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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中共黑龍江省委黨校哲學教研部
盧卡奇對於20世紀國外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和演化所產生的影響是毋須論証和舉世公認的。他在哲學、政治學、美學、藝術批評等多個領域都有所建樹，特別是在1923年《歷史與階級意識》發表后，盧卡奇提出了一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理解。這一理解不僅直接開創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而且也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生成確定了基本的理論定位。從1945年回到匈牙利到1971年去世的20多年間，盧卡奇不但直接培養了赫勒等布達佩斯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還通過科爾丘拉夏令學園等平台與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就共同關注的文化問題交換意見。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盧卡奇是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奠基人。在這裡我們主要從理論立場、理論主題、理論旨歸三個維度來闡釋盧卡奇對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產生的重要影響。
首先，表現為盧卡奇對物化和物化意識的批判。從盧卡奇一生的思想脈絡來看，他把馬克思關於人的主客體統一的實踐本質與西方古典人文主義關於完整的人的理解相結合，構建出理想社會和世界圖景。正是從這一理論基點和價值判斷出發，盧卡奇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被商品拜物教和技術理性統治的全面物化的世界。這種物化對人的普遍統治、物的關系對人的關系的掩蓋，構成了現代理性文明危機的基本症候。物化不但作為對人類普遍性支配與統治的社會結構與外部力量而存在，也實現了向人類日常生活行為與內在生存結構方面的轉移與侵蝕，即成為人類內心世界的一種物化意識。所謂物化意識是指人非批判性地與外在的物化現象和物化結構處於認同關系下的意識狀態。於是盧卡奇從對現代理性文明和資本主義社會的這種文化診斷出發，對現代理性文明體系中主體的客體化、人的原子化，以及司法、行政、國家和公司等機構的異化現象做出了深刻的反思。這些都構成了20世紀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流派普遍關注的文化主題，而且也成為他們反思現代理性文明所持有的基本理論立場，這一立場對於深刻反思東歐各國物化的或非人道的文化現象具有重要的作用。
南斯拉夫實踐派的理論家日沃基奇指出，南斯拉夫的物化問題主要以兩種形式呈現。一種是把人的需要歸結為物質產品的需要和消費的需要，文化成為一種被物化的存在，無論是文化的價值還是功能都被磨滅和扭曲了。另一種則是以非自治的價值與標准來對文化的內涵作出界定，正是在此類文化規制下，人成為一種“理性動物”，隻能對當前社會環境進行自行適應。這兩種形式的交錯融合成為南斯拉夫文化發展的主要問題。匈牙利布達佩斯學派的馬爾庫什對文化問題一直十分關注，他從“高級文化”的視角對現代性進行批判。他認為如果以“物”的邏輯取代“人”的邏輯，最終隻會導致文化工業被現代性所挾持，隻有明確人的核心地位，才是全面把握現代性問題的根本所在。捷克的理論家科西克則指出，在人類社會活動的某些個別瞬間，社會活動的產物變為支配統治人的某種自律的力量。
其次，以意識革命為核心的無產階級革命觀。基於20世紀人類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特別是現代理性文明帶來的普遍物化結構所造成的人的生存危機，盧卡奇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無產階級的革命觀包含著深刻的內涵，革命不僅意味著奪取政權，更為重要的是要消除這種物化的結構對人的普遍統治，恢復總體的、完整的人，重建主客體統一的生存方式。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無產階級必須擺脫物化意識，生成自覺的階級意識，這一精神力量就是揚棄物化的根本力量。也就是說，無產階級的意識革命不是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一種伴隨現象，而是當前我們面臨的首要問題。正如盧卡奇所描述的那樣，當資本主義最終的經濟危機發生時，人類的命運將取決於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成熟。
盧卡奇對現代理性文明的全方位批判和意識革命的思想與許多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文化理論都密切相關。捷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斯維塔克指出，文化的革命本質就在於普遍性地轉變社會整體意識以及承載這種意識的具體形式。他認為既有文化內容、社會意識的基本形態或基本架構、文化消費行為與創作行為、人的類型（取決於整個社會關系）以及當代人的社會行為模式等方面都需要進行變革。赫勒則重視個體存在在思想上的民主與自由的政治價值。日沃基奇指出，現代享樂主義使人的注意力從人的尊嚴問題轉向了日常生活中狹隘的功利主義問題，它使得人的意識不斷地被分化，為“新神話”的出現滋生了土壤。所以日沃基奇提倡，應該在南斯拉夫社會中進行一場意識革命，社會共同體中的文化主題和形式都應該具有追求自由、真理和反對謬誤的品格。馬爾科維奇則指出，文化的革命性功能在社會主義中依然存在，而且要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而不斷煥發新的生機。他認為，任何革命運動產生的前提都是革命文化的存在，否則革命運動本身便無法存在。
最后，對人的價值的追求。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發表后，在國際范圍內引起了熱烈反響和巨大爭議。爭論的主要關節點就在於盧卡奇對於馬克思的理解和闡釋不同於蘇聯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從某種程度上講，盧卡奇是以馬克思對人及其實踐活動的理解為基點，來闡釋人與自然的辯証關系以及人的歷史辯証運動，從而提出了以主客體統一為核心的辯証法思想。換句話說，在盧卡奇的理論中一直貫穿著一種馬克思主義對人的本質的理解，這一理解深刻影響了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價值旨歸。波蘭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鮑曼在《作為實踐的文化》一書中指出，人在創造與發展文化的過程中，可以對自己的未來進行持續性的探索與拓展。在此基礎上，人不斷滿足自我生存與發展的需求，以充實個人的心理與動機，並發展成為一個更加全面的人。赫勒則試圖通過對當代美學理論的重建，使人脫離現代社會中的異化生活，實現人的解放和對人的價值追求。斯維塔克在其著作《人及其世界》中指出，他堅信社會主義理念中應包含人的本質的理念。南斯拉夫實踐派的理論家哥魯波維奇則認為，文化實際上就是把對人的生活設計轉變為一個新的世界來實現人的本質。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人發展成為一個更加全面的人。也就是說，文化具有促進人全面發展的深層作用，並且在獲得新的發展時，人的世界充滿了無限生機。
應當說盧卡奇在與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對話、交鋒、融合過程中，使得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全方位地透視了20世紀東歐各國人民的生存困境和文化境遇。同時盧卡奇的理論為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確立了合理的理論立場、理論主題和理論旨歸，使得他們的文化理論更加深刻和全面。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具有鮮明的“東歐印記”，或者說，屬於典型的“東歐制造”。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20世紀文化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理論與思考對於我們從整體上理解20世紀人類的文化焦慮、文化危機和文化反抗具有一定的反思意義。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全媒體時代輿論非理性表達的引導機制創新研究”（16CKS043）階段性成果）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