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勇：“大京派”文學與京津冀文脈譜系的建構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京津冀文脈譜系與‘大京派’文學建構研究”首席專家、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專家論壇】

“京津冀協同發展”作為國家重要的發展戰略，從根本定位到戰略目標，都體現出了與以往任何一個區域發展不同的姿態：一方面它是“頂層設計”，是建構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形態都市群”﹔另一方面，它又是“千年大計”，是一種著眼未來的長期規劃。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考慮京津冀建設中的文化問題，如何實現文化與經濟、政治、制度、生態等多方面的互融，顯得尤為重要。“大京派”文學的建構，就是針對這一問題的探索和實踐。

京津冀一體化進程中打通文脈的重要性

京津冀一體化，從根本上來說是希望通過城市間的協同合作，來創造僅靠一個城市無法創造的效益，來解決僅靠一個城市無法解決的問題。而任何一種合作，歸根到底都是人與人的關系，這時候文化是否相通、情感是否相連，就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文脈”似乎是一個很抽象、很宏觀的問題，但實際上卻與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它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在審美需求、文化習俗、飲食習慣、娛樂方式等方面累積下來的集體文化記憶，這種記憶以特有的方式浸潤和滲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積澱成為人們潛意識裡的文化傳統和心理趨向。這種認同感和牽連感會很在大程度上影響區域間經濟合作、人員往來等各方面。比如，珠三角、長三角，之所以能夠在經濟協同發展上越走越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於嶺南文化、吳越文化、上海文化本身內部的相互牽引。京津冀地區的人們擁有同根同源的燕趙文化，身處的是相似的文化環境，傳承的是相同的文化理念，三地先天性地享有某些共通的文化基因。但另一方面，由於發展的不平衡，京津冀三地各自的文化個性和差異逐漸顯現出來，並且隨著時代的發展呈現越來越多元的形態。北京的古都文化內涵豐富，又長期作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特殊的歷史積澱和城市定位使其與其他兩地在諸多方面存在差異﹔天津漕運歷史悠久，經濟上也因此能夠自給自足，相對舒適的城市氛圍和文化心態也使得天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點﹔河北有良好的地理優勢，享受臨近京津地區所帶來的便利，但也正是因為這樣的便利，河北自身文化特色和定位不夠明顯。從這樣的現狀來看，京津冀地區三地的文脈還沒有真正打通，京津冀文化圈還沒有真正形成。

“大京派”文學如何盤活京津冀文化資源

當我們試圖為打通京津冀文脈找尋一個突破口時，“大京派”文學就顯示出其特有優勢。之所以這樣說，主要是基於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學之間的特殊關系。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進程，文化的發展往往會集中、迅速、活躍地反映到文學上，地域文化孕育催生了地域文學，地域文學又反過來帶動、激活地域文化，而且時間越久遠，這種帶動和激活的功能便越明顯。如今我們提倡以“大京派”文學作為盤活京津冀文化資源的先導動力，就是出於這種考慮。京津冀地區的文化種類繁復、類型駁雜，從文化板塊來看大致分為京味文化、津門文化和直隸文化，文化類型涵蓋游牧文化、農耕文化、漁獵文化、宗教文化等，文化流變上從燕趙文化發展至士大夫文化、洋務文化、五四文化、學院文化、紅色文化、市民文化等，這些資源既需要及時挖掘、保存、傳承，也需要去提煉、篩選和轉化。

“大京派”要構建屬於自己的歷史、文化、社會脈絡，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把京津冀的文化根基、文化特點、文化聯系搞清楚、弄准確，而文學本身就交織著一個時代的政治、歷史、社會、經濟等多重元素。如老舍的創作幾乎濃縮了半個多世紀北京歷史文化的變遷，把我們帶入如此縱深而又鮮活的歷史文化背景當中。“大京派”體系中蘊藏著豐富的文學資源，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力量，對於激活京津冀文化資源具有獨特作用。

