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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小傳
於沛，1944年生於天津，1982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歷史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歷史研究院學術咨詢委員會委員、上海師范大學光啟國際學者中心特聘教授，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中國史學會副會長、《史學理論研究》主編。1986年，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繩，提出加強中外史學理論研究，於沛參與創建史學理論研究室、創辦《史學理論》雜志，其主要研究方向為史學理論方法論暨史學史。2004年，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正式啟動，於沛先后任中央重點課題《史學概論》首席專家、《世界現代史》責任首席專家。2019年，開始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20世紀的歷史學和歷史學家》。近年出版的專著主要有《史學思潮和社會思潮》《歷史認識概論》《經濟全球化和文化》《歷史的慧眼》《當代中國世界歷史學研究》﹔主編並撰寫專著有《全球化和全球史》、《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史》（6卷本）、《西方史學史》、《20世紀西方史學史》等。
一個時間節點往往蘊含特殊意義。1982年6月，已近不惑之年的於沛從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歷史系畢業，成為改革開放初期為數不多的世界歷史研究生。改革開放不僅為國家發展帶來勃勃生機，也為於沛的學術人生平添了巨大張力。隻爭朝夕，潛心研究，成為於沛隨后近40年的人生常態。
時代變遷，學術界不可避免地出現各種疑慮困惑與思想交鋒，有的來自國內，有的源於國外。於沛深知，隻有用所學知識科學闡釋這些問題，理性回應社會關切，才能與時代同行共進。
與書為伴 好學深思
1960年至1962年，於沛在北京六中讀高中。學校周圍有紫禁城旁的西城區圖書館、北海橋畔的北京（國家）圖書館、與天安門毗鄰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圖書館。“每當我走進圖書館，仿佛進入了一座神聖的殿堂。我每天在這裡飽食‘知識大餐’，盡情地汲取人類文明所積澱的豐富營養。”
於沛記得，1962年，北京圖書館舉辦紀念杜甫誕生1250周年晚會，一位男演員充滿激情地朗誦《望岳》，當讀到最后兩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時，聽眾報以熱烈掌聲，不少人眼裡噙著淚花。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但一場自然災害豈能磨滅中華民族的豪邁氣概”。
“正是由於在圖書館的‘貪婪’汲取，我對中外歷史產生了濃厚興趣。歷史書籍中顯現出來的歷史智慧，讓我莫名地沖動、興奮。我忘記飢餓，沉浸在知識的海洋裡，向著人生目標邁出了第一步。”於沛的歷史成績一直名列前茅。高二期末考試后，執教歷史課的焦老師把他叫到教研室，拿出試卷說：“你的試卷其他老師也看了，大題小題都挑不出錯，確實答得好，但我隻能給你95分。我教了一輩子書，沒給過任何一個學生的歷史試卷100分。人類對歷史的認識沒有止境，你也一樣。不僅要好學，更要深思，希望你繼續努力。”
正是這“5分之差”，給了於沛一生的動力。
從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畢業后，於沛據己所長，把研究方向確定在俄國史、歷史認識理論、外國史學思想史等方面。1982年7月，他在中國社科院的《世界歷史》任編輯，同時從事蘇聯史研究，發表多篇論文，涉及俄國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的實質、列寧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思想、馬克思論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等問題。
五年后，於沛參與創辦《史學理論》，不久又參與創辦《史學理論研究》。四十歲出頭的他破格晉升為副研究員，又因成果豐富，1993年晉升為研究員。
1996年，於沛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2002年10月，開始擔任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作為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歷史系主任，他還肩負培養博士生的任務。
學術之旅，一路走來，於沛的步伐堅實而穩健。
辨章學術 考鏡源流
新中國成立以來，幾代學者潛心世界史研究，取得豐碩成果，但由於種種原因，似乎當代中國歷史科學卻不把它包含在內。1998年至2008年，於沛先后擔任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主持制訂世界史“十一五”科研發展規劃。工作期間，他在與國外同行打交道時發現，他們缺乏對中國世界史研究的了解，對中國學者已取得的成果更是知之甚少。這幾重“打擊”，使他萌生了“補白”的願望。
2007年，在一次研究國家社科基金世界史年度選題座談會上，於沛提議開展我國世界史研究的史學史研究，卻因條件不成熟而未被列入。這樣的出師不利，並沒有動搖他的決心：自己先慢慢干起來再說。
2008年，卸任所長職務后，於沛的研究時間有了保障，便在前幾年積累和思考的基礎上，大步向既定目標進發。
十年磨一劍。新中國成立70華誕之際，凝結於沛多年心血、全景式再現中國世界史研究的《當代中國世界歷史學研究（1949-2019）》終於面世。
作為“當代中國學術思想史叢書”之一，《當代中國世界歷史學研究（1949-2019）》梳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世界史研究的脈絡，對其中的關鍵問題做出了深入分析，集中展現了在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下創建、發展和繁榮中國世界史學科的歷程，反映了這一領域的成就與經驗，讓學界看到了一個系統而清晰的中國世界史研究全貌，為構建中國世界史研究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作出了重要貢獻。
