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搜索
站內搜索
學人小傳
潘懋元，1920年8月生，廣東汕頭人，著名教育家。中國高等教育學科創始人，英國赫爾大學榮譽科學博士。“全國教書育人楷模”“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中國杰出人文社會科學家”“中國當代教育名家”。在小學、中學、大學任教多年，曾任廈門大學副校長、顧問﹔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學科評審組召集人、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全國高等教育學研究會理事長、全國楊賢江教育研究會理事長、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研究委員會主任等。出版著作50余部，發表論文500余篇，獲得省部級以上獎勵40余項。現為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名譽院長、博士生導師，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學專業委員會終身名譽理事長等。
“時中”一詞，源於《周易》，孔子及弟子將其引入儒家思想體系，成為我國儒家思想的重要精神。“時”即“四時”，代表一種不可違背的自然規律或客觀規律，例如耕種不違農“時”﹔“中”則是一種為人處世之道，即要按照事物內部的規律行事，“不偏不倚”，在順應事物發展規律的基礎上“適度”而行。
“時”與“中”彼此滲透，互為詮釋，相互含蘊，成為儒家道德和行為范式的准則。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時中”是一種思維方式，是一種為人准則，是一種學術研究方法論，是一種人生境界。而“時中”的這些特征，都可以在廈門大學教授潘懋元先生身上看到。
潘先生一直恪守著“時中”的要義，在他看來，“時中”是中華傳統之根源性思想所在，是理解為人和治學的重要切入點。潘先生也正是用他的百歲人生，實踐和彰顯著“時中”的價值和魅力，從而使他的精神和思想更有生命力。
如今，潘先生依然活躍在中國教育界和大學講壇之上。此次疫情期間，線上教學興起，4月24日上午，即將迎來百歲華誕的潘先生在廈門家中，通過互聯網參加了一場越洋在線沙龍，討論“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建設問題。時隔月余，6月7日上午，潘先生又應教育部學校規劃建設發展中心和全國應用型課程聯盟之邀，以“高等學校內涵式發展的內涵與樣板”為主題，作了一場“師說課改”的雲端公益講座，講授和答疑長達一小時，超三萬人同步收看。
從線下走到線上，從教室走向雲端，從傳統走向現代，潘先生以與時俱進的理念和行動，詮釋著他畢生的教育追求與使命，展現了一位“時中”之師的教育家風採。
時中之子
1920年，潘先生出生於廣東省汕頭市一個貧窮的商販家庭。小學畢業時，由於成績優異，校長同意他從時中中學附屬小學直升時中中學，15歲初中畢業后開始教師生涯。
正是從時中中學的教育開始，“時中”文化在潘先生身上逐漸內化，在他以后的為人、育人、治學甚至養生中，這一理念都不斷得到踐行。“時中”的精髓與他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日漸融為一體，既構成了他教育思想的方法論基礎，也奠定了他高等教育理論的根基。潘先生回憶——
我讀書的時中中學是孔教會辦的學校，為什麼叫“時中”？時之中也，就是現實主義的態度。這個時中中學辦在新建的孔廟中，學校的中心就是大成殿。前面有個泮月池，大成殿兩旁就是我們的教室。環大成殿的圍牆橫書題寫十六個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儒家將這十六個字作為修身、治國的心傳。這個思想方法就是提醒人們對待萬事萬物，不走極端，看事物，不要是就是絕對是，非就是絕對非。
潘先生1941年考入廈門大學教育系，當時的系主任是從美國歸來的李培囿博士，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的學生。1937年，李培囿博士與薩本棟校長一起到廈大任教，在教育系擔任系主任17年，潘先生視其為恩師。這位恩師對潘先生認識、理解和接受西方教育思想起了重要作用。潘先生回憶——
李培囿教授是我求學時的系主任，也是指引我人生道路的恩師。當時廈門大學內遷長汀，地處交通不便的敵前山區，很難聘到專家教授。共同必修課與選修課，學生可以到中文系、外文系、歷史系或經濟系選修，而教育學科的專業課程，基本上由李培囿主任一個人承擔。在我的記憶中，阮康成、陳景磐等教授都曾任職教育系，陳景磐剛回國時開設“美國教育政策與視導”，阮康成未出國前開設過“教育概論”。李培囿教授不但為我們開設中國教育史、外國教育史、比較教育、教育行政學等課程，還開設教育心理學，指導我們的教學實習……1938年他及時翻譯出版了杜威晚年的重要著作《經驗與教育》一書。
