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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萍:筑城碑記 串起絲路大道城鄉網絡的歷史坐標

張萍2020年04月10日12:58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家社科基金專刊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碑記所見西北地區城鎮形態演變與城鎮社會變遷(1368—1911)”負責人、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筑城碑記是城池建筑與修葺過程中,各地所建的功德碑與大事記,大多由地方政府邀請當地名人記事。由於碑記多系親歷者所述,記事翔實,內容可靠,史料價值較大,可謂城池修筑的第一手資料。筑城碑記或摹勒刻石,以碑刻存世,或撰成文章,以文獻保存,對研究中國城池發展史、城鎮形態以及城鎮社會變遷都有極重要的史料價值。

明清兩代遺留下大量筑城碑記

我國西北地區長期以來是絲綢之路交通往來的主動脈,這裡很多區域農牧交錯、民族眾多,各類人員間的貿易、交流頻度高。出於防衛的需要,大多聚落筑有城牆。民國時期秦翰才曾記述,“便是一個平常的村鎮,也往往建有很好的城垣。原來西北自古是邊塞,為防異族的侵入,攻守之具不能不力求完備”,筑城就成為聚落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這裡的聚落城牆厚,結構復雜,攻守之具完備,再小的堡寨也將筑城視為聚落發展的一件大事來做。因此,西北地區遺留下大量筑城碑記,主體為明清兩代。據現有資料統計,能夠完整保存於世的明清民國碑記共計267篇。其中多數為碑石,但由於歷年戰亂、兵災,毀佚嚴重,目前留存於世可以收集到的碑石僅31方,其余多數保存在各府縣地方志或個人文集當中。目前,從個人文集及地方志等文獻能夠整理出相關筑城碑記仍有236篇。如果按省域分區來統計,碑記數量最多的為陝西省,共計140篇﹔甘肅次之,共計97篇﹔青海11篇,寧夏13篇,新疆6篇。這些整理出來的碑記資料,大多具有時代的連續性,且均可以翔實復原地理定位,是串起近六百年絲路大道——西北區域城鎮與村寨網絡的重要歷史資料。

近代西北地區經濟與社會總體格局大抵奠基於明朝。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於廣袤的西北地區建立陝西布政司、都指揮使司與行都司。督指揮使司與行都司實行衛所建置,半軍事化管理。伴隨州縣、衛所建置的完善,西北地區人口、交通與聚落不斷完善。據《明史·地理志》統計,明代陝西布政司下轄8府21州95縣,除此之外尚有陝西都指揮使司,下轄實土10衛5千戶所,大體包括今天的陝西、寧夏兩省區及甘肅東部地區。陝西行都司的前身為洪武七年(1374)設立的西安行都司,至二十六年(1393),行都司的轄區才基本穩定下來,擁有12衛、4守御千戶所。

筑城碑記記錄諸多社會歷史材料

明代衛所分布較廣,聚落大抵以城、鎮、堡、寨為主。據不完全統計,僅今榆林境內長城沿線的較大堡寨就有39個,寧夏衛較大堡寨88個,固原衛45個,其他鎮衛數量都不少,清代雖有發展,但基本結構繼承明代。這些以城牆為標志的聚落構成西北地區的社會基礎,西北筑城碑記對這些歷史坐標記錄完備。

(一)明代西北筑城碑記最具特色的要數甘寧青三省區,今天能統計到的共計67篇。這一區域在明代主要以衛所建置為主,多數城池修筑與衛所營堡構建相始終。在現存的明代碑記中,很大一部分是衛所營堡筑城碑記。如青海省:嘉靖年間都御史許宗魯撰著的《重修西寧衛記》、萬歷四年(1576)參議張問仁撰著的《重修西寧衛城記》,是對西寧衛城二次重修的詳細記錄。以其與萬歷年間馬自強撰著的《固原鎮新修外城碑記略》、同期崔鏞撰著的《磚修榆林鎮城記》相互參証,可以看到明代鎮衛城池修筑的一般規模、基本結構與背景信息。而蘭州市區等地保存下來大量營堡修筑的碑記資料,包括修筑金城關關城、西古城、哨馬營、大岔口堡、三眼井堡、永泰城等長城附近的關城與堡城。這些碑記詳細記載了城堡的修筑時間、地點、規模、過程、當地的地理環境與軍事地位,是難得的研究明代軍衛的一手資料。

