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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方漢語研究史：16—20世紀西方漢語觀之嬗變”負責人、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歐洲語言學和中國語言學的歷史幾乎等長，前者發源於希臘羅馬，后者肇端於先秦兩漢。兩種語言學傳統各自獨立萌生，長期互不相干，在自身的疆域內緩步推進，服務於各自的語言文字，研究的重心和取向因此很不一樣。歐洲語言屬於屈折型，形態繁復多變，詞類界限相對清晰，使用易讀易寫的字母，所以在歐洲，古典時期便有語法書，中世紀才出現詞典，而文字因無須多究，並不構成學問。漢語屬於孤立型，形態簡明少變，詞類界限模糊，書寫採用繁難的會意字符，字與詞既有重合又相區別，故而訓詁學、文字學早早興起，字典編纂尤為發達﹔中古借譯經而引入反切，遂有音韻之學。唯獨語法一門，在中國傳統學術架構中向無地位，及至晚清才出現自成體系的專書。
假若東西方之間從未接觸，則當今中國的語言學乃至國人的語言生活，會是怎樣的一種狀態呢？筆者猜想，我們的語言研究仍會維持傳統小學的格局，即文字、音韻、訓詁三門，而沒有普通語言學或理論語言學﹔會有虛字書，而沒有規范語法和教學語法﹔照舊分辨字類的實與虛、死與活，而不是劃分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數詞、量詞等。甚至，我們不會有拼音字母，音標、查索、輸入的種種不便可想而知。至於我們的語言教學及考試，恐怕會限於母語一種，沒有外語一說。
反觀歐洲，假若歐人始終不識漢語，那裡的語言學將會怎樣發展呢？至少有兩個方面會大受影響。首先，有關語言的哲學思維會因此失色，不可能發問並深思：中西語言文字的差異何在，二者孰優孰劣？培根深信，中文是一種“真字”，能夠忠實有效地傳遞概念﹔萊布尼茨以為，西文是有聲語言，中文則屬於“視覺語言”﹔黑格爾聲稱，中文隱有缺陷，不利於科學發展，等等。那是一場持續了數百年的論辯，余響至今仍在。其次，倘若缺少漢語一環，中世紀學人所憧憬的世界語言圖景將無法完整，孤立、粘著、屈折三分的語言類型模式會難以構成。近代語言學家談及孤立語，無不舉漢語為例，因其不僅具有高度的單音節性，而且擁有與這一特性匹配的語素文字（logogram）。何況漢語文獻浩繁，語體復雜，使用人口基數龐大，分布廣闊而地理變異尤多，就語言文化的典型意義而言，沒有任何其他語言能夠補償漢語的缺失。
所幸歷史的進程不由人揣測，東西交通勢在必行，語言接觸無可阻擋。晚明西洋傳教士趁歐亞海路開啟之機前來中國，由學說漢話、寫方塊字、讀經籍與小說起步，逐漸認識漢語，進而沉浸探索。從此，漢語研究不再是中國人自家的事情，在本土小學的路徑之外添出一條西洋漢語研究的線索。這條線索始則單一，繼而多頭，由16世紀末的三兩冊學習筆記演繹為20世紀初的上千種專業著述，音韻、詞匯、語法、修辭、方言、文字無所不包。研究者的行列，起先清一色為在華教士，故有傳教士語言學之稱。未幾域外便起響應，歐洲各國的哲學家、漢學家、語言學家紛紛加入。久之，西士發現歐語的分析模式不盡適合漢語，而中國傳統方法亦有可取處，遂拿來摻入自己的體系。如明清虛字書為西士利用頗多，每每整個分類連同字詞的詮釋被搬去植入西洋漢語語法。略晚，有儒生張儒珍與美國教士高第丕合著《文學書官話》（1869）。至馬建忠留法歸國，借歐西“葛郎瑪”的范式自創體系，撰就《馬氏文通》10卷（1898—1899），始有本土首部現代意義的漢語語法。如此逐步進展，臨近20世紀，西洋漢語研究史也就不再純屬西學統系，而變身為一部中西語言學傳統匯同相長的漢語研究史。
對這一段綿延三百余年的西洋漢語研究史，該如何下手考察呢？無論哪門學術史，首先都要把原始文獻梳理清楚。但這一領域的文獻至少有兩點不同於一般。
