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文化的張力

學人小傳

劉夢溪，著名文史學者，山東黃縣（今龍口市）人，1941年生於遼寧，中國人民大學1961級中國文學專業畢業，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創所所長、中國文化史和學術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導師，《中國文化》雜志創辦人兼主編，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浙江大學求是講座教授兼馬一浮書院院長，長期致力於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學思潮和近現代學術思想研究，主要著作有《傳統的誤讀》（1996）、《學術思想與人物》（2004）、《紅樓夢與百年中國》（2005，韓文版2019）、《中國現代學術要略》（2008）、《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2012，韓文版2016）、《陳寶箴和湖南新政》（2012）、《當代中國之傳統與現代的變奏》（新加坡，2014）、《陳寅恪的學說》（2014）、《馬一浮與國學》（2015）、《現代學人的信仰》（2015）、《將無同：現代學術與文化展望》（2015）、《切問而近思——劉夢溪學術訪談錄》（香港，2016）、《學術與傳統》（上、中、下三卷，2017）、《陳寅恪論稿》（2018）、《七十述學》（2018）、《中國文化的張力：傳統解故》（2019）等。

閱讀印象

夢溪先生是我景仰的學術名宿大家。我與先生的淵源可上溯到20世紀80年代。在我所購的《1984年文學藝術概評》中，有一篇文章談及先祖父（湯炳正）的《楚辭》研究，其結語是：“湯炳正先生的文章，很有說服力，看來《離騷》作於淮南王劉安之論，可以休矣。”這本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當年編的學術年刊，“主持編寫”者正是夢溪先生。

嗣后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再讀夢溪先生的著述，旋即被先生的才、學、識所折服。尤其是他有關陳寅恪的系列論著，如《論陳寅恪的學術創獲和研究方法》《“借傳修史”：陳寅恪與〈柳如是別傳〉的撰述旨趣》《陳寅恪學術思想的精神義諦》等，莫不邏輯穿透力強，精義紛呈，或發前修之所未發，或為時彥之所未至，確實是“研陳”之尤為拔萃者。

夢溪先生在懷念張舜徽的《學兼四部的國學大師》中曾說：“（才、學、識）三者之中，識最難，亦更可貴。”此論深得吾心。說到先生之“識”，初讀《〈中國文化〉創刊詞》的震撼，至今猶在心中激蕩——

“本刊確認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學術乃天下之公器，隻求其是，不標其異。新，固然是人心所向往﹔舊，亦為人情所依戀。”“在學術上應特別重視中國傳統，在廣為汲納國外的各種新觀念、新學說、新方法的同時，刻刻不忘本民族的歷史地位﹔在方法上，提倡從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入手……主張宏觀與微觀結合、思辨與實証結合、新學與朴學結合。”

王蒙十年前曾說：“時隔二十年，又看《中國文化》的創刊詞，寫得還真是不錯。”

為撰寫此文，近半年來，我又將寒齋所藏先生的著述，捧讀一過，並做了筆記，記下感想，還曾專門請教吾師戴明賢先生，戴師亦愛讀夢溪先生的文章。梁啟超曾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評說自己的文章：“平易暢達……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我對夢溪先生的文章，亦作如是觀。

學術轉變

彈指三十余年過去，而夢溪先生早已成為我國學術界一位標志性人物。他在四個方面的成果斐然：一是對20世紀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和人物的研究﹔二是對中國文化史和學術思想史的研究﹔三是對國學與六經的研究﹔四是創辦中國文化研究所與《中國文化》雜志，以傳播與傳承中華文化為己任，三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夢溪先生學術思想的自我轉變階段，這主要是由文學研究轉向學術思想史研究。引導他發生學術轉變的，乃20世紀的三位學術大師——王國維、陳寅恪和錢鍾書。前后多年時間，先生心無旁騖、夜以繼日地研讀王、陳、錢的著作。先生的夫人陳祖芬老師寫過一篇《不敢見錢鍾書先生》的文章，其中說道：“在八十年代，如果你在北京的街頭巷尾，看到一個人，或者在公共汽車上，或者在路上，在樹下，在牆邊，在任何地方，都拿著書看，這個人看的一定是《管錐編》或者《談藝錄》。”這顯然非文學描寫，而是飽含感情的紀實。夢溪先生自己也說，錢鍾書的著作他的確讀得很熟，每一本、每一篇至少都在三遍以上，讀錢的筆記也有好多冊。讀陳寅恪、王國維亦然。

