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來何處不歸鴻

編者按

流寓文學與文化研究正成為學術熱點，不僅成果產出、課題立項逐年增多，而且平台建設也有突破，中國流寓文化研究中心獲批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即為顯例。本期刊發3篇相關論文。“鄉愁”可謂流寓文學的永恆主題，但不同時期流寓者的故鄉觀念是不同的，更主要的是流寓者精神的自我調適與超越。彭潔瑩副教授的論文以宋代流寓嶺南文士為例，闡釋了流寓者故鄉觀念的變遷，觸及了流寓文學的一個重要命題。“春秋代序，陰陽慘舒”固是文學藝術發生演變的重要因素，但無論作品創作抑或傳播接受最根本的還是作為主體的人。李雄飛教授的《“西調”流變》，通過對明清兩代西北人群“流寓”現狀的描述揭示了“西調”流變的深層原因，視角獨特。韓愈流寓潮州僅有短短八個月，但卻產生了深遠影響。李言統教授從“韓愈詩文及事件的傳奇化敷衍”等四個方面，論述了文人、官方與民間合力演繹的具有多重面相的韓愈形象，對研究流寓文人與地方文化的關系具有啟迪意義。（張學鬆）

“嶺南”在地理上包括現在的廣東廣西及海南，負山臨海，距中原萬裡之遙，氣候炎熱、颶風時作，風俗奇陋，成為唐宋時期的“死囚流放之所”，是唐宋文士心中文化不至的蠻夷之地。由此，因貶謫、宦游、避亂等各種原因流寓到嶺南的宋代文士，面對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放逐，在生命沉淪的苦痛中，“北歸”“還鄉”便常常出現在他們的詩文中。然而，日暮蒼茫，何處是吾鄉？檢讀這些詩文可知，宋代流寓嶺南的文士在“北歸”的企盼中，“故鄉”的內蘊是變化著的，這些變化顯示了他們對流寓地的逐漸接受和精神超越。

一

流寓嶺南的宋代文士企盼北歸之故鄉，首先是指生於斯長於斯的“家山”“故土”。

蘇軾早在入仕之初，即有與蘇轍“夜雨對床”的設想，晚年被貶儋州，更有“相從歸故山，不愧仙人杞”（《以黃子木拄杖為子由生日之壽》）的故鄉之念，然而“故山不可到，飛夢隔五嶺”（《和陶雜詩十一首》）。當他看到海南人不重寒食節，而在上巳日上墳時“老鴉銜肉紙飛灰”的熟悉場景，更是油然而起“萬裡家山安在哉”的鄉關之思。蘇轍被貶嶺南時已60余歲，從雷州到循州，他“常懼寄死南荒，永隔鄉井”，唯願“羅網解脫，振衣北還，躬耕為樂”（《龍川青詞》）。蘇轍回應兄長的“故山”之約：“歸心天若許，定卜老泉室。”（《次韻子瞻寄賀生日》）秦觀在元祐黨爭中一貶再貶，從處州、郴州直到橫州、雷州。在雷州，秦觀悲嘆：“南土四時盡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作石，一齊忘了家鄉。”（《寧浦書事六首》其三）鄒浩受章惇打擊，兩謫嶺表，面對“廣南東西四十州，瘴癘莫與新昭侔”（《移居昭州》）的不適，他所思所念的皆是還鄉：“此生豈復公卿望，惟喜斑衣早到家。”（《記夢》）李綱在雷州：“此身漂泊旅天涯，九日淒然客念家。”（《九日懷梁溪諸季二首》）重陽佳節加深了天涯客子的思親之心。

“安土重遷”思想孕育了中國古人的鄉國親情意識，就這方面而言，隻要在異鄉，都會引起思鄉的惆悵。然而在宋代被視為化外之境和“死囚流放之所”的嶺南，由於迥異於中原的自然環境與氣候風土，身體的不適本來就容易產生生命脆弱、命運無常的憂懼，遠離朝廷的被拋棄感又加重了這種沉淪之悲。在孤獨淒怨的心境下，家鄉和親人就是生命中最大的慰藉，成了流寓嶺南文士心中最自然的指向。

二

“家山”畢竟在萬裡之遙，流寓嶺南的宋代文士們不得不屈從於北歸無望的現實處境，對流寓地從最初的疏離、排斥、對立到熟悉、適應、接納，甚至“直須便作鄉關看”，在對他鄉作故鄉的轉化過程中，心態上經歷了從憤恨憂懼、失望疲憊到淡然平和的過程。

宋代流寓嶺南文人把流寓地當故鄉，並不意味著“家山”不好，而是在自遣中努力以各種方式使他鄉可居。當他們調整心態，便也發覺，他鄉的山水竟也秀麗，風物可取，士民可親，這反過來又堅定了他們在流寓地著書授徒、宣化斯土的決心，由此嶺南流寓地便也成了能夠安身立命之所在。

三

宋代流寓嶺南文士的歸情無論是指向“家山”還是流寓地，都有具體的地理意義，是“安身”之所，然而想要破除困擾求得安寧，不僅在於安身，更在於安心。有了這種以心靈自由為旨歸的超然曠達，那麼中原也好，嶺南也罷，無論歸家或者歸朝，所有的安心之處都成了安身之所。

蘇軾《定風波》“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借對隨王定國遠謫嶺南之歌妓柔奴的贊嘆，抒發自己逆境中隨緣自適的曠達襟懷。晚年流寓嶺南，他對人生的思考更臻圓融，認為“雖在海外，未嘗不歸雲爾”（《和陶歸去來兮辭·序》）。嶺海北歸途中其精神升華到四海為家的境界，“春來何處不歸鴻”（《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海北天南總是歸”（《次韻郭功甫觀予畫雪雀有感二首》）。這種融合了儒、釋、道思想的故鄉觀，消解了故鄉與他鄉、中原與嶺南、顯達與貶謫、出與處的矛盾和對立，成為他超越苦難、不以離鄉去國為憂的重要精神力量。遠謫嶺南的蘇轍，亦極力擺脫世事牽系，更多指向內心：“不悟萬法空，子如此心何？”（《次韻子瞻和淵明擬古九首》）李光謫居嶺海十五年，然而他“是非榮辱，了不相干，故十五年之間，雖老而未死”（《與胡邦衡書》），其《乙丑二月予赴貶瓊山，蘇令辦自蔚平追路至陸川訪別臨行作兩小詩》曰：“墟落相逢一笑迎，旋沽濁酒得深傾。明朝轉首俱千裡，君到藤江我到瓊。”瓊山也好，陸川也罷，正是有了這種寵辱不驚、心安為家的隨緣自適，李光才能坦然笑對和好友各自南荒遠謫。緣於“從來到處安心地，肯認家山作本原”（《逸賢峒》）的超然洒脫，胡銓面對新州暮春時節的陰晴天氣、連綿梅雨，沒有常見的憂愁哀怨，想到的是“今歲荔枝能好”（《如夢令》）的豐收喜悅。

流寓嶺南的宋代文士，在“北歸”的企盼中，“故鄉”的內蘊在具體的地理概念上經歷了從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到對流寓地“直須便作鄉關看”再到“此心安處是吾鄉”的心靈避難所的變遷，其間流寓文士們經歷了遷客逐臣的幽憂怨憤、佛道隱士的超脫圓融、敦敦儒者的淑世情懷的心態變化和自我精神重建過程。

（作者：彭潔瑩，系廣東海洋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