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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宗強（1931—2020），我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著名學者，祖籍廣東揭陽，1956年考入南開大學中文系本科學習，1964年研究生畢業，分配到江西贛南師范專科學校。1975年調回南開大學學報和中文系工作，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文系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等。曾任唐代文學學會、李白學會、杜甫學會副會長，中國古代文論學會、中國明代文學學會顧問，《文學遺產》雜志編委等。他開創了中國文學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與學科方向，先后榮獲首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第二屆思勉原創獎。他的《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明代文學思想史》，堪稱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經典之作﹔《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明代后期士人心態》《讀文心雕龍手記》《李杜論略》《唐詩小史》《因緣居別集》，亦是具有廣泛影響的學術精品。其學術著作被編為十卷本《羅宗強文集》，201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他於2001年獲“全國模范教師”稱號，又分別獲南開大學特別貢獻獎、南開大學最高學術研究成就獎。
【大家】
甘 泉
1931年2月，羅宗強先生出生於廣東省揭陽縣榕城鎮，少年時期曾入畫家陳文希和黃獨峰在榕城開辦的國畫研習班，接受最初的審美教育。念初中時，又得到郭篤士先生的文學啟蒙。郭先生讓他背誦王實甫的《西廂記》和《唐詩三百首》，引導他閱讀胡風的《論民族形式問題》。少年的羅宗強不僅領會到文學之美，還知道這“美”裡蘊含著許多思想理論問題。
1951年秋，宗強先生考入當時的南方大學國文系，不久便被派往湛江做城市工作。1953年春被調到海南島，在一個橡膠種植場裡做計劃統計工作。
然而，工作的不斷變換和輾轉遷徙，並未改變宗強先生對文學的熱愛和向往。1956年秋，憑著對文學的愛好，他考進南開大學中文系。
在南開園，宗強先生從本科到研究生，一讀就是8年。從先秦典籍到近現代文學著作，凡是圖書館裡有的，他都找來讀，並做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和卡片，打下了堅實廣博的學問根底。
南開求學期間，有兩位老師對宗強先生影響最大。一位是南開大學中文系原主任李何林先生。課堂上，李何林先生一字一句地講授魯迅的《野草》，並一一指出類似的句子和思想還出現在魯迅的哪些篇目中。李何林先生對《魯迅全集》的爛熟程度令人驚訝，他那種正直人格和嚴謹學風，對宗強先生日后的學術養成，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再一位是王達津先生，他教導學生做學問應該具備廣博的知識，廣泛閱讀原著，寫文章不能引二手材料，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這一點讓宗強先生在后來的研究工作中受益匪淺。
1964年，宗強先生研究生畢業，被分配到江西贛南師范學院任教。學校圖書館藏書有限，他帶去的大量書籍在“文革”中被抄走，隻留下一部《魯迅全集》。那段時間，宗強先生除了勞動和思想改造外，便是反復讀《魯迅全集》，從中汲取精神力量。
那時，宗強先生常在江西贛南的群山中跋涉，在隻有五六個小學生的山村學校裡聽老師教孩子們學拼音。他想不明白，這與他所學的研究生專業有什麼聯系。不過那茂密山林，那空山秋夜，那貧窮人民，讓他難以忘懷。生生不息的生命，無處不在，這種精神是支撐他度過那段艱難歲月的“甘泉”。
1975年，在江西贛南生活處境艱難異常之時，宗強先生意外收到調往南開大學工作的通知，原來是同窗好友看他日子過得艱難，征得學校同意，想辦法將他調回母校。二入南開，再次走進熟悉的南開園，漫步在開闊的大中路上，宗強先生隱約預感到人生將出現重大轉機。真是南開，南開，越難越開！對困難時刻給予幫助的好友和母校，他的感激之情難以言表。
奮 斗
重返南開，宗強先生先在南開學報工作，然后到中文系任教，他這時已經人過中年。
書生老去，機會方來。宗強先生加倍珍惜這得來不易的時機，往往是白天上班和上課，晚上先料理家務，九點以后才能坐下來進行研究和寫作，直到凌晨二三點，稍微躺一會兒，清晨六點左右又得起床，每天隻睡4個小時。
就這樣，僅用一年時間，宗強先生就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李杜論略》，1980年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杜論略》對唐代兩位大詩人李白、杜甫的文學思想、創作方法、藝術風格和表現手法，做了全面深入的比較分析和批評。
