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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小傳
李修生，1933年生，山東德平縣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江西師范大學、內蒙古師范大學兼職教授，1950年考入輔仁大學中文系，1954年考取北京師范大學古典文學專業研究生，1957年研究生畢業。曾任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主任及古籍研究所所長、國家古籍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文學遺產》編委，現為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成員、中國元代文學學會（籌）會長，是國內元代文學研究的開拓者和領軍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參與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該書獲國家教委特等獎）的撰寫工作，編著《中國文學史綱》（宋遼金元卷）（明清卷）、《元雜劇史》等，主編《全元文》（獲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古本戲曲劇目提要》（獲北京市哲學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元史全譯》、《中華大典·戲曲文藝典》等，合作主編《四書五經辭典》、《古籍整理與傳統文化》、《中國分體文學史》、《遼金元文學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系列之一，該叢書獲北京市哲學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文史英華》（獲北京市哲學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等。
李修生先生是我國元代文學研究的開拓者和領軍人。先生接觸元代文學，可以從1954年讀元明清文學方向研究生時算起，至今已60余年。一甲子的歲月倏忽而逝，甘坐冷板凳的他潛心黃卷，在學林譜寫出濃墨重彩的篇章。
戲曲研究
李修生先生對戲曲的興趣是在幼年時就培養起來的。那時，他家住北京南城南橫街，距天橋不太遠，常常尋個機會便去看雜技、曲藝、戲曲演出，有時也隨長輩到當時著名的劇場，如尚小雲“榮春社”中和劇場、李萬春“鳴春社”慶樂劇場以及三慶、廣和、廣德等處觀看名角的戲。先生在《元雜劇史》后記中回憶：“鳴春社的連台本戲，尚小雲扮的王昭君，荀慧生扮的紅娘，金少山洪鐘般的嗓音，筱翠花的踩蹺，以及震耳的鑼鼓，都給我留下很深的記憶。”
后來，李先生屢次與戲曲結緣，他的戲曲研究生涯，大約可以概括為三個階段——
首先是學生時代。1950年，李先生考入輔仁大學中文系。大一時，馬少波、阿甲、黃芝崗三位老師合開一門戲曲課，馬先生講戲曲理論與戲曲改革，阿甲先生講戲曲導演，黃先生講中國戲曲史。馬先生當時是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時任院長是梅蘭芳先生），教學之余，他組織學生觀看了十幾場京劇演出，掀起了一股“京劇熱”，也再度激發了李先生的興趣。后來，李先生與李長之老師商議，以“明代雜劇研究”作為自己研究生的學位論文題目，只是因為當時的政治運動而沒有完成。
1960年，剛剛晉升講師的李先生參加了全國高校文科教材會議。次年，即參加游國恩、王季思、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等先生主編《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工作。這是他戲曲研究生涯的第二階段。近三年裡，李先生主要承擔戲曲和元明清詩文部分初稿的撰稿任務，並參與集體討論。因為王季思先生負責元明清戲曲、季鎮淮先生負責元明清詩文，李先生時常謙虛地說，這等於是跟著兩位先生讀第二次研究生。也正是在此時，他明確了以古典戲曲作為自己的科研方向。可惜的是，教材出版不久，由於各種原因，研究計劃中斷了，而且一停便是十幾年。
1978年，教育部決定繼續使用這部教材，隨即啟動修訂工作，李先生再度共襄盛事，主要負責元明部分。這是他第三次與戲曲研究結緣，而且在此時將自己治學的方向聚焦到元代戲曲。直至1987年由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調任古籍研究所所長，先生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編纂《全元文》上。
在中國古代戲曲研究領域，李先生始終倡導治學路徑的多元化，他非常關切戲曲文獻與文學批評，時常思考戲曲文學的演進與分期、地方戲曲文化、戲曲風格流派等諸多問題，也致力於發掘和整理戲曲文獻資料。
李先生繼承和發揚先校長陳垣先生蒐集文獻“竭澤而漁”的功夫，耗時八年，和友人吳書蔭、張燕謹、張雲生、黃克等全面搜羅古典戲曲存本，編著《古本戲曲劇目提要》，揭示諸劇劇名、作者、故事來源、劇情、前人評論、舞台影響及主要版本。這部目錄書輯錄的劇目比《曲海總目提要》及《補編》多出一倍以上，是傳世古典戲曲劇本的全面綜覽，可謂戲曲研究的入學門徑，嘉惠學林。
不僅如此，李先生還主編《文史英華·戲曲卷》《元曲大辭典》等，前者是傳世古本戲曲精彩選段的匯編，后者則是以元曲為匯集與詮釋對象的專科辭書，正編收2500余詞條，包羅作家作品、藝人、曲譜、文獻文物等。
2017年年底，李先生和李真瑜、張大新教授合作編纂的《中華大典·戲曲文藝分典》出版，這部大型文獻力求把中國古代的戲曲材料收全，包括理論部、詞曲部、演習部等，戲曲文物、晚清京劇和地方戲等資料也有收錄，可謂從戲曲理論、創作到搬演，無所不包。
