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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近代以來，天津經歷了歷史性變化。自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埠后，天津開始進入迅速發展期與新舊轉型期。“津埠本通商口岸，垂四十年，習於洋情，商賈工作強半資商埠。”作為漕運之總匯、國防之要塞、京師之屏藩，天津實居形勝勢要之區位，其財富積聚也令人稱道：“天津為北洋最繁富之區，初有小揚州之名，近則曰小上海矣”。
洋務新政打造近代工業體系
伴隨著洋務新政的實施，以軍事工業制造為基礎，近代化的工業制造體系初步形成。天津的近代化進程與清政府的軍事工業發展密切關聯，天津機器局以及西局子和東局子、大沽船廠、軍械所、武備學堂等奠定了其近代化的根基。機器局作為天津最大的近代工業企業，“它所聚集的工人數量和先進的設施，是天津此后多年再也沒有見到過的”。以天津機器局為基礎的工業體系，奠定了其北洋制造之精華地位，也由此推動天津成為華北近代工業之中心，第一代產業工人和技術骨干以及圍繞工業制造的近代文明要素日見豐富。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天津，天津軍事制造工業被摧毀，其近代化發展開始轉向民生領域。周學熙在袁世凱的支持下創辦了北洋實業，“注重於普通生業，為人民廣辟謀生之途徑”，使無業或失業者“皆得憑自力以謀生活”成為地方社會建設的“拔本之計”。1901年到1905年新政期間，“一時大興工藝蔚然成風，直隸省成為全國搞新政最活躍的省，社會上稱之為北洋實業”。周學熙提出，設立直隸工藝總局為表率，“將來工場遍立，制造日精，自然戶鮮游閑，民多樂利，不特隱患可消，且以立富強之根本矣”。北洋實業由此開始。
1900年前，中國人投資的近代工業有4家，機器磨坊、自來火公司、北洋硝皮廠、天津織呢廠。之后，直隸工藝總局所辦工業學堂附設一座實習工廠，作為“大興工藝”的示范廠，完全是日用品制造的輕工業。五年之內，直隸工藝總局直接創辦的大型工廠3座，官督商辦和官助商辦4座，民立工場11處。全省府廳州縣各種工廠65處。直隸工藝總局和考工廠的創建和推廣，造成“一時風氣丕變，人人思奮，頗有明治維新之象”。
1900年義和團事件是中國近代史的轉折點，也是天津歷史發生重大轉向的節點。“庚子以后，北洋為新政權輿之地，各行省咸派員考察，藉為取法之資。”
城市文明內涵的近代轉向
1901年到1905年新政期間，天津民用工業迅速發展，天津的近代化進程發生新的轉向，城市風貌和文明內涵也隨之有所轉變。
天津民眾的日常生活被納入現代化市政建設范疇。一個顯著的變革是都統衙門成立后就設立衛生處，把衛生問題納入城市日常生活管理范疇﹔而且“在將天津（非租界地區）交還清政府之前，都統衙門要求中國地方當局設立兩個新的城市管理機構：設巡警局以維持治安設衛生局以控制傳染病的發生”。這一變化導致的結果是“20世紀初期的天津人已經將衛生近代化與公共空間和公共責任的新觀念聯系在一起”，促使天津外在形象和內在品質發生歷史性變化，深刻地改變了天津人的日常生活。
1901年，英商瑞記洋行經理德國人巴貝和丹麥人林德，以及買辦黃玉堃、陳協中、孫仲英等，向直隸總督李鴻章申請天津市自來水的專利，獲得批准。1902年組織華洋商股合辦自來水公司，到1905年，水廠每24小時內可以供應一百萬加侖。在管理體制上，形成“華洋共治”模式，中國股東一直多於外國股東。這幾乎是天津外資企業的一個特征。與此相伴生的是“天津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量商業、工業以及服務業機構”。這些日常生活領域中的新變化從深層結構上改變著津城的品性。
津邑紳商觀念大變，務求廣設學堂，開通民智。“公私各方，協辦並舉，一時興學之風，有如雨后春筍。”從1901年天津府中學堂始，各種小學堂、中學堂、男女學堂等相繼創立，十年間大約創設了147所各種類型的學堂。新學堂不僅層次完整，“而且門類齊全，在高等學堂和中等學堂中，有工業、農業、醫學、軍事、法政、外語、師范、文學等等，還有各省旅津的客籍學堂”。此外，以“開民智”為導向的通俗報刊（《天津商報》《竹園白話報》《天津白話報》《社會白話報》《北洋畫報》《醒俗畫報》等）競相創辦，推動並見証了津城百姓生活與觀念的歷史性變化。
近代文明要素孕育新的城市發展模式
從晚清洋務新政經清末新政，直至民國時期，在劇烈動蕩的大變局中，天津發生著歷史性變化。她以近代文明要素為基礎建構了一個新的城市模式，奠定了文明轉型發展的區位優勢，在華北乃至全國都具有引領性和示范性意義：
其一，構建了現代化的產業體系。當時天津與青島共佔全國工廠數的52%、工人數的70.5%、資本額的76%，佔生產淨值的比重高達88%﹔作為重要港口城市的天津，外貿出口尤其是重要農畜產品（皮毛、棉草帽辮等）的出口量均佔全國首位。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棉花出口，天津口岸佔到全國半數以上。“黃河全域及漠南各省之貨物，靡不聚散於此，遂為華北商務之中心。”1932年，本國銀行資本總額佔到全國銀行總額的12.69%，從而奠定了天津北方最大金融中心的地位。由此形成了以天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經濟區。
其二，構建了較為完整的現代新學體系。從洋務時期的北洋電報學堂、北洋水師學堂、北洋武備學堂、山海關北洋鐵路學堂，到清末新政時期的北洋工藝學堂、北洋女醫學堂、北洋法政學堂、北洋女子公學等等，實現了新學取代舊學的時代轉型。特別是北洋女醫學堂，作為中國最早公辦護士學校，由中國第一位留美女學生金韻梅（亦稱金雅梅）任堂長（校長）兼總教習。其在中國護理職業教育發展進程中貢獻非凡，實開中國公辦護理教育先河。學堂招收的學生除直隸地區外，還有來自廣東、江浙等地的女子，首屆畢業生中有七人進入北洋女醫局工作。在近代社會轉型期間，女醫學堂推動“中國女性走出閨門，投身職業教育……本身就體現了婦女作為人的近代化的進程”。
其三，構建了具有影響力的近代傳媒體系。《北洋官報》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份產生重要影響的政府官報，1902年12月底創刊於天津。近代新聞史學家戈公振先生言：“北洋官報之刊行，以為鼓吹直隸新政之機關。”一語道破了《北洋官報》創辦的時代背景與目的。此外如《北洋周刊》，於1927年6月在天津創刊，由天津國立北洋大學學生自治會編輯並出版發行，開辟了校報史上的新紀元。還有創刊於1926年7月7日的《北洋畫報》，當時在中國傳媒界被稱為“北方巨擘”。
自晚清洋務新政以來，基於北洋工業之創建，天津近代文明要素孕育成長，骎骎日上而為華北地域之首區。社會出現的種種變革，使得天津的經濟、社會以及城市建設等方面，都出現了新的局面。天津近代文明要素的形成與構建的歷史，以及由此積澱的現代化要素，對於今天的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進程也可提供彌足珍貴的歷史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