在寫作《李杜論略》的同時，宗強先生開始了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與思考，嘗試運用中國文學思想研究的新方法，探索學科發展新方向。他先從古代文論入手，選定氣、風骨、興寄、意境、神韻、神形、格調等十多個范疇，搜集了大量的相關資料。可是，正當他對這些資料進行歸納整理，力求從中找出演變線索，以考察它們各自的理論內涵和特征時，卻遇到了困難。因為每個文論范疇的提出和演變，都有當時文學創作的實際和文學思潮為背景，離開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理論范疇或術語便成了含義不明的隻言片語。如果不弄清楚古人的這些隻言片語是在什麼情況下說出來的，僅憑現代文藝理論的框架把它們歸納到一起，實際上就是拿古代的文學批評材料為現代文學理論作注解。這是一種浮躁的學風，即使把文章或著作寫出來，也不會有太大價值。
宗強先生決心放棄以往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傳統研究方法，轉而進行更貼近文學創作實際、更能反映特定時期文學批評歷史原貌的文學思想史研究。他的中國文學思想研究是從隋唐五代開始的，這是一個文學創作高度繁榮、文學思想十分豐富、成系統的文學理論批評相對較為薄弱的時期。
根據研究對象的實際情況，宗強先生認為必須從當時文學創作傾向的變化來考察文學思想，與文學理論批評相印証，這是他在讀唐代歷史資料的同時，讀遍所有能夠看到的唐人文集后形成的看法。
在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的研究中，宗強先生還發現了一些帶有普遍性的問題：首先，文學思想的發展是通過逐漸的、漫長的演變完成的。一種文學思想潮流的出現，它的萌芽，在上一個文學思潮裡，而它的余波，則存留在下一個文學思潮中，其間常常有一個過渡期。其次，文學思潮的演變與政局的關系十分密切。中國古代的士人作家，他們的出世和入世，與政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的文學觀念不可避免地要受政局變化的影響。最后，文學理論批評的成就和文學創作實際並不都是一致的。一些體系龐大嚴密的文學理論著作和較為系統的詩論，對當時詩歌創作潮流的走向並未產生明顯的影響，倒是一些近乎口號的主張，在文學思潮的演變過程中起著推動作用。
1986年，《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標志著南開獨樹一幟的中國文學思想史學科研究體系的成立。宗強先生認為，文學思想研究的關鍵，在於盡可能准確描述出特定時期文學思想發展的原貌。完全還原歷史是不可能的，但盡可能地接近歷史的真實卻有可能，這需要付出極大的精力和耐心，對史料做全面認真的清理。除史書、子書、經注外，還需按時間順序一部一部地讀別集，通過資料的全面閱讀，形成自己的印象並加以總結，決不相信他人感覺，也不相信二手資料。隻有在盡量描述出歷史的真實面貌之后，才有可能對文學思想的是非曲直做出較為公允的評價。
精 進
腳踏實地、認真務實的治學態度，不斷進取、勇於創新的開拓精神，形成了宗強先生的學術研究特色。在進行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的研究中，他發覺，一個時代的哲學思潮、文人的生存狀態和心理狀態，也是制約文學思想發展的重要因素，這引起了他專門研究士人心態的興趣。
通過對魏晉時期士人生存狀態和心路歷程的認真研究，宗強先生認為，玄學思潮起來之后，改變了一代士人的生存狀態，改變了他們的志趣、行為甚至品格，這一點對於中國文學思想發展的影響至為深遠。更重要的是，哲學的、歷史的、社會政治的種種外部因素對文學思想的影響，是通過士人心態為中介而實現的。
對士人心態的研究，不僅可以打通文史哲的界限，更可以對民族文化的審美心理、對中國人的生命情調及美感，有更全面、更切實的把握和體會。在寫作《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一書時，宗強先生試圖說明玄學思潮與士人心態變化的關系，探討士人心態的變化如何影響他們的審美情趣，影響他們的文學題材選擇，甚至影響到文體的演變。
宗強先生從這些方面，對嵇康、阮籍、陶淵明等作家的創作和思想重新進行審視，對西晉詩風與東晉玄言詩作出新的闡釋，對玄、釋合流的意義予以充分重視。這樣一來，文學思想史的研究與士人心態史的研究也就密不可分了，把細致入微的審美心理分析和以實証為基礎的嚴密思辨結合在一起，讓人既可以領悟到藝術享受的美感，又能獲得清晰思辨所引起的理性愉悅。
《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於1991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旋即獲得廣泛好評，《人民日報》《讀書》和《文學遺產》雜志都刊發書評予以肯定。
周國林先生在《讀〈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裡說，這部學術著作“既有高屋建瓴的整體闡發，又有細膩入微的個案分析，既充滿濃厚的思辨色彩，又兼具強烈的實証精神”。
吳相先生在《無奈的輝煌》中說：“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書，是‘攖人心’的書，是有所見的書。讀這樣的書，確是‘感到極大的滿足，既有一種藝術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晰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悅’。”