(二)筑城碑記多具有連續性,將這些連續的碑記綴連起來,就成為當地城鎮發展、社會結構復原的一個基本依據。如今甘肅天水市,明清兩代共留有筑城碑記7方,從西寧衛到西寧郡,共留存筑城碑記4方,慶陽5方,陝西的鄜州(今富縣)4方、榆林7方。

以明清時期秦州(今甘肅省天水市)為例,7方筑城碑記分別撰著於明嘉靖(2方)、萬歷時期,清順治、同治、光緒以及民國時期。這7方碑記對城池修筑的過程、規模、用料等都有較詳細的記錄,歷次增修所體現的城鎮職能分區記述尤詳。據這7方碑記我們復原如下:秦州古名成紀,位於今甘肅東部,渭河及其支流橫貫其中,農業與交通都比較發達,因此開發歷史久遠。宋以前此地即建有一系列堡寨,元末多毀。明太祖洪武年間修筑秦州衛城,城址建在渭河支流藉水河谷的北岸,也就是后來的“大城”,衛城之內以儲軍,隨著地域經濟開發,吸引了周邊民戶定居,民戶聚居體首先在大城的西側形成,且多從事商業貿易,至明中期,以至西郭之民“倍於城”。這樣就形成大城之內以軍衛人口為主,而西郭主要集中民商之人的城鎮發展格局,秦州的經濟重心也自然匯集於西郭。

嘉靖年間,蒙古軍隊一度攻入蘭州西郭,“秦隴之間戒嚴”,於是秦州開始增筑西郭城,至明末形成東西五城,分別為大城、中城、東關城、西關城、小西關,小西關內建有規模宏大的伏羲廟建筑群,因此也稱伏羲城。由秦州城市格局的變遷來看,從衛所到州縣,由五城職能各異,至統一的天水市建置,這中間的變遷既反映了地方行政制度的變化,也是經濟發展作用的結果,對於研究明代軍衛制度、清代人口職能分區、抗戰內陸經濟發展都有參考價值。

(三)清代西北筑城碑記從數量上統計略多於明代,由於此時西北地區不再是邊防重地,州縣設置取代了明代的衛所建置,各州縣經濟與社會管理整齊劃一。因此,各縣的修城記也很整齊,時代特征很明顯。與明代相比,大規模的城池建設工程少了很多。清代西北地區州縣修城的頻率增加了,但工程量多數減少,持續維護是主要的修筑方式。這樣,維護城池的資金來源也形成多種渠道。士紳與官商捐資成為修城的重要資金來源,留下了大量商戶捐資的歷史資料。這些資料對研究西北地區城鎮經濟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甚至有些村堡都留下了這樣的商業史資料,十分難得。

(四)筑城碑記所記城鎮資料結合堡寨定位、遺址、考古文獻,我們已將之建成城鎮歷史地理信息(GIS)數據庫,為未來該地區城鎮發展與遺產保護都將提供非常重要的數據支持。

城鎮堡寨是這一地區非常重要的聚落形式,這些聚落實體構成了區域社會的基本結構,也是絲綢之路沿線經濟實體最基本的外在形態。而筑城碑記是對這些經濟實體成長過程最詳細的記錄,將它們串聯起來,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這中間的政府運作、民間投入、人口遷徙、交通構建、經濟成長,這也是絲路沿線社會文化形成的歷史寫照。通過運用如今的地理信息技術,甚至可以精准地將它們復原到地面之上,成為研究絲綢之路社會變遷非常寶貴的一手資料。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編:孫爽、程宏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