京津冀文脈是否能夠暢通，絕不僅僅在於歷史文化遺產的整理和保存，更在於我們怎麼理解、優化、提煉傳承下來的文化資源。“大京派”之“大”，也體現在時間上的流動性：在時間范圍上上至漢魏時期的《燕歌行》《白馬行》《燕丹子》，經由20世紀30年代以周作人、沈從文、廢名、李健吾為代表的京派文學以及以老舍為代表的京味文學，下至當代以劉紹棠、劉心武、鄧友梅、王朔、徐則臣等為代表的“新京味文學”，這種動態傳承為“大京派”不斷注入新的內涵。

以“大京派”文學打通京津冀文脈，不僅意味著達成京津冀三地相同文化因素的連接，更意味著對超越地域文化個性的吸納和認可。因為文學一旦形成自己的個性與特質，就不是某一個地域文化能夠簡單給予解說的。20世紀30年代的京派作家基本都不是京津冀本土作家，他們在作品中復活的也往往是各自家鄉的風情民俗、兒時記憶。因此“大京派文學”既在京津冀之中，也在京津冀之外，在京津冀文化與全國各地的聯系中。多維立體的跨地域交流，激活著京津冀文化的生命力。

“大京派”文學是大文學觀的探索與實踐

自學界提出“大文學觀”以來，響應者和支持者頗多，但在實踐方面進展比較緩慢。“大京派”文學的建構可以視為“大文學觀”實踐的一個突破口。

一方面，京派文學研究現狀的困境決定了“大文學”研究模式亟待建立。近些年來京派文學的研究越細致、越深入，就越顯示出這樣的一個問題：僅僅從文學流派的層面對其進行研究，有些問題是說不清楚的。比如說老舍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他的作品生動地刻畫了北京市民群像、市井風情和方言土語，但為什麼學界認為老舍只是京味作家，而不是京派作家？至於以描寫北京社會生活而聞名的張恨水，為什麼學界認為他既不是京派作家，也不是京味作家？又比如說，植根於京津冀文化母體衍生出的“京派文化”“京味文化”“京畿文學”“白洋澱文學”“新京味”“新京派”等概念，相互之間的邊界在哪裡？筆者認為，將這些概念越分越細，不僅會帶來概念上的混淆，而且會影響研究的推進。我們應當突破這種割裂式的研究思路，建構起一種“大京派”的視野和體系，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社會與歷史，找到一種超然於這些之上的文化自覺。隻有這樣，這些相互牽連、難以分割的文學現象才會在一種整體性的關照中凸顯自己的文化特性，研究者也才能以一種開放性的、流動性的姿態來看待這些文學形態之間的歷史延展性和內在精神聯系，進而拓展京派文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另一方面，中國文學尤其是現當代文學本身的價值內涵決定了“大文學”研究的方向和趨勢。中國文學一直被寄予很多“文學之外”的期待。《史記》《易經》《孫子兵法》《水經注》是文學經典，也是史學記載、哲學探索、軍事兵法、地理考察。特別是進入現代之后，這種傳統並沒有走向衰落和式微，而是更加集中、更加典型地集中在了新文學的身上，對現實社會的介入、對中西文化的吸納、對民族命運的思考，已經作為一種底色、一種根基、一種傳統，影響著中國文學的發展和走向。這種傳統勢必對我們今天的文學研究提出更高、更復雜的要求。拿“大京派”文學來說，它的起源、流變、興衰，都與京津冀甚至更大范圍內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相關，它在今天及以后又該如何發展、裂變，更是與當下社會、政策、制度等緊密相連，這是研究者必須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與京津冀協同發展一樣，“大京派”文學的建構也必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從文學發展態勢來看，這種融合文學、經濟、政治、歷史、生態、科技等多因素的“大文學”研究勢必成為一種趨勢，而作為“大文學觀”實踐的一種嘗試，“大京派”文學建構值得我們研究與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