其一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強調的是天地生物的造化之功﹔其二，“生生之謂易”，強調自然事物是具有生命力的，能夠生成與之相關的事物。
“生”關涉“天地之心”的問題，即宇宙的合目的性。對於“天地之心”，前儒多有推闡，可分為兩類。一類為自然主義取向的“復其見天地之心”。此尤為朱熹易學所強調。他認為“六十四卦無非天地之心”，世間萬物皆具備天地之心，此心便是天理。另一類是人文主義取向的“仁者天地心”。朱熹認為，天地生物之心從理上來說為理的能動性，即“生理”﹔從氣上講則為氣的流行不息，即“生氣”。生理生氣合而為一，均體現為“仁”，“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這便使天心與人心通而為一。
仁可以綜合理氣二者，成為統合形上形下、天道人心的根本德性。在《仁說》中，朱熹主要闡發了“仁包四德”和“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的說法。“仁包四德”將“仁”確立為包含仁、義、禮、智四德的本心之全德，其在易學中表現為“元包四德”。四德中，仁氣周流四時四方，包備元亨利貞，原因正在於仁主“生”，即生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則是朱熹對仁是愛而非情，存於心而非情，兼具已發未發、該貫體用的界定。由此，“仁”得以成為朱熹生態哲學的最高本體，為生態德性的確立奠定了本體論基礎。
朱熹認為，人與萬物的區別在於人得造化之靈秀，會自覺產生道德意識。但人一經出生，上天即不會再具體要求人如何由小人變為大人，而是需要人自覺承擔起道德責任和義務，繼善成性，逐步完善自我，以從自然人轉變為社會人，進而輔助孤幼、愛惜動植，自覺地確立起屬人的價值。人在實現自我價值的過程中，也必然會完成他物和天地的價值，此即《中庸》所言“參贊化育”，船山所言“延天佑人”。朱熹繼承周敦頤“立人極”的思想，主張“繼天立極”“照管天地”，將輔助自然事物的生命化育看作人之為人的使命。
格物致知的生態進路。在朱熹思想中，道德共同體的范圍包括天地、人、物、鬼神等方面，它們各自都有被加以道德關懷的資質。人對自然事物的道德行為之實現，主要有兩個要點：其一是公。人心唯有去私存公，廓然大公，方能超越小我，關懷自然萬物。其二是仁。唯仁，方能接通天地，進而達到天地萬物一體。這一道德行為的實現路徑即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朱熹哲學功夫論的核心，他稱其為“夢覺關”。在朱熹哲學中，格物和致知本為一體兩面的功夫，不可分開說，這與《中庸》的“誠明兩進”是一致的。朱熹訓“格”為“至”、訓“物”為“事”，格物有三個要點：即物、窮理和至極。即物是具體深入到自然事物內部﹔窮理是窮其所以然之理，關鍵在於將物作為人的分內事﹔“事事都有個極至之理”，至極是窮格事物本有的天理，窮其“極好至善底道理”，至善即是天地生生化育流行之德。也就是說，通過窮格具體一物之理，達致天地至善的本體之理，做到“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格物功夫方才完成。
朱熹所謂致知，即推致吾心之天理良知於事事物物。推致之“知”，並非一般意義上的知識，而是“德性之知”。德性之知源於天道，天道以仁為根本，仁以生生為基礎，生生不息的宇宙大化之理才是德性所知的根本含義。此即人將道德意識加於事物，幫助其完成生命全體的意義所在。致知不是將人的認識強加於物，恰恰相反，是要認識到每一生命本身的珍貴和高貴。珍貴在於，生命的化育源於天﹔高貴在於，人對事物的幫扶既是實現事物生命完善的手段，更是人推致天德良知從而與天為一的途徑。如此，則格物致知就不僅是心性修養的功夫，更是生態德性的落實。
如果人長久地處於道德的壓力之下，時時刻刻以一種強烈的道德意識要求自己，生命便會全然綁縛著道德訓誡的壓力，而無法彰顯其活潑自在、逍遙暢達的一面。在朱熹哲學中，自然審美是對生態德性的升華和超越。具體而言，在人與自然交往的過程中，道德意識和道德情感得以提揭和充實。通過自然審美，人心與天理合而為一，自我道德約束逐步化為審美的心理感受。朱熹注《論語》“仁者樂山”章說：“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綜上，從生態哲學的視角研究朱熹哲學，能夠突破以往理氣心性研究范式的局限，從而深化和拓展朱子學研究。這不僅對於朱熹哲學本身具有推陳出新的意義，而且能夠推動傳統思想的現代轉型，為當代生態哲學提供有益資源和合理借鑒。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生態哲學思想史研究”（14ZDB005）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