時任文化部部長的王蒙先生，也在題為《名士風流以后》的文章中，稱贊《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對魏晉士人心態的論析“很別致”。他說：“我已經好久沒有讀過這樣有趣又有貨色、有見地的書了。”
傅璇琮先生在《走向成熟的思考——讀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裡說：“他的著作的問世，總會使人感覺到是在整個研究的進程中畫出一道線，明顯地標志出研究層次的提高。”
學術研究是一項“體力活”，要著書而立說，非嘔心瀝血不可。在《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產生轟動效應后的一天深夜，宗強先生像往常一樣青燈攤書，突然渾身疼得冒虛汗，趴在書桌上起不來了。師母趕到大中路旁的十一宿舍，敲門通知師從他多年的弟子。我又敲開住在同樓的校工的門，借了一輛破舊的三輪車，頂著滿天星斗和寒風，吱吱呀呀地將先生送往天津總醫院。
宗強先生的身體並不強壯，當他全身心投入研究和寫作中時，經常熬夜都沒事，但每當一部重要著作完稿之后，覺得可以鬆口氣了，他往往會病上一場。
《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只是宗強先生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的副產品。他的另一部斷代文學思想史專著《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從動筆到完成，整整用了10年時間。后一部著作完成后，年屆七十的宗強先生積勞成疾，釀成重症肌無力，喝水都無法下咽。
弟子們想辦法把宗強先生送到首都的北京醫院。在學生和家人的陪護下，他積極配合治療，終於經受住病痛的折磨，迎來了令人驚喜的康復與平安。
宗強先生不僅創造了頑強的生命奇跡，也在隨后的耄耋之年裡，創造了那一代學人學術精進的奇跡。
境 界
宗強先生的學術研究是在“知天命”的后半生才展開的，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從50歲到70歲的前二十年，二是從70歲到90歲的后二十年。前二十年，他奠定了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和學科發展方向，寫出了足以傳世的精品力作。后二十年，他依然老當益壯、筆耕不輟，陸續出版專著三部——《明代后期士人心態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讀文心雕龍手記》（三聯書店2007年版）、《明代文學思想史》（上、下）（中華書局2013年版）﹔論文集兩部——《因緣集》（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晚學集》（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論文選集兩本——《當代名家學術思想文庫·羅宗強卷》（北京萬卷出版社2010年版）、《因緣居存稿》（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等。年過七旬，還能有如此厚重豐碩的成果，充分展示了宗強先生自強不息的學術精進之路。
作為宗強先生前二十年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思考和總結，21世紀初發表的《羅宗強先生訪談錄》強調了三點：一是追求真實的歷史還原，二是關注人之性情、個性的士人心態研究，三是回到文學自身的審美判斷。
宗強先生為這篇“訪談”設定了一個長標題：“自強不息，易﹔任自然，難。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他在訪談中說——
“現在我已七十二了，依然可以刻苦奮斗，憑自己的愛好，朝著既定的目標日夜工作，我自己覺得，自強不息是做到了，可是要做到任自然卻非常的難。任自然是什麼呢？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隨遇而安，不受外界干擾，保持完全平靜的心境，這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
由“自強不息”延伸出來的“任自然”，可以說，是一種與時俱進的學術境界，它體現在宗強先生后二十年的一系列論著裡。如果說前期的《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偏重於用“純文學”的觀念來觀察和衡量古代文學思想﹔那麼后期的《明代文學思想史》，則能在堅持純文學標准的同時，兼顧屬於“雜文學”的應用文體，將文學審美評判與講求實用的文章學相提並論。
在晚年著作《讀文心雕龍手記》裡，宗強先生有兩篇文章談劉勰的“雜文學”觀，即《釋〈章表〉篇“風矩應明”與“骨採宜耀”——兼論劉勰的雜文學觀念》和《釋“入興貴閑”——兼論劉勰的雜文學觀念（之二）》。他以為，“在劉勰的文學思想中，不僅存留有學術未分時的文章觀，而且有文學獨立成科過程中逐步展開的對於文學藝術特質的追求。”劉勰的《文心雕龍》文體論，除了分別體裁、文類外，更重要的是體貌的描寫和風格的辨析，后者與文學和文學思想的研究聯系更為緊密，也更顯重要。