一是語種繁多，有葡、西、法、意、德、英、荷、俄、拉丁語諸門，研讀原著的難度頗大。或說，西士撰寫所有中國題材的著作，都是用的各種歐語。然而，語言在其他領域的著述者只是一種表達工具，而到了漢語研究者手中，語言除此還是一種分析手段，不同的背景語言框架會導致不同的觀察視角，所獲的結果也會因此有別。比如同樣分析漢語語法，若從拉丁語出發，可能會偏愛變格變位，以為漢語沒有這些是一大缺陷，若立足於英語，則有可能簡化分析，不至因為漢語絕少形變就感到遺憾。許多原著過去難以覓得，現在電子本不難到手，而深度的解讀仍舊鮮見，多數討論止步於篇目譯述或內容簡介，局限於著者生平、藏本信息等外圍問題，正是因為研究者未能掌握分析手段，無以深及文本內裡。
二是手稿極豐，殊難盡攬。起初傳教士學漢語，都是獨自奮斗，由於沒有適合外國人用的詞典，不得不親自動手輯錄字詞、解析語句，同時創制注音以轉寫中文。如此逐年積攢，形成一定體系，才能編次成冊，供新一代教士用為進學資料。早期傳教士的語文手稿，有些已經湮滅不存，有些可能長埋於某地書庫，尚待時日發掘，真正得以傳世、為學界所識而能用作研究資料的隻佔幾成，刊行面世的更無幾種。許多傳教士身前或故后，會將手稿交予教會機構，以使遺作有所歸藏。
梳理文獻之於考史，猶如制備食材之於烹飪，雖然極要緊，卻不是學術史的精義所在。接下來須思考：歷來西士學習漢語並付諸實用，遭遇過哪些問題，怎樣反復嘗試以求克服，覓得既省便又合理的解決辦法？在探發漢語結構、思索中國語言文字特性的過程中，西士所關心的實質性問題有哪些？在不同的時期，各會派的傳教士和歐西各國的研究者怎樣從自身的立場出發，認識並理解這些問題？他們的悟識、觀點以及處理方式，同有幾分，異在哪裡，造成異同的原因又何在？諸多文獻就擺在我們的面前，需要通過精深的解讀與分析，辨別良莠，剔除枝末，歸整出一些關乎漢語特質的問題。
由文獻史上達問題史，是考察西洋漢語研究史的必要步驟。宏觀層面的問題，西士之間往往代復一代論爭，而難以達成共識。例如，怎樣理解漢語的單音節性，這種特性是孤立語的本性使然，抑或以語言發展的歷史階段為轉移？漢語語法殊異於歐語，究竟靠哪些手段運作？這些手段是形式的還是意含的？如果兩類手段都有，則如何相互協調與互補？詞法與句法之間是怎樣的一種關系，應該如何區分？詞類怎樣劃分，詞性怎樣界定？等。這一系列理論問題延伸至今，當代中國學人仍在討論，只是未必意識到西士早有論述。微觀層面的問題，雖然具體得多，也非短期就能解決。有些問題涉及應用，歷經頻繁實踐，數代人不懈求索，終有可能形成大抵統一的設計方案，或多數人傾向採納的操作體系。例如，在編寫雙語詞典時，是否有必要標明漢語字詞的語法性質？在詞目的釋義中，怎樣使中西詞語不僅意思相當，詞性也能匹配？怎樣把中文轉寫為西文，即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怎樣記錄聲調，區分送氣與否？調符和送氣符，怎樣處理才能妥帖，既便於書寫，又不與字母或其他符號相混？
漢語拼音和拉丁注音實為同一物，隻不過新舊有別，服務對象不全相同。拉丁注音主要是供外國人用，漢語拼音則是國人自己用。現在漢語拼音越來越通行，但拉丁注音（如威氏拼法）在海外猶有用場。說到漢語拼音，人人都記得周有光，尊他為“漢語拼音之父”。可是周先生自己對這一美譽不敢受，因為漢語拼音近有其父，遠則有其先祖，即明末來華傳教士發明的拉丁注音。因語言背景有異，所屬會派不同，傳教士產出的注音體系不止一種，其中影響時人最深、與漢語拼音關系最大的，是存錄於《西儒耳目資》的耶穌會注音體系。此書為耶穌會士金尼閣所著，1626年梓行於杭州，1957年復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影印再版，列為《拼音文字史料叢書》之一種。僅此一事便足以說明，國人對西洋漢語研究史上的好東西自有一份認可。一部西洋漢語研究史，能給我們很多教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