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搜索
站內搜索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錢大昕是乾嘉時期最為淵博專精的學者之一。雖然他一生以經史子學著稱於世，然其初入仕途即受重用，卻是因1751年乾隆南巡獻賦行在而被特賜為舉人，官內閣中書。換言之，他是因文學才華而踏入廟堂的。王昶在其墓志中雲：“君弱冠，與東南名士吳企晉、趙損之、曹來殷輩精研風雅，兼有唐宋。官翰林十余年，所進應奉文字及御試詩賦，恆邀睿賞，故詩格在白太傅、劉賓客之間。文法歐陽文忠、曾文定、歸太仆，從容淵懿，質有其文。讀其全集，如見為端人正士也。”這是他的莫逆好友對其文學才華的概括。
錢大昕與妻兄王鳴盛年輕時均以擅寫詩歌和古文得名吳中，詩著被沈德潛選入《江左七子詩選》。他們在紫陽書院親炙於沈氏，承這位“江南老名士”指授，后世便認為沈德潛是錢氏詩學上的導師，實則不盡然。錢氏詩學的啟蒙老師是其父錢桂發，他在《先考小山府君行述》中說：“府君獨喜教不孝為詩，示以唐人安章宅句之法，又謂詩文非空疏無學者所能為，貸錢為不孝購書，恣其翻閱。”錢桂發是賢明之父，能自拔於俗流，在舉子們矢志功名而不屑為詩時，教導兒子作詩，並誨之以詩與學之關系﹔對於學術，他亦保持相當通達的態度，教育錢氏兄弟“但務實學”，不以科第為急。錢桂發之學來自其父錢王炯，錢大昕《先大父贈奉政大夫府君家傳》言祖父既重視小學，又“四部書靡不研究”。家學的潛浸濡染為錢大昕的詩歌和古文寫作打下了基礎。
錢大昕因獻賦而被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對這樣的恩典，“貌不矜張”的他也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作詩雲：“葵藿忽回初日照，鶯鳩何分上林棲……卻笑杜陵夸獻賦，五年才得尉河西。”王昶言其詩“清而能醇，質而有法”。呂友仁認為錢詩是學者之詩，“是史學家的詩”，他“大量的詠史、紀游等詩，都可作如是觀”。
錢大昕的詩學觀受鄉賢張錫爵和張鵬翀影響甚深。少年錢大昕曾受學於張錫爵。張錫爵晚年自號鈍閑詩老，“蓋以辛敬之（辛願）、程孟陽（程嘉燧）自況”，錢氏稱張錫爵“詩家長城，超程軼辛”（《鈍閑詩老張先生墓志銘》）。錢大昕認為辛願所短在於朴直，程嘉燧乏於風力，張錫爵“有實有華，根柢盤固”，詩既豐麗又有風骨。張錫爵弱冠之時便與張鵬翀、張揆方（張雲章之子）、朱厚章等人結社酬唱，“抗志希古，不為俗學，間就正於族父朴村征士，所得益博而醇”。他學詩就正於張雲章，錢大昕言其“根柢盤固，亦正而葩”，當不是虛譽。
張錫爵與張鵬翀乃族人兼詩友，詩論接近，張鵬翀和御制詩時雲“小臣生長文章藪，早作詩壇牛馬走”，表明其詩學來自嘉定詩教傳統。張鵬翀好盛唐之音，“不趨險僻，不尚纖靡”（馬榮祖《張南華宮詹詩序》），他的詩觀淵源於程嘉燧的性情論。
一般而言，少年時期所受影響往往會在一個人身上留下終生的印記。因此，我們可由張錫爵、張鵬翀的詩論來理解錢大昕少時所處的詩學環境。錢氏岳丈王爾達論詩宗蘇軾、陸游。蘇、陸雖是宋詩宗師，但精神風骨與唐詩相通。錢氏受岳丈影響，詩學取徑唐宋大家，一如其古文之路數。他的詩論集中在《李南澗詩集序》《甌北集序》《春星草堂詩集序》等文中。
錢大昕評李南澗詩曰：“讀之似近而遠，似質而雅，似淺而深，中有所得，而不徇乎流俗之嗜好，此非有不平而鳴者也，此不言窮而工者也，此真合乎古詩人之性情而必傳之詩也。”這是典型的“性情論”，強調“不徇乎流俗之嗜好”。《甌北集序》更充分地表露了他的詩觀：“滄浪比詩於禪，沾沾於流派，較其異同，詩家門戶之別，實啟於此。究其所謂別材別趣者，只是依牆傍壁，初非真性情所寓，而轉蹈於空疏不學之習……秀水謂詩必原本經史，固合於子美讀書萬卷、下筆有神之旨，然使無真材逸趣以驅使之，則藻採雖繁，臭味不屬，又何以解祭魚、點鬼、疥駱駝、掉書袋之誚乎？夫唯有絕人之才，有過人之趣，有兼人之學，乃能奄有古人之長，而不襲古人之貌，然后可以卓然自成為一大家。”他的詩論綜合了嚴羽與朱彝尊兩家之長：以學識為根本，以真材逸趣為動力，才、趣、學缺一不可，方能卓然自成一家。他的“才、情、學”合一之論與“嘉定四先生”（唐時升、婁堅、李流芳、程嘉燧）、黃淳耀、錢謙益詩論一脈相承。實學加真性情，也使他的詩自別於他人，不需襲取古人面貌。他既反對空疏不學，又反對無性情面目地掉書袋，可見其視野開闊、胸襟坦蕩，能出唐入宋，博採諸家之長。
錢大昕在《春星草堂詩集序》中再次明確了自己的詩學觀點：“昔人言史有三長，愚謂詩亦有四長，曰才，曰學，曰識，曰情。放筆千言，揮洒自如，詩之才也﹔含經咀史，無一字無來歷，詩之學也﹔轉益多師，滌淫哇而遠鄙俗，詩之識也﹔境往神留，語近意深，詩之情也。”
錢大昕的詩論兼容了王士禛“神韻說”之才情與葉燮、沈德潛之詩教，甚接近葉燮以理、事、情為詩之本的觀點。葉燮《原詩》提出“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才、膽、識、力”四者“所以窮盡此心之神明”，理、事、情三者“足以窮盡萬有之變態”。葉燮是沈德潛的老師，沈氏《說詩晬語》多襲葉燮詩教，錢大昕上溯至葉燮之論不足為奇。他將葉燮的“物、我”結合、精煉，凝練傳神地提出詩之本“才、學、識、情”，即合葉氏的“理、事”為“學”，合“膽”於“識”，合“力”於“才”，要求物我交融、情事交融。這更符合實際的創作狀態。客觀地講，他的詩論比沈德潛之論更為切實，在此指導下作詩，因其有“真我”的存在，故更能去陳布新、擺脫模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