宗強先生后二十年的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是前一個階段的自然延伸，密切關注學界的研究動態和學科發展趨勢，具有“與時俱進”的特色，而貫穿始終的是對“文學”本原問題的深入思考。他在《古文論研究雜識》中說——
“文學是什麼呢？它是一個永恆不變的概念，還是一個歷史的概念？是一個嚴格規范的概念，還是一個彈性的概念？從它的形態看，從創作的動因看，從它的社會角色看，它的特質是什麼？文學的社會角色，與它的功能是不是同一個概念？它的功能是自在的，還是受外界諸因素決定的？在現代科技迅猛發展的今天，它的功能與存在價值有沒有受到影響？應該如何給它定位？它的社會的角色，從不同的層面看，有沒有不同，如從政權的層面看，從社區的層面看，從接受者的層面看，有沒有區別？左右文學的構成因素是什麼，文學批評的標准等等，還可以提出一系列問題。”
宗強先生認為：“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還有一個主觀條件的問題。要擔負建立此種理論的人，至少必須對古代文學、古代文論有深入的了解﹔對國內外文學理論的研究進展了如指掌﹔對我國當代文學創作實際、對當前的社會文化狀況和需要有所研究。而我們現在從事這三個領域研究的人，大多獨立於本領域之內，兼通者較為罕見。一種新的理論的建立，不是單靠技術操作所能辦到的，它是對創造者學術水准的全面要求……他們中的一些人，必當能達到中西兼通、有扎實的國學根底、有高度的理論素養、有自己的學術思想的學術境界。”隻有同時具備開放的世界眼光和深厚的傳統素養，才能在復興中華文化的偉業中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思想體系。
因 緣
宗強先生回到南開后，一直在校園裡居住，他把晚年在西南村的住所稱之為“因緣居”。因緣，也就是隨緣自適，拿得起，還要放得下，與“任自然”意思相近。他坦言：“從我個人的愛好來說，從對人生的感悟、對人生的體驗來說，我是非常喜歡庄子的。但任自然非常難，我做不到，問題在於我往往喜怒形於色，愛憎分明，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不喜歡，從來不拐彎抹角。依我的氣質和習慣，我達不到庄子那種理想的境界，所以隻能是心向往之。理想化的東西，不容易做到﹔但做事要認真，要一絲不苟，卻是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
宗強先生是性情中人，有詩人情懷和藝術才華，對真、善、美很執著﹔美是自由的象征，亦是其“任自然”的精神寄托。如果說天行健而“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在他后半生的學術研究中有充分的體現﹔那麼“任自然”則是其精神生活的新進境，具有人生境界與學術境界的雙重意蘊。作為人生境界的“任自然”，是一切隨順因緣，近於庄子追求的隨遇而安、平和淡定的精神自由，主要見之於他晚年那些寫意怡情、游戲筆墨的詩書畫創作之中。詩與畫的關系，也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
靜觀天地人，揮筆詩書畫。宗強先生晚年在做學問之余，常常以書畫自娛，喜歡涂抹大寫意的花鳥畫和山水畫。他的《寫李義山詩意圖》，用靈動筆法畫風中的柳條和樹枝上站立的兩隻小鳥。畫的右上方則題寫李商隱的詩句：“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再如山水畫《何處三家村》，以潑墨染出層層疊疊的山巒，於雲霧縹緲的畫面題上自己寫的詩：“何處三家村，盡日閉柴門。荒徑少行客，無人問晨昏。孤燈與青卷，偃蹇神猶存。山外醉歌舞，利祿相逐奔。姚佚復啟態，使人空心魂。機栝相因依，成敗如覆盆。會得此中意，萬歲一成純。”以游戲筆墨遣發逸興，以題詩寄托情懷，講究詩情與畫意的水乳交融。
從小在書畫藝術方面的修養，使宗強先生具有十分敏銳准確的審美判斷力。他在《我與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裡說——
“對於文學思潮發展的敏銳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具備審美的能力。一個作家、一個流派的創作，美在哪裡，反映了什麼樣新的審美趣味，乃是文學思想中最為核心的問題。如果這一點都把握不到，那寫出來的就不會是文學思想史，而是一般意義上的思想史。如果把一篇美的作品疏漏過去，而把一篇並不美的作品拿來分析，並且把它說得頭頭是道，那就會把文學思想史的面貌寫走樣了。”
宗強先生對美的感受貫通詩書畫。他認為，文學的本質特征是審美的，面對審美對象，研究者不能無動於衷，因此文學思想研究的重心，應該由一般的理論批評轉向文學作品的審美分析，轉向文學思潮的辨認和把握，這需要敏銳的審美感受能力，不像研究理論批評那樣，隻要在材料梳理的基礎上進行理性歸納就可得出結論。中國文學思想史的研究者，若不能感受文學創作顯示出的審美傾向，不能把握作家獨特的藝術個性及其作品風格，就難以把握不同時期文學思想發展的主潮與大勢。
作者：張毅，羅宗強學生，曾獲第四屆全國高校“青年教師獎”，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南開大學“杰出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