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勇：戰犯審判與歷史記憶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抗日戰爭研究專項“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檔案資料收集整理與研究”主要成員、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已經過去了75年，但它給人類帶來的創傷無法抹去。戰后對納粹德國的紐倫堡審判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東京審判以及相關的戰爭犯罪審判也過去了70多年，作為二戰的重大歷史事件，它們並沒有因時間的流逝而被忘卻，而是作為歷史記憶流傳於世，警醒未來。

戰犯審判的歷史意義

戰后通過司法形式審判懲罰德日的戰爭罪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反法西斯盟國的共同意志。納粹德國在歐洲的肆意侵略和對猶太人慘無人道的種族滅絕政策，日本軍國主義長達14年的對外侵略戰爭和南京大屠殺、巴丹死亡行軍等慘絕人寰的戰爭暴行，嚴重摧殘了人類文明，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嚴厲譴責。1943年10月，蘇英美代表世界上32個反法西斯盟國發表了“關於嚴懲戰犯的宣言”，表示戰后將共同嚴懲大屠殺等嚴重犯罪，並組成了“盟國戰爭犯罪委員會”，調查德日法西斯的戰爭罪行。1945年7月盟國發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並明確表示，“我們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犯，包括虐待我們俘虜的人在內，將處以嚴厲之法律制裁”。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是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進行的，即德日兩大法西斯國家嚴重違反國際法，策劃和發動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對外侵略戰爭，且戰爭暴行之殘酷，人類生命和財產損失之大，曠世未見。兩大審判都不是單純的司法審判，也不是單純的政治審判，而是體現了司法與政治有機結合的國際大審判，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戰犯審判的必要性和意義，正如起訴人所言：被告的戰爭罪行“人類文明無法對此容忍，無法對此置之不顧，否則將會不可避免地使這種災難重復出現”，“對於發起范圍如此之大的侵略戰爭的責任人，文明國家將會對其予以嚴懲，並藉此捍衛文明”，“我們在審判中追求的是預防或震懾戰爭，絕非為復仇或報復等狹隘卑鄙的目的”。紐倫堡和東京兩大國際軍事審判，正是體現了文明對野蠻的審判。戰犯審判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公正性是不容置疑的。兩大審判的政治和歷史意義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懲罰戰爭犯罪來震懾和防止新的戰爭犯罪﹔二是揭露德、日的侵略戰爭罪行，警示后人不再重蹈歷史悲劇。兩大審判向全世界宣告，策劃、發動和實施侵略戰爭是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參與上述戰爭犯罪的人，都要為此付出代價。它昭示世界，誰膽敢策劃、發動和進行侵略戰爭，不管他地位多高，都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兩大審判的法律意義主要表現在明確了侵略戰爭罪和反人道罪概念，並成為國際刑法的首次成功實踐，為國際刑法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歷史記憶的錯位

但是，戰犯審判結束之后，圍繞審判的評價，國際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差異。特別是在日本和遭受過日本侵略的國家之間，這種差異更顯巨大。舉一例說。2006年，一部叫《東京審判》的電影在我國上映，影片以歷史藝術的形式，對發生在半個多世紀前的東京國際大審判進行了客觀回顧，重現了驚心動魄、唇槍舌劍的歷史場景。它告訴觀眾日本侵略戰爭的歷史、被告的戰爭罪行、戰犯審判的公正性，深深地印刻在廣大觀眾的心裡。但是，同樣的主題，1998年，日本也曾公映過一部反映東京審判和頭號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的電影《自尊——命運的瞬間》。影片肆意歪曲歷史事實，公然為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喊冤，為日本的侵略戰爭歷史翻案。影片留給觀眾的歷史記憶完全是錯誤的，即“東京審判是不公正的，被告是冤枉的，日本的對外戰爭是自衛戰爭、是解放亞洲的正義戰爭”等等。對東京審判的不同描述所帶來的不同的歷史記憶，實際上是不同歷史觀的反映。而日本秉持狹隘的自私的民族主義，成為影響歷史記憶客觀性的重要因素。

受冷戰影響，日本戰后民主改革半途而廢，在長期保守右傾政治的引導下，狹隘自私的民族主義泛濫，影響了日本國家、社會和國民正確歷史觀的形成。東京審判剛結束，日本就朝野合力，開展釋放服刑戰犯的活動，使大批在押戰犯被提前釋放，許多人重登政治舞台，甚至成為日本政黨領袖和政府首腦。日本政界從不認真反省侵略戰爭的歷史，反省犯下的戰爭罪行和應負的戰爭責任，反而極力否定東京審判，否定侵略戰爭的歷史。日本的國家領導人和政客參拜靖國神社，參加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紀念活動。在每年一度的原子彈轟炸紀念活動上，日本領導人都會強烈譴責原子彈給和平城市和市民帶來的慘劇，與會者都會聲討原子彈爆炸的罪惡。但沒有人提及日本為什麼會受到原子彈攻擊，幾十年前發生的那場戰爭是怎麼引起的，也沒有人提及日軍在南京等地犯下的滅絕人寰的大屠殺罪行，更沒有人揭露由廣島的子弟兵組成的日軍第五師團在侵華戰爭中的殘暴劣跡。這樣失真、片面、錯位的歷史記憶傳承下去，將會帶來怎樣的后果？在這樣的誘導下，日本國民特別是青少年獲得的是日本是戰爭受害者的片面和錯誤印象，掩蓋了日本是戰爭施害者的真實情況。國家權力者操縱的國家記憶、不斷變化的社會記憶以及不同戰爭體驗的個人記憶交織在一起，使人們很難形成共有的、正確的戰爭和歷史記憶。

構建正確的歷史記憶

由於經歷者的地位、立場、環境、體驗和認知的差異，他們對歷史的記述不盡相同。后人在意識形態、社會變化等因素作用下，會在原始的歷史記憶基礎上進行再構建，形成新的歷史記憶。這一構建過程充滿了主觀性，深受歷史觀的影響和左右。戰犯審判的歷史記憶也是如此。戰犯審判主要反映的是戰爭記憶，而戰爭記憶不僅有個人的記憶，也有群體、民族和國家等不同層面的記憶，它們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呈現一種復雜結構。

長達14年的日本對外侵略戰爭，不僅給受害國家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給日本普通國民帶來了難以彌合的身心創傷。但是，日本一些政治勢力長期拒絕對戰爭進行深刻反省和懺悔，而國民一方面痛恨那些身居國家領導者地位的戰犯把日本帶向戰爭深淵，致使國民受難，國家瀕亡，另一方面又不願看到他們的同胞作為戰犯受到異國敵方的審判，進而對戰犯懷有同情。這種復雜情感對戰犯審判歷史記憶構建的客觀性產生了很大影響。當然，日本的戰犯審判觀和歷史認識也不是一元的。一批有正義感的日本精英知識分子和社會進步團體，在反省侵略戰爭、肯定戰犯審判、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方面作出了努力，他們正視歷史、勇於承擔戰爭責任和戰后責任的精神令人敬佩。

如今，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過去了75年，戰爭的親歷者逐漸離世，戰犯審判的主要當事人也都已作古，歷史步入了以講述“記憶的歷史”來傳承歷史的新階段。戰犯審判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傳承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和精神，有賴於正確客觀的歷史記憶的構建。而構建客觀真實的歷史記憶，必須有正確的歷史觀的指導。這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構建歷史記憶的時候，日本必須克服狹隘的個人主義、民族主義束縛，秉持公正和正義的精神，站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去審視戰爭、審視歷史。隻有這樣，二戰的歷史記憶才會真實、客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