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分別系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副教授
尚勇,是中華民族重要的精神傳統。盤古開天、女媧煉石、愚公移山、大禹治水,這些言說先民心志的神話傳說,都包含著對“勇”的崇仰和贊頌。可以說,一部中華文明史,就是中華民族英勇面對無數困難和挑戰的不屈奮斗史。在櫛風沐雨一路向前的歷史征程中,“勇者不懼”深深地刻寫在中華民族的寶貴性格之中,成為無比珍貴的民族精神基因。
“勇者不懼”之“勇”,是大勇,而非小勇。小勇者,不能忍小辱小過,睚眦之仇必報,這是匹夫之勇,是小勇。大勇者何?循大義、迎難上,義無反顧、無所畏懼,是為大勇。大勇之“大”,在與“義”融。魯莽強悍、好勇斗狠,並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指人們在危難面前堅守道義、堅定前行的無畏氣概。當弟子司馬牛問君子為什麼能不憂不懼時,孔子從守義的角度擲地有聲地回答:“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勇者的無畏氣概,產生於道義的感召。如果自己的行為是正確的,哪怕有千軍萬馬的阻攔,我們也要無所畏懼、勇往直前(“雖千萬人,吾往矣”)。《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記載,趙人藺相如攜璧出使強秦,為國家大義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在秦廷之上理直氣壯地斥責秦王上下﹔而面對廉頗的魯莽冒犯之舉,藺相如又能為國家利益計而甘受個人委屈。藺相如的故事生動演繹著“勇者不懼”“義以為上”的品格。司馬遷對此熱情贊嘆道:“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禮記》講:“有義之謂勇敢。”我們之所以推崇勇者,就是因為勇者能夠無懼地堅守並光大道義。
勇者在道義的感召下能夠不懼艱險,甚至不懼犧牲,但勇者並非一無所懼。中國古人向來批評那種什麼都不懼怕、什麼都不忌憚、什麼都不敬畏的蠻勇。孔子曾經在門人面前稱贊顏回的聰明睿智,一向以勇猛自詡的子路不服氣地問老師,如果您行軍打仗,將會和誰一起呢?孔子回答道:徒手與虎搏斗、赤腳橫涉河灘,如此死掉也毫不后悔的莽夫,我是不會和他一起共事的﹔我要一起共事的一定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的人。亦有史載,孔子常常批評子路“能勇而不能怯”。可以說,中華文化推崇的“勇者不懼”,實是“無懼”與“有懼”的統一。從大義、大局的角度出發,要藐視一切困難、無懼任何挑戰﹔從具體行事的角度出發,則要心懷敬畏、怵惕之心,朝乾夕惕、如履薄冰。此外,在道義感召下不懼外在艱險,但卻時常憂懼道之不行、義之不彰,這也是勇者內心兼具的“無懼”與“有懼”。《中庸》開篇強調道義不可須臾而離時,就指出:“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真正的勇者,有銳氣,也有靜氣。孟子與弟子公孫丑討論“勇”德時曾提到“不動心”的概念。所謂“不動心”,就是指在突如其來的危險面前能鎮定自若、巋然不動,“每臨大事有靜氣”的境界。同時,這種不動如山的強大定力、靜氣,又“至大至剛”“折而不撓”,有著壓倒和戰勝一切的韌性與力量。明代思想家王陽明被貶貴州龍場時,萬山叢棘中的“蛇虺魍魎、蠱毒瘴癘”磨礪出他“不動於心”的定力與大氣。這種靜氣和銳氣,在王陽明帶兵平定寧王朱宸濠發動的叛亂時得到了生動體現。據王門弟子錢德洪所撰《征宸濠反間遺事》載,軍旅中的王陽明不顧戰事繁忙,堅持與門人講學問道。一次探馬來報前方戰事失利,弟子皆驚懼失色,陽明接待完報信者,徐徐就座,神色自若地重拾中斷的話頭繼續講解。很快又有探馬來報前方叛軍大潰,弟子皆喜形於色,陽明接待完報信者,仍徐徐就座,神色自若地繼續講學。有人請教得勝之術,陽明說:“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沉著的靜氣,進取的銳氣,一同滋養著勇者的不懼品格。
如何培養這種臨危不懼的沉著靜氣與進取銳氣呢?中國古人提出了克己與成己的辯証工夫。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國時,曾在陳、蔡之間被軍隊圍困而一度絕糧。情勢危機之下從人憂慌失據,但孔子卻始終沉著冷靜,“歌兩柱之間”“修樂不休”。危機解除后,子貢表示要銘記這場不幸遭遇,孔子直接反駁道:“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孔子為何珍視這場坎坷遭遇?他把艱難困苦當作了成就英勇人格的重要外在條件。當然,困境本身不能成就勇士,真正成就勇士的,是人們面對困境時的修為和態度。《周易》謂:“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面對外在的艱難險境,我們要反求諸己,在克除內心恐懼、憂愁、煩擾的同時,積極自我砥礪、超越突破,並在道義感召下奮發有為。孔子在陳、蔡之間弦歌不輟、修禮作樂而不休,體現的就是其於困境之中堅持克己成己、進德修業的勇猛精進品格。
中國古人常以玉相比相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的特點與“勇者不懼”的品格高度相似。同時,從石到玉的切、磋、琢、磨過程也與人在困境中錘煉無畏勇氣的歷程相類似。“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中華民族在數千年風雨征程中,沒有被任何外在困難嚇倒,而是憑著自己在其間砥礪出的“勇者不懼”品格,開辟出文明的新天地,書寫出發展進步的新篇章。面對當前之新冠肺炎疫情,中華民族強勁地展現著,也進一步錘煉著這一寶貴的精神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