這些閱讀促使夢溪先生開始了一項浩大的學術工程，即著手編纂“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叢書，精選晚清民國以來現代學者的著作44家、35卷、共2000余萬字，1990年至1996年，積七年之功始竟其役。河北教育出版社於1997年將其出版，翌年獲“中國國家圖書獎”。

“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叢書架構的中國現代學術知識譜系，不止於王、錢、陳，對章太炎、梁啟超、蔡元培、熊十力、馬一浮、吳宓、傅斯年、馮友蘭、金岳霖、張蔭麟、陳夢家、張舜徽等20多位現代學術人物，均撰有專論或合論。而后又成《現代學人的信仰》一書。

馬一浮研究則是夢溪先生新開出的一個學術個案，所下功夫僅次於陳寅恪研究，前后十年，最后問世了“以馬解馬”的學術專著《馬一浮與國學》。先生說——

“我的學術興趣中間發生了轉移，我喜歡上了馬一浮。本來是研究王、陳、錢，一旦進入馬，其他就暫且推后了。馬一浮在20世紀大師中，是學問最好的一位。史學和考據學方面，馬一浮前面自當有人，但義理學，對中國思想義理的分疏方面，我看不出有誰能超過他。”

夢溪先生研究近現當代學術思想的最重要成果，首推他為“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叢書寫的總序，這就是著名的《中國現代學術要略》。1996年年底，當這篇總序以四個整版的篇幅在《中華讀書報》刊載時，可以說引起學術界不小的轟動，老師碩學口耳相傳，都說劉先生發表了“大文章”。

這篇“大文章”發表后的次年2月16日，在夢溪先生家召開了一次高規格學術懇談會。戴逸、龐朴、湯一介、李澤厚、李慎之、余敦康、王俊義等學界大家悉皆到場，發言熱烈，並伴以有趣的爭論。戴逸先生在事先給先生的信裡，對《中國現代學術要略》稱頌有加，但發言時則徑直指出，哪些是不能不回答的問題，還有哪些問題不宜忽略。龐朴先生說，此文最大的問題，是對前輩學者隻有“仰視”，沒有“俯視”，站在前輩的肩上著論才是合適的態度。余敦康先生則不認同龐的說法，提出已往的教育，恰好是隻有“俯視”，未能“仰視”。李慎之先生為緩解氣氛，說他既不“俯視”，也不“仰視”，而是“窺視”。

如今，李（慎之）、湯（一介）、龐（朴）、余（敦康）諸公都已作古，夢公府上那種高朋滿座、大儒智辯的場景已不容易再現了。

十年后的2008年，《中國現代學術要略》由三聯書店出版單行本，又十年后的2019年出版增訂本，這是夢溪先生自成一家之言的學術史之作，重點論述的雖是現代學術與人物，但對中國傳統學術亦以前四章的篇幅，多所論列，而且勝義紛陳，都是長期研思積累的創獲。如說“學術思想是人類理性認知的系統化，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既順世而生又異世而立是學術思想的特點。轉移風氣、改變習俗，學者之理趣覃思與有不滅之功焉”，以及“學術思想的隆替與變異是中國文化史上最壯觀的一幕。就與歷史行程的比較而言，可以說一代有一代的學術﹔但一定歷史時期如果沒有另外的學說與之頡頏和相互撞擊，佔據主流地位的學說內部便會分裂、內耗乃至自蔽”等等，都是令人警醒的創辟勝解。