於沛對當代中國70年的世界歷史研究做了“經緯式”的闡述。“經”是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新中國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新時期。“緯”是對每個階段涉及的領域、研究重點，對比前輩及國外學術研究進展，指出各階段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逐一評價各分支學科，包括研究理論與方法、世界通史、斷代史、地區史、國別史、事件與人物、專題史研究的深度與特點。
於沛認為，1949年以前，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尚未出現系統而有規模的研究，但並非不存在獨立的研究，新中國成立以后，這種情況才有根本改變。盡管基礎薄弱，文獻資料欠缺，學科建設不盡如人意，但在整體上和國別史的一些重大問題上，中國學者還是拿出了自己獨立的研究成果，世界史學科建設在短時間內得到了迅速發展。
關於“文革”時期的中國世界史研究，於沛表示，這一時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時代烙印，受極“左”路線影響，馬克思主義史學受到嚴重摧殘，歷史研究完全被政治性批判所代替。但即使在這種極端混亂的情況下，一些中國世界史學者還是在逆境中繼續耕耘，且有成果問世，如兩卷本《世界近代史》（上海師范大學）、三卷本《簡明世界史》（北京大學），以及《拿破侖傳》等譯作。
改革開放新時期的中國世界史研究，則是《當代中國世界歷史學研究（1949-2019）》的“重頭戲”。談及這些，於沛難掩內心喜悅——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給了學界足夠底氣。學者們打碎‘左’的枷鎖，突破學術禁區，就人類歷史進程中的許多重大理論問題展開討論和爭鳴，中國世界史研究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時代。”“20世紀下半葉，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世界史學者以一系列令中外學術界矚目的優秀成果表明，中國世界史研究已經完成了從譯介到研究的轉變，中國世界史研究理論與方法建設，以及在實踐中的不斷豐富和完善，使其成為具有現代科學完備形態的一門學科。”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時代呼喚加強世界史的研究，我國的世界史研究不能脫離現實生活，不能回避當代社會發展中提出的問題。”於沛認為，這是中國世界史研究的一個特點，世界史研究和當代國際政治、國際關系有著緊密聯系，當代國際生活中的一些熱點問題不僅可以從歷史中找到根源，而且許多研究課題都反映了當代世界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人類歷史進程的影響、殖民體系瓦解的歷史必然性、當代資本主義政治與經濟及階級關系的新變化、我國周邊安全環境問題、經濟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冷戰”后世界戰略格局的演變、科技革命與當代社會變遷、20世紀人類歷史巨變等。這些問題關乎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關乎中華民族的前途與命運，學術界理應從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做出科學闡釋。
《當代中國世界歷史學研究（1949-2019）》資料扎實，氣勢恢宏，作為拓荒之作，這部60萬言皇皇巨著為我國學術史研究書寫了精彩華章。令人欣慰的是，其姊妹篇《近代中國世界史編纂：1840-1949》（60萬字）也即將出版。
重道固本 守正出新
歷史學家龐卓恆教授在《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史》（於沛主編）序文中提到了一位學者：杰弗裡·巴勒克拉夫。
1976年，英國史學家杰弗裡·巴勒克拉夫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托，負責編寫一部綜合概述當代世界歷史科學概況和趨勢的著作。歷經兩年時間，他完成了這項任務，書名是《社會與人的科學研究的主要趨勢》。后來，南京大學楊豫教授將其翻譯為《當代史學主要趨勢》。
巴勒克拉夫在《社會與人的科學研究的主要趨勢》一書中提到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與現象，那就是1929年至1930年的世界性大蕭條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他認為，這場大蕭條對世界影響很大，出現了一些耐人尋味的現象，其中之一就是結束了無視或蔑視、排斥馬克思主義的時期。1930年以后，甚至連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也不得不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重新審視自己的觀點。巴勒克拉夫本人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卻想“盡可能實事求是地簡略說明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歷史哲學所產生的影響”。
但像巴勒克拉夫這樣的學者畢竟是少數，由於意識形態偏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西方多被忽略、被歪曲，或遭到詆毀、丑化。“冷戰”結束后，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極力宣揚馬克思主義“破產、過時”，而在國內的反映之一，就是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史學也存有疑慮。因此，在實証研究的基礎上，系統描述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外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軌跡，系統闡釋中外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彰顯、弘揚其理論成就，總結、吸取其歷史經驗和教訓，從而發揚優秀傳統，克服缺點，進一步明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方向，顯得十分必要。