大學階段，潘先生開始接觸西方教育理論，他秉承中國傳統文化“時中”的思想，以包容的態度對待來自西方的教育思想，既注重吸納和借鑒西方一些先進的教育理念，又理性地辨別西方教育思想的合理性，正視其局限性。例如，他坦言：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破壞了教學的系統性和循序漸進原則，讓學生隻能獲取一些碎片化的知識，實不可取，但注重學生的能力培養，有其合理的一面。
新中國成立后，蘇聯的教育理論開始進入中國。1950年，蘇聯學者凱洛夫《教育學》的第一章與第二章已經翻譯成中文，潘先生根據這兩章的基本理論和老解放區的一些教育經驗，開設了一門“教育學”課程。從大學時代學習西方教育理論，到走上講壇講授蘇聯教育理論，對潘先生而言，是一個極大挑戰。
1951年8月，潘先生以講師身份前往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教研室研究生班進修，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廈門大學第一個被保送上研究生的教師，師從王煥勛教授。潘先生回憶，第一學期，除了胡華教授的《中國革命史》外，其他課程都由蘇聯專家授課，如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洛波夫的《教育學》、尼契金的《邏輯學》等。
1952年2月，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教研室調整到北京師范大學，潘先生隨研究生班轉入北師大學習，而教育學的專業課依舊由蘇聯專家講授。正是這一學習經歷，使潘先生對蘇聯的教育理論和學科體系有了系統了解，既有收獲，也有迷茫。他開始思考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來研究和審視中國的教育現象，以及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教育理論。
1954年8月9日，潘先生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傳播者楊賢江》一文﹔同年10月，又在《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發表了《毛澤東同志教育思想試述》一文，表達了自己對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的認識。
1964年，潘先生被借調至北京，參加教育部舉辦的批判凱洛夫《教育學》的“寫作班子”。從20世紀50年代初接受蘇聯教育理論，到如今參加批判凱洛夫《教育學》，這使他和大家都深感“困惑”，思想上也受到極大“沖擊”。潘先生認為，雖然凱洛夫《教育學》的確存在一些問題，例如不以學生為中心，但是蘇聯教育學的有些教育理論和教學原則是有效的、正確的，因為其中滲透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
潘先生曾把自己的中小學、大學的求學和進修經歷戲稱為“封資修”教育。有人問他：既然您接受的是系統的“封資修”教育，當您在構建高等教育學時，是如何在“封資修”之間進行判斷和選擇的？他這樣回答：“腦袋裡的知識越多越好，這樣才可以做自己的選擇，走自己的路。”
正是基於此，潘先生逐漸認識到中國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建設要走自己的路，要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
時中之師
1952年9月，正在北師大讀研二的潘先生接到廈門大學王亞南校長的來信，希望他回學校擔負起教學和課程改革的重任。因為在全國全面學習蘇聯的大背景下，廈大各個專業的培養方案都亟須重新制訂。潘先生考慮再三，中斷了僅完成了一年的研究生學業，回到學校，開始了在教育實踐第一線的“摸爬滾打”。
從此，潘先生深深融入廈大的管理工作之中，更是有了“三重角色”身份——一是管理者，二是研究者，三是教師。他把這段人生經歷看成是自己構建高等教育學科的實踐基礎，而這“三重角色”則讓他養成了“彈鋼琴”的工作方式。
除了參與學校的管理工作和從事研究，潘先生始終堅守自己的教師身份，即使在繁忙的行政工作壓力下，他也一直堅守教學第一線。他一生以身為教師而自豪，一生關注教學，一生關注人才培養，一生不離三尺講台。
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隨著中蘇關系緊張，廈大的教育學公共課取消，潘先生進入了無課可上的狀態。他想起大學時代修過的“理則學”課程，這門課那時已經改叫“邏輯學”。於是，潘先生與著名書法家虞愚先生一起給本科生講授“邏輯學”，深受本科生喜愛。
2017年下半年，筆者給廈大本科生開設“大學歷史與文化”的通識課，學期中間，要去教育部參加一個重要的工作會議，而學校對本科生調課有比較嚴格的規定，思來想去，便與潘先生溝通，希望老先生能替我代兩節課。
潘先生爽快地答應下來，而且站著給本科生上完了“抗戰時期的廈門大學——屹立於敵前的南方之強”的兩節課。時年，潘先生已97周歲高齡。
