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具有前瞻性的實踐社會科學

實踐社會科學可以被視作諸多面向實踐的社會科學學科的總稱，這些學科在理論與方法上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研究邏輯。近日，第十七屆開放時代論壇暨“實踐社會科學與中國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來自國內外的70余名學者參加會議。與會學者從歷史學、社會學、法學、民族學等學科視角出發，對相關問題展開了深入探討，取得了豐碩成果。

在實踐中發現問題並給予解釋

實踐社會科學的倡導者為歷史學家、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歷史系教授黃宗智先生。他認為，當前中國研究通常由特定的理論立場出發並據此提出研究問題，目的是証明所設定的“假說”。而這種“假說”往往來自西方，在應用到非西方世界時，社會科學研究常傾向於探討某一國家或地區的不足，隱含或公開倡導西方的發展模式。實踐社會科學就是要顛倒上述認知過程，從特定國家的歷史與現實出發，進而建構理論，在實踐中發現問題並給予解釋。

雲南大學譚同學從民族學的研究范式切入，討論了學科面臨的范式危機。他認為民族研究因過於倚重文化解釋，脫離了當代中國經濟、社會與政治轉型的實踐經驗，在新時期，以透視實踐經驗為導向的社會科學視角應是民族研究的新方向。中國人民大學馬小紅通過分析中國法律史研究方法指出，研究方法應當根據現實做出相應的發展和變化，不應隻關注方法論而忽視現實問題，否則難以產生植根於當下的以社會需求為導向的法律史研究成果。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余盛峰從法社會學視角探討了這一話題，認為法治實踐不能直接套用西方學說或盲目堅持本土主義的學術路徑，而要在社會理論層面展開更加切實而深刻的分析，並在正義和規范層面對法治發展作出前瞻性的批判、反思和引導。中國人民大學高原從社會科學方法論中形式主義與實質主義之爭出發，指出經濟學中的形式主義思想理念力圖形成啟發人們理解經驗世界的輔助性認知手段而非建立普遍規律。當代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趨勢可稱為“形式主義經濟學的實質主義化”，對該趨勢的把握有助於破除新自由主義以理想化理論敘事遮蓋經驗研究的迷思。

用實踐的觀點理解社會

在具體實踐研究方面，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立足於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圍繞基層治理、鄉村經濟、法律實踐等議題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在基層治理研究中，治理技術被廣泛討論。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陳柏峰認為，鄉村治理空間中“擁擠社會”特性和“權力分散”特性制約著基層執法能力。而空間區域化機制能再造基層執法，它通過建立綜合治理（執法）體系實現執法機構的統合和區域化，通過將村級治理主體納入執法體系實現空間的分界和局部化，通過時間和資源的情景化配置實現時空分區，最終重構鄉村治理空間及其權力密度，解決執法權薄弱和執法能力不足的問題。復旦大學熊易寒通過對上海市J鎮和L街道的跟蹤調查（2012—2018年），發現互聯網技術深刻改變了基層權力結構：在互聯網興起之前，基層權力結構包含基層政府、積極分子和群眾三個圈層﹔在微博和業主論壇時代，草根意見領袖崛起並成為重要的社會力量﹔在微信時代，草根意見領袖式微，基層政府通過微信平台與群眾直接發生聯系，網絡技術成為精細化管理的工具。這三個階段分別對應著有限動員型政府、協商型政府和用戶友好型政府。

在鄉村經濟研究方面，土地問題始終是鄉村經濟問題的核心。中國人民大學夏明方認為，從歷史上看中國革命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土地問題，產權分配、土地經營關涉革命合法性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林剛認為土地不僅僅是商品，更關系到老百姓的基本保障，通過回溯史料數據指出，土地買賣不能解決土地問題。中國人民大學黃家亮認為，當下農民的土地觀念呈現出“語言混亂”的復雜形態，它是平均主義觀念與“市場—產權”觀念兩套話語體系在同一時空場景下相互碰撞的結果。現有農地制度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框架的同時，又實施一系列以市場化為取向的制度安排，從而產生具有內在張力的土地觀念結構。瑞典隆德大學裴小林用動態產權理論檢驗英格蘭和中國的農業和農業革命。其發現英格蘭的農業和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私有產權和市場制度的產生都是農業人口人均耕地，尤其是人均播種面積從減少轉變為增加的結果，而非新古典產權理論認為的資本主義的市場制度和私有產權導致了英格蘭的農業和工業革命。