由文入史

夢溪先生的學術歷程，經過了“由文入史”和“由史入經”的過程。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至本世紀前十年，是“由文入史”的過程，那麼除《中國現代學術要略》《現代學人的信仰》以及更早的《學術思想與人物》之外，他的專門研究陳寅恪與義寧之學的三書，即《陳寶箴和湖南新政》《陳寅恪的學說》《陳寅恪論稿》，應是“由文入史”個案研究的重要成果。

《陳寅恪的學說》是對陳氏學說體系內部構造的疏解，《陳寅恪論稿》則是對陳氏學說體系外部學術觸點的著論。值得注意的是，夢溪先生認為，作為史學家的陳寅恪，在他的著作中已經構建了一個歷史文化學說的學術體系，其中包括獨立自由的學術精神、中體西用的文化態度、“有教無類”的文化與種族的學說、獨特的闡釋學和詩史互証的研究方法等。

夢溪先生的“研陳”是將陳學和義寧之學結合起來的，既研究寅老本身的學術思想和學術精神，同時亦研究他的家學淵源和義寧陳氏一族的優美門風。在“研陳”的同時，先生又研究了中國現代學術史上與陳氏關系最密切的王國維，知者稱為“王陳並治”。他的《王國維與陳寅恪》一書據聞近期即將問世，不過從已讀過的《王靜安先生思想學行傳論》《王國維與現代學術的奠立》《王國維的十重矛盾和最后歸宿》三篇章來看，其搜羅材料之翔實、史實還原考証之細致和思想掘發之深入，均見出夢溪先生對現代學術開山王國維這一學術個案所作研究的眼界和功力。

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解，夢溪先生特別注意寅老對詩中之史和史中之詩的深層發掘，以及對歷史事件深層結構和歷史人物心理結構的發覆索隱，並把此種關注擴展到對陳寶箴和陳三立的研究之中。最明顯的是，他通過解讀陳三立《散原精舍詩》中每年春秋兩季赴南昌西山所寫的述哀和祭墓等詩作，對陳寶箴系慈禧密旨賜死的公案有諸多發覆索隱，從而証實此一公案實際上是歷史的本真。

《陳寶箴和湖南新政》的最后一章《陳寶箴之死的謎團及求解》，全文連同注釋逾五萬言，就是為徹底解此一案而設立的。特別是該章的第七節“慈禧的第二次殺機”和第八節“陳三立的倒后復帝活動”，其有關背景和史實的考訂，特別透過陳三立詩文復活當事人的心理和場景，發現了許多單純的史學考証所未及見的隱藏的歷史面向。

夢溪先生見微知著、發覆索隱的功夫，為一些研究戊戌變法史的大家所推許。楊天石先生認為，夢公對《戊戌政變和陳寶箴之死》的考証，“思想嚴密，考証精細”，“是對近代政治史研究非常重大的貢獻”。

這裡還需提及夢溪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此書篇幅不大，不到十萬字，但分量可是不輕。先生以孔子論狂狷的一段經典名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作為全書的緣起和綱領，釋証道：“‘狂’和‘狷’的特點，都是不追求四平八穩，隻不過一個急促躁進，希望盡快把事情辦好，一個拘泥迂闊，認為不一定什麼事情都辦。‘狂’和‘狷’都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並據此提出：“孔子的狂狷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革新的甚至革命的意義。特別是‘士’階層以及秦漢以后社會的知識人和文化人的‘狂者精神’，事實上已經成為藝術與人文學術創造力自我發抒的源泉。”

《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以其獨特視角和創發精神，得到了海外學者的青睞，韓國Catholic大學韓惠京教授，本來正致力於把夢溪先生的《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翻譯成韓文，但當她看到《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一書后，決定先翻譯此書，並很快由韓國書壇子出版社於2015年出版發行，書名譯作《狂者的誕生——中國狂人文化史》。夢溪先生在韓文版自序中寫道——