潘先生從一位普通教師走上高校管理崗位，一共37年。在這37年的教學和管理實踐之中，他基於自己“科班”的教育訓練和實踐經歷，不僅從一個教師的角度，更從一個教育研究者和教育管理者的角度，開始在更為全面的理論高度上審視中國高等教育，在更為開闊的國際視野中回望中國高等教育，也在更為切身的中國高等教育實踐中提煉自己的教育思想，將自己逐漸形成的具有本土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置於中國高等教育的實踐中檢驗。
例如，潘先生今年疫情期間的線上沙龍和講座，主題都與人才培養相關。他認為，推進高等學校內涵式發展，就要從課程、教學、教師方面落實，唯其如此，最終才能落腳在人才培養上，這才是高校真正的內涵和內涵式發展。這是他從自己接受教育與從教過程中悟出的道理，也是他根植於中國高等教育實際中得出的真諦。
潘先生從教85年，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尤其是其多年的教育實踐，使他深刻地認識到，中國教育發展對教育理論的呼喚，中國教育土壤對本土高等教育理論的呼喚﹔使他深刻地認識到，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差異，中國教育傳統和文化與西方教育傳統和文化的區別。
服務廈門大學這所百年老校八十載，潘先生最終選擇高等教育作為研究方向，自始至終致力於推動高等教育研究的學科化、理論化、中國化、國際化。作為中國百年教育滄桑巨變的親歷者，他學習過西方教育理論和蘇聯教育理論，但在他身上最厚重的痕跡，依然是基於中國文化的教育思想，尤其是“時中”思想。
時中之道
2016年，潘先生在接受《衡水學院學報》主編魏彥紅教授採訪時，談到了儒家的“時中”思想，孔子作為“時中”之聖，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庸之道和與時俱進。他認為，中庸之道，不走極端，兼顧平衡，包容並蓄，是儒家思想的寶貴精華﹔與時俱進，則是“時中”的應有之義，意味著不同時代的選擇是不同的。我國的傳統文化，不論是孔子的思想還是其他諸家的思想，都有時代的局限性。因此，“時中”既要有與時俱進的靈活性，又要堅守尊重客觀規律的原則性。
在潘先生看來，“時中”講的是規律，“時中”思想是一種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思維的整體論思想，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也要研究規律。他提出的著名的“教育內外部關系規律”，就是基於“時中”思想對高等教育規律的有益探索。
潘先生的“教育內外部關系規律”論斷，將高等教育內部各子系統之間以及高等教育與外在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聯系起來，強調高等教育的發展既要考慮外部的環境影響，又要充分尊重高等教育的內部規律。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潘先生的高等教育理論，可謂就是一種典型的高等教育“時中”之說，“時中”之思想清晰可見。
雖然，“內外部關系規律”表述屬於教育理論范疇，但潘先生的闡釋簡單易懂，就如同農民耕種不違“農時”，其初衷就是為廣大教育管理者提供分析和解決教育問題的武器。其實，在潘先生所有對高等教育現象和問題的解讀中，從來沒有大話、空話和玄虛理論，但都蘊含著深刻的道理，又在道理中透著朴實和真摯。
潘先生的所有理論見解都來自於中國的國情，來自於親身的實踐，來自於對實踐的反思，然后通過高等教育學“專業性”的學術表達，讓人們理解高等教育理論的奧妙，解決高等教育實踐的真問題。
“時中”之真諦已經融入潘先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和藹可親、沉穩大氣、清明通達、要言不煩，常有古人君子之風，接觸過他的人都會被其人格魅力所感染。作為教育界的前輩，潘先生始終以謙和姿態做人，以包容之心育人，以大愛之心化人，無論多麼生澀的后輩學生，他都平等相待。
可以說，自從廈大高教所招收博士碩士以來，畢業學生不下千人，潘先生全部都能叫出名字來，甚至還能說出這些學生畢業后的去向。在他的眼中，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閃光點，他從不吝嗇贊美鼓勵之詞。
潘先生曾經在一個採訪中談及“80后或90后是垮掉的一代”這一話題，他鮮明地駁斥了這種偏見，“這是站在自己的時代看待新的一代”，所有的學生都有自己的優點，一代有一代的特點和長處﹔有人提出什麼新見解，可能不成熟，也可能有很好的苗子，不要隨便就把它否定掉。這也正是他“時中”思想裡的學生觀和育人觀。
改革開放后，潘先生的主要精力集中於高等教育研究。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參與了許多高等教育的重大決策咨詢，曾擔任多個高等教育社團的學術職務，在許多重要的時間節點為高等教育改革發聲，諸如推動全國高等教育研究機構建設、提倡發展民辦高等教育等，並為高等教育大眾化和應用型高校鼓與呼。