《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史》6卷、258萬字，作為主編的於沛撰寫了其中的許多章節。龐卓恆教授評價：“這是一部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巨著。”它的論述范圍涵蓋了唯物史觀及其指引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長達一個半世紀的發展階段，即從19世紀中葉初創之時開始，到20世紀中葉發展到輝煌的高峰，再到20世紀末隨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遇空前挫折而走向低潮，但同時也預示著它必將從挫折中再度崛起、走向更加宏闊壯偉的新高潮。
關於馬克思主義史學，於沛有這樣一段精辟表述：“在人類文明所創造的瑰寶中，馬克思主義史學應佔有一席之地。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從不曾脫離人類文明的大道。”他坦言，任何一種學說、一種思想，隻有隨歲月遠去、時間沉澱，才能檢驗它是否有價值，而對於它的選擇與研究，學者們也是經過審慎思考的。今天，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馬克思主義史學仍在發展，而中國學者從事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史研究的動力，正是由於馬克思主義依然佔據著真理和道義制高點，能夠對當代世界和中國一系列復雜問題的思考提供指導。
為什麼我們要遵循唯物史觀而不是唯心史觀呢？
於沛認為，唯物史觀的創立，是社會生產力和階級斗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科學思想中的偉大成果，是社會歷史觀中的根本變革，它不僅揭開了歷史發展之謎，而且科學地預見了人類的光明未來。唯心史觀則否認歷史規律性，主張從人們的“理性”或某種“絕對精神”去研究歷史，否認“把社會關系歸結於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於生產力的水平”，然后從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去認識生產關系發展的水平，從生產關系、社會關系的狀況去認識思想關系的狀況。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區別，不在於是否承認“歷史是被闡釋的歷史”，而在於如何解釋歷史。
唯物史觀的價值是后人經過時間與實踐逐步認識的，恩格斯當年就這樣解讀過唯物史觀：“唯物史觀是一種表達歷史過程的觀點，但這種表達並不僅僅是對事實的說明，而是在說明事實的基礎上，揭示出歷史發展規律並對未來進行預測的闡釋。”
於沛指出，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是馬克思在創立唯物史觀的過程中形成的，它是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的觀點看待歷史和解釋歷史的結晶。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值得人們認真思考與研究，因為這是馬克思終其一生的探索，從大學時代直至逝世前的最后幾天，他都一直在堅持。
“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愈來愈擴大，各民族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則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歷史也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於沛援引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這段話，旨在告訴人們，這正是今天我們理解“全球史觀”的理論基礎。
於沛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者李大釗也充滿敬意，在書中，他這樣描述——
“李大釗為傳播和實踐馬克思主義，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說的‘勇往奮進以赴之’‘殫精瘁力以成之’‘斷頭流血以從之’。他是20世紀初中國的播火者。”“1920年10月初，在北京大學的講壇上，身著長衫的李大釗為學生開課講授唯物史觀研究。”“自有馬氏的唯物史觀，才把歷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績，實為史學界開一新紀元。”
手握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這把“金鑰匙”的於沛，從此開啟了一扇扇學術之門。《史學思潮和社會思潮》《歷史認識概論》《當代中國世界歷史學研究》《歷史的慧眼》《國際格局中的世界大變局》《經濟全球化和文化》《歷史理論》《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史》等著作、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發表的百余篇文章以及在央視電視紀錄片《世界歷史》擔任總撰稿人時留下的文字，或恢宏，或深刻，或激揚，無不彰顯著唯物史觀的力量。
世界眼光 中國情懷
在於沛看來，世界的新變化是一種事實與趨勢，同時又是一種價值判斷，人們從不同視角和立場，關注著經濟全球化這股巨大的歷史浪潮如何滲透到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