“歷史的哲學命題原來是這樣：一個社會如果沒有狂狷了，也就是人的主體意志的自由失去了，那麼這個社會也就停滯了。但狂有正、邪：狂之正者，有益於世道人心﹔狂之邪者，亦可為妖。所以需要‘裁之’。正是在此一意義層面，中庸、中道、中行可以成為節制狂狷的垂范聖道。它可以發出天籟之音，警示在陷阱邊冥行的人們，左右都有懸崖，前行莫陷渠溝。太史公豈不雲乎：‘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其實宇宙人生的至道，都是可參可悟而不可施行的絕對。”

由史入經

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夢溪先生完成了“由史入經”的轉變，而這一過程是通過研究馬一浮而進入的。他的《馬一浮與國學》雖以題義名書，實際上卻是關於馬先生的學術思想傳論，既梳理傳主的生平志事，又探究其學術思想。

通過深研馬一浮其人其學，夢溪先生認為：“馬先生的學術思想系直承宋學而來，特別受朱子的影響至為明顯。但他的思想義理多為原創獨發，‘六藝論’和‘義理名相論’可視為他的兩項極為重要的學理發明，足以在現代學術思想史上現出光輝。”又說：“馬一浮的學術思想體系，可以用‘新義理學說’立名，其學理構成為‘六藝論’和‘義理名相論’兩部分，其方法則是儒佛互闡和會通儒佛。”

為何稱馬一浮的義理學說為“新義理學說”？夢溪先生認為，這是針對宋儒的義理學說而言。宋儒融佛而辟佛，馬先生卻視儒佛為一體之兩面，只是名言化跡之不同而已。正是由於“義理名相論”的提出和建立，馬先生從學理層面，把宋儒的義理學說和佛學的義理整合在一起了。

夢溪先生所作功夫，一是辨明“六藝”和“六經”源流﹔二是進入六經的文本奧窖，掘發六經的價值論理。為此，他連續發表系列專論和通論，共計十余萬言。《敬義論》《立誠篇》《論和同》《論知恥》等是先生專論的代表文字，而《六經的價值論理：中國文化貢獻給人類的共同價值》則是關於這一議題的總論和通論。

馬一浮先生的“六藝論”和國學論是一題之二義，重新定義“六藝之學”為國學的“國學論”。為此，夢溪先生寫道：隻有如此厘定國學的內涵，國學才有可能成為一單獨的學科，與文史哲諸科門不相重疊。中華文化具有恆定意義的價值理念悉在“六經”，以“六經”為國學，可以使國學進入現代教育體系。

馬一浮先生的“六藝論”包括“六藝之道”“六藝之教”“六藝之人”三項連貫的思想范疇，國學教育可以通過“六藝之教”，傳播“六藝之道”，從而培養“六藝之人”。“國學”這一概念，在中國古代本指國立學校，幾千年來一直如此。當晚清外學大規模進入，知識人士反思固有傳統，才有作為一門學問的國學概念的提出。夢溪先生是當代學界最系統辨析國學概念的歷史和義涵的學者，從2006年開始，他先后發表《論國學》《國學辨義》《論國學之內涵及其施教》，闡釋得系統詳盡、源流粲然，可以認為已令此問題剩義無多。

馬一浮先生1938年講學於浙江大學，首先提出國學概念應如何辨析的問題，並以佛學語言將“楷定國學名義”為講題，直接置疑“今人以吾國固有的學術名為國學”的論述，而提出“今楷定國學者，即是六藝之學”的新的國學定義。馬先生此一國學定義被湮沒七十年之后，幸得夢溪先生十多年來一再為之闡發，現在才漸為學術教育界所理解與接受。