在潘先生的呼喚中，體現著中國情懷、國際視野、專業能力、實踐導向和智仁勇合一的氣質，他的呼喚有濃濃的中國本土“味道”，有敢為人先的學者理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潘先生的貢獻已遠遠超過高等教育本身，折射著與時俱進的風骨，蘊含著“時中”之師的文化底蘊。
潘先生旗幟鮮明地捍衛高等教育學科，尤其是旗幟鮮明地捍衛高等教育“內外部關系規律”，對高等教育學有著“極為強大學科自信和定力”。從創立學科到學科堅守，可以看出潘先生身上蘊藏著一名杰出學人所應具備的優秀品質——執著、堅韌，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在訴說著對高等教育學科的極大熱情。
正是這種自信和定力，使潘先生始終走在高等教育的前沿，緊跟時代發展的步伐，引領高等教育的未來，又始終不忘中國傳統思想的精華——“時中”之思想原則，刻畫“時中”之人，詮釋“時中”之道。
時中之境
潘先生在“時中”啟智，在“時中”實踐，在“時中”悟道，在“時中”升華。
熟悉潘先生的人都有一種共同的感覺，其高等教育思想中充滿著“辯証”，“辯証”是先生的典型思維特征。殊不知，他的“辯証”思想來源於“時中”，而“時中”思想中最為重要的與時俱進，在他的身上更是體現得淋漓盡致。
與時俱進，既是潘先生創立高等教育學科的初心，也是他創立高等教育學科的最高境界。包容、批判、吸收不同的教育思想，把不同的教育理論精華運用於教育實踐當中，不走極端，不全盤接受，亦不全盤否定。想來，“時中”思想已是先生的一種思維習慣，也是他的一種心靈習慣。正是這種“時中”的思維和心靈習慣，使他能夠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思想面前，兼容並包，從而讓腳下的教育之路越走越寬闊。
2018年5月，在廈大教育研究院建院四十周年慶祝會上，潘先生講過這樣一番話：“第一”是我們的不懈追求，大家都應該努力成為高等教育研究領域的開創者，但是不要成為“唯一”。“第一”意指領先的、有生命力的﹔“唯一”則是“孤家寡人”，看不到發展前途。
這段話很好地詮釋了潘先生推動高等教育學科發展的態度。為在全國范圍內推動其他高校高等教育學科同步發展，潘先生常說“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他用各種方式支持過的兄弟高校不計其數，更為高教領域廣大中青年學者的著作撰寫了幾百篇序言，目的就是能夠更好地推介這些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他總是站在國家的層面布局高等教育學科建設。
潘先生是中國百年教育的見証人。他百年的受教與從教經歷，就是中國百年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真實寫照。他既是中國百年教育的活教材，也是中國百年教育的活字典。
潘先生深諳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教育哲學，善於借鑒國外先進教育思想，系統研習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他經歷和見証了中國高等教育的百年滄桑，如同一盞觀測中國百年教育的探照燈，穿透了中國百年教育的歷史時空﹔又猶如一條金絲線，串聯了中國百年教育的點點滴滴。
作為一位出身平民的教育家，潘先生情牽學生、心系大眾﹔作為一位與時俱進的教育家，潘先生緊跟時代、銳意創新﹔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家，潘先生信念堅定、立德樹人，始終扎根中國大地辦教育，創建了富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和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等教育學科和高等教育學派。
歲月如歌，潘先生功莫大焉！
高等教育學科建設回歸初心，正在成為潘先生的百歲期待。他95歲時曾在濟南大學說：“我最初提倡高等教育研究，就是基於高校的教師隊伍建設和人才培養，我感受到第一線的教師對高等教育理論和教學方式方法的訴求。可是現在做此類研究的學者越來越少，都去研究那些‘高大上’的宏觀敘事問題去了，高等教育研究也需要回歸初心。”
潘先生一路走來，“形單影隻的背影”透露著他堅定的信念和決心，“一如既往的鏗鏘”彰顯著他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海納百川的胸襟”升華著他難以望其項背的“時中”境界。潘先生以中西方文化融合楷模的姿態，永立潮頭，講述著高等教育的中國故事，描繪著高等教育的中國藍圖，譜寫著高等教育的中國傳奇。
如今，百歲的潘懋元先生依然精神矍鑠、思維敏捷，經常有人問他長壽的秘訣，他總是莞爾一笑，給出的答案簡單明了卻意味深長：長壽需要運動，但不僅是身體運動，更需要腦袋運動，就是不斷思考，跟上時代，不斷接受新事物和新問題。這給后人的感悟是：永遠在“時中”。願一代代高教人，與時俱進，不忘初心，傳承“時中”，發揚“時中”，抵達“時中”！
（作者：鄔大光，系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