2006年年初，於沛的《全球史：民族歷史記憶中的全球史》發表在《史學理論研究》上。他指出，經濟全球化呼喚著全球史，但是，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樣，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文化的多樣性決定全球史的多樣性，即每個國家和民族有自己心靈中的全球史。
於沛認為，經濟全球化和“全球史”並沒有中斷每一個民族自己的歷史記憶。任何一個獨立的民族，都有自己獨立的歷史記憶。這種記憶既包括對本民族歷史、也包括對其他民族及整個世界的歷史或曰全球史的認知和判斷。當前，“全球性”已經成為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立足中國、關懷人類、把握當代、面向未來，從全球史的角度來理解整個世界發展的趨勢和進程。
2007年6月8日，於沛在《光明日報》上撰文，提出全球史的兩層含義：其一指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個別國家、民族或地區的歷史成為具有“全球性”的歷史，這種意義上的“全球史”和“世界歷史”意義相近﹔其二，指具有“全球觀念”的一種歷史認識、歷史思維或史學方法。
於沛認為，15、16世紀資本主義文明的產生和發展，逐漸打破人類社會長期以來的孤立封閉和自給自足狀態，導致人類的交往發生“革命”性變化。正是在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與交融過程中，人類社會的歷史開始從民族史向世界史轉變，並在此基礎上向“全球史”邁進。
為擴大學術影響，於沛主編的《全球化和全球史》文集於2007年出版，匯集國內學術界的代表性研究文章41篇，均具很強的理論性與現實性，表明中國學者的經濟全球化與全球史研究既有與西方歷史學家相通的內容，也具有自己鮮明的特點。
西方一些學者鼓吹，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全球化”也必將隨之而來，單一的文化將取代多樣性的文化。對此，於沛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經濟全球化是全球范圍內交流與互動的一個自然歷史進程。由於人類社會的空間障礙正在消失，不僅使世界經濟的發展，而且使人類文化的發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深刻影響，與經濟領域不同，這種影響並不是產生“單一文化模式”的所謂的“文化的全球化”，文化領域不能形成文化上的全球化和趨同化。
於沛指出，文化的基本屬性，首先是民族性。所謂“文化的全球化”不過是一個美麗的謊言，或者說是一個陷阱。因為漫長的世界歷史告訴人們，人類文化的起源是多樣的，在世界歷史上，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各個民族多元文化發展的歷史。如果文化的民族性失去了，世界性也就不復存在。世界文化由具有各自鮮明特點的民族文化組成，世界上不存在超然於民族文化之上的所謂獨立的“世界文化”。
於沛堅信，經濟全球化必將使世界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聯系空前增強，各文化之間相互交流與融合的機會不斷加大，各民族在繼承、發揚自己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將以更廣闊的胸懷和更開放的心態汲取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從而使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文化發展表現出相互融合和多元發展同時並存的特征。然而，無論是交流還是融合，都不再是簡單的“移植”或“同化”，而是在創造著與時代相適應的新文化。
2019年，於沛繼續撰文，深化自己的觀點。2019第3期《求是》發表了其《從大歷史觀看人類命運共同體》一文。文章指出，有些人無視人類交往的增強，對“全球化”和“全球史”做出錯誤的解讀。他們不僅割裂經濟全球化和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聯系，也曲解全球史與世界史的內在聯系。事實上，經濟全球化只是馬克思所解釋的世界歷史發展中的一個必經階段﹔全球史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改變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歷史進程，全球史觀沒有也不可能代替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
於沛還說，“冷戰”后，大國關系相對緩和，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深刻改變。但必須看到，世界經濟增長乏力，金融危機陰雲不散﹔生態環境惡化，人口問題、能源問題更加凸顯﹔冷戰思維、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無處不在﹔恐怖主義、難民危機、重大傳染性疾病蔓延﹔地區沖突和局部戰爭不斷，維護和平、構建互利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仍然是世界各國人民共同面臨的艱巨任務。是的，問題尚未解決，研究沒有終點。於沛依然筆耕不輟，他希望繼續與時間賽跑，能像當年那樣，交出不負時代的答卷。
在本文寫作結束之際，於沛告訴筆者，他收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發來的信息，其《歷史的慧眼：今天我們怎樣讀歷史》成為中國好書月榜圖書。推薦理由是：本書是學者於沛多年研究歷史的心血之作，旨在借讀者一雙“慧眼”，使其掌握正確的閱讀歷史的方法，樹立正確的歷史觀，看懂真正的歷史。
於沛，一個著書立說的人，一個平凡的學者，但他的研究成果有其獨特的價值，而貫穿在治學過程中的嚴謹、扎實、大氣、高遠等品格，則彰顯了其學術示范意義。
作者：馬寶珠，本報高級編輯，著有《中國新文化運動史》《文化更新的嘗試》《說不盡的歷史話題》《實業元勛》《心河帆影》《一個女記者眼中的人生》，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提要》，合編《光明日報五十年歷程》、“影響中國歷史的三百位歷史人物”（系列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