夢溪先生說：“馬一浮……這個定義能夠准確地反映國學的基本義涵，也更容易和現代人的精神世界相連接。這是完全可以與東西方任何一國的學術區別開來的原初學術典范，是我國獨生獨創獨有的民族文化的自性之原，同時也是中華學術的經典淵藪。既可以為道，又可以為教，又可以育人。”“我最服膺的就是馬先生的這個定義……馬先生早已被邊緣化了，沒有人講他的定義對與不對。我近年研究馬，所以特別注意他的這個定義，覺得這個定義真正把國學的本源講清楚了。”

文化堅守

當我們面對夢溪先生的學問世界時，不得不提及由他創辦和主編的《中國文化》這一名刊，至今已經整整三十年了，其對研究與傳播中國文化所作的貢獻，為海內外學術界人士有目共睹。

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佔據顯學地位的主要是西方的各種文化思潮，而綿延數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卻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對此，夢溪先生憂心不已。1988年6月，他奉調來到中國藝術研究院，立即著手建立中國文化研究所和創辦《中國文化》雜志。

《中國文化》以“深研中華文化，闡揚傳統專學，探究學術真知，重視人文關懷”為宗旨，一切從學術出發，提倡獨立的自由的學術研究，杜絕門戶之見，廣納百家，友接四方。

《中國文化》創刊20周年之時，夢溪先生在京城召集過一個學術雅集，楊振寧、何兆武、湯一介、樂黛雲、馮其庸、戴逸、李學勤、李澤厚、余敦康、范曾、陳平原等一致高度評價這本特殊的學術刊物——

湯一介說：“在1949年以前，能夠在中國留下影響的一本雜志，是史語所的《集刊》……夢溪這本雜志辦了二十年，從歷史看來，這是一本可以留下來，讓大家參考的重要雜志。”

李學勤說：“《中國文化》之所以為《中國文化》者，我想這是由於它的文化理想和人文胸懷。《中國文化》確實是一本具有獨特學術風格和學術個性的刊物。”

戴逸說：“這個刊物有特殊的學術品格，在我們今天這個社會裡邊，比較少，可以說鳳毛麟角。不受社會風氣的影響，不被官場市場所左右。我很喜歡看，每次來了我都看。”

董秀玉說：“一個雜志的性格，就是主編的性格。我看《中國文化》的二十年，就是看劉夢溪的性格。一個，是他低調，這個雜志也是這個風格。對這個雜志，我的感受是，它學術，它名士，還有一個是它性情。這基本是夢溪的性格。”

這些學術大家可謂言之不虛。《中國文化》不愧是一方有一無二、深具品位的學術傳播園地。夢溪先生做事一如做學問，他的名言是：要麼不做，做就做好。以至於《中國文化》每一期的封面分色和插頁安排，他都會親自動手。

琢磨此文如何收尾之時，忽然收到《文選》學名家、廣西師范大學教授力之先生就拙稿寫來的一段點睛之筆，堪為拙稿之升華焉——

總而言之，夢溪先生不僅學養深厚，而且識力犀利、殊為善斷。其所以能走進20世紀現代學術大師學問世界之深處——尤其是王、陳、錢、馬的，雖有外在的動因，實亦關乎其內在之“前緣”。而通過這些大師所筑之“橋梁”，先生盡管更重要的是走向我國的古代，然大師們看問題的世界視角與國際性的角色，給其“以極大的震撼和啟示”。因之，先生對我國文化的堅守與傳承之立場，不僅基於就中華以觀中華，亦緣乎其放眼於域外之文明。用先生的話說，即“學問的大背景，是人類整個的思維成果”。王、陳二先生分別如是說：“天不欲亡中國之學術，則於學術所寄之人，必因而篤之”﹔“自昔大師巨子，其關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在筆者看來，先生自然是稱得上“學術所寄之人”而具文化托命之擔負者。從某種意義上說，其本身便是當代中國傳統文化研究領域之一獨特的“學術個案”。

（作者：湯序波，著有《湯炳正先生編年事輯》等，編有《楚辭講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