在法律實踐研究方面，四川大學景風華、中國人民大學蔣正陽和美國賽基諾州立大學安秉日都對中國親屬與繼承制度的實踐和變遷展開研究，展現出法律精神與傳統觀念間的復雜矛盾。復旦大學趙劉洋通過對訴訟案件中的勞動爭議的研究，提出政府主導的實踐法理應置於地方政府和市場的多重復雜關系中去理解，勞動法構建不能單一強調形式主義合同邏輯而忽略舊有的實質主義勞動保護邏輯。四川大學張瀲瀚通過對法律移植的局限性研究，指出要想理清偵查取証中的失范問題及其根源，就要進入真實的取証過程中把握行動主體的結構、行為與動機，據此量體裁衣、定點突破，不能僅從域外既有的方法中挑揀解決方案。

在評議階段，部分學者對上述研究展開了細致評議。清華大學張小軍就譚同學的觀點進行了延伸，認為民族概念本身是實踐的產物，現在也應該用實踐的觀點去理解。我們當前對民族概念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並非源於實踐，而是來自西方觀點及傳統觀念的混合。美國斯坦福大學蘇成捷針對景風華等三人的報告提出，對觀念制度與法律實踐變遷研究的回溯范圍應當更廣，應挖掘民國和改革開放前的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王躍生針對華東理工大學熊萬勝的報告指出，不同地理環境下的家庭經營模式具有多樣性，而非純粹在體制下的剛性和同質性。清華大學汪暉針對黃宗智提出“表達性現實”和“客觀性現實”間分離的問題，其認為概念有能動作用，除分析性范疇之外，還能夠組織和創造現實。我們在研究社會現象時，既要貼近它，又要保持一定距離，如此才能掌握其背后的運行機制，黃宗智先生的方法論對實現上述目標具有重要啟發。黃宗智針對裴小林的報告指出，英格蘭的經驗現象是獨特的，具有較大的歷史偶然性，卻被建構為一種普世經驗和道路並強加於全球，嚴重妨礙了中國和其他后發國家對自身的認識。

拓展實踐社會科學

在此次會議上，黃宗智對實踐社會科學主張進行了反思和拓展，系統提出“建立具有前瞻性的實踐社會科學”的新命題。他認為，現有實質主義理論的優點在於它不輕易被其他理論或意識形態所主宰，概括與經驗証據連接更加緊密，更符合實際。當前中國新理論建構的問題是缺乏“前瞻性”，而求真的學術是根據精准的經驗研究，通過對現有理論的取舍、對話、改造和推進來建立帶有經驗界限的、行之有效的、更符合經驗實際的概括，然后再返回到經驗/實踐世界中去檢驗。學術問題應該是從求真和崇高的道德價值動機出發，不應局限於如今流行的庸俗和工具主義/功利主義的研究方法或其所謂的“問題意識”。

中山大學吳重慶認為，我們當下時代“前瞻性”命題之一就是如何更加合乎實際地研究中國、理解中國，理解中國在時代之間、區域之間的內在關聯，理解世界中的中國與中國之外的世界。這就要求我們跳出西方主流理論去認識中國，切實理解傳統革命與改革相互貫通的中國，同時要將中國作為方法加以研究。作為方法的中國不是一個神秘的中國，而是一個打開的中國，一個充滿動能與實踐勢能的中國。要認識日新月異的中國，尤其需要實踐的社會科學。

清華大學崔之元指出，實踐、實質和實用三個概念是密切聯系的，以此來理解前瞻性的道德理念和相關話語。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要比研究所謂普世性的西方理論更符合實際。熊萬勝也就“三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認為“實”也對應著理想，即黃宗智先生談到的前瞻性問題。理想有三種，即作為理想類型的理想、基於道德價值的理想和所謂的心願與願望，我們不能隻在第一個或第二個方面來談現實、實踐和前瞻性，對學者而言，關注自己的初心與善惡之辨也至關重要。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