文獻資料是研究戲曲這門表演藝術的始點，諸書闡、繹兼備，檢、讀俱佳，共同構筑起元曲乃至中國古典戲曲研究最堅實的文獻基礎。
古籍整理
2016年，有媒體記者採訪李先生，他謙虛地說：“我不知道自己如何評價自己，但我一直從事古籍整理和研究，而且我很喜歡古籍整理和研究。”先生以實學精神做研究，極重文獻，古籍整理成為他生命中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正是元曲研究起步的新階段，文獻基礎薄弱，李先生擬從白朴入手，編寫年譜，考察其交游情況，以期進一步認識元代劇壇、文壇面貌。盧摯是白朴弟弟的妻兄，先生依據當時抄錄的材料輯成《盧疏齋集輯存》一書，於1984年出版。之后，先生又與李真瑜、侯光復合作出版《喬吉集》。
1987年9月，李先生調入北師大古籍所。結合國家教委、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1986年杭州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建設意見，北師大古籍所確定以元代文史和元代古籍整理為科研重點，並提出編纂《全元文》的計劃。這成為先生學術生涯的一個轉折點。
1988年，古籍所正式向古委會提出《全元文》編纂立項申請，評審專家建議先期對元人文集進行全面普查，完成《國內所藏元人文集版本目錄》。在此基礎上，1990年12月，《全元文》獲批古委會“八五”重點資助項目，此后又列入古委會“九五”“十五”重點項目、教育部“九五”重點資助項目、國家《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1991-2000年）》等。
《全元文》是對元文的全面總結與匯集。由於元代文化的特殊性，編纂工作對語言、地理、民族等有關知識所需甚廣，難度極大，而且當時還沒有廣泛使用電腦，基本上是靠復印、剪貼。李先生殫精竭慮，一步步推進《全元文》的編纂工作，尤其是與負責出版《全元文》的江蘇古籍出版社反復交換意見，隨時糾謬補缺。譬如，在返還第二、三冊校樣時，先生致信卞歧，增補前三冊元太宗、李志常、元世祖文共4篇，又提及希望將原在第三、二批書稿中的初期重要人物王鶚、陳時中提至第二冊開始部分。
在《全元文》的編纂過程中，學界諸位前輩同人自始至終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支持和期待。鐘敬文先生專門讓李先生到家中，希望他不畏艱難，坐上多年冷板凳，把這項工作完成，並多次對工作安排提出意見。2002年，李先生拜望《全元文》顧問啟功先生時，啟功先生高興地指著書架表示，《全元文》1至25冊已經擺在書架上了，現在還空著幾許地方，等待全書的完成。
就這樣，在李先生的帶領下，眾人迎難而上，沒有辜負學界的期許，這部收錄作者3140余人、文33400余篇，共2800余萬字的60冊巨著，於1997年至2004年陸續出版，索引卷於2005年12月出版。2006年1月13日，《全元文》出版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許嘉璐、鄔書林，蔡美彪、鄧紹基、陳高華等文史專家三十余人，以及中宣部、教育部、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古委會秘書處的有關負責人悉數到會祝賀。
《全元文》是李先生及其團隊饋贈學界的不朽財富，為當世提供方便，為后世存一代文獻。教育部原副部長、原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副組長周林為其題詞“多民族共造元代輝煌，眾學者合纂鴻篇巨著”，恰如其分地評價了這部皇皇巨著。鐘敬文先生則在95歲高齡時為其題寫“蒐輯一代散佚，增強故國文明”，成為這部總集意義的最好注腳。
《全元文》奠定了元代文史研究的文獻基礎，極大地推動了相關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李鐵映先生主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前沿報告（2000年卷）》時，盛贊這部總集的修撰“在一定程度上使元代文學研究提前走完了艱難的准備時期”。
《全元文》問世之際，李先生已屆古稀之年，但他老驥伏櫪，開始和《全元文》部分編委會成員謀劃補編和修訂工作。在多年文獻准備的基礎上，2017年12月10日，“《全元文補編》編纂工作研討會”在京召開，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學部委員陳高華及文史專家譚家健、劉曉，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主任、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廖可斌及元史學會副會長張帆，長江學者杜桂萍、査洪德，復旦大學陳廣宏，浙江大學徐永明，漢語大詞典出版社總編輯李夢生、鳳凰出版社社長姜小青等諸位先生共襄盛事，標志著《全元文》補編工作正式展開。2018年12月23日召開第二次會議，補編普查工作告一段落，進入校點階段，預計輯補佚文5000篇左右，文集50余部。這又是學界翹首以待的一項重要成果。
元代情懷
元朝的歷史評價在部分學者書寫的著作中有意或無意地被遮蔽曲解，變得難以辨識。譬如，“九儒十丐”的牢騷話則成為元代儒士地位空前低落的論據，而這些話語在世人的記憶裡根深蒂固。正確評價元代與元代文學，有待實事求是的研究工作，而作為專攻元代文史的學者，李先生在多種場合呼吁對元代文學與文化的再認識。
首先，李先生特別關注各種文獻資料對於元朝起訖點的界定。明朝修元史、新中國諸多得獎史著、中國國家博物館均將元朝定為1206年—1368年，即始於鐵木真統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國，終於明軍入踞大都。但目前研究著作和部分博物館眾說紛紜：有的從1271年忽必烈採謀士劉秉忠建議將國號改為“大元”算起，有的以1276年南宋向元廷遞交降表或1279年宋軍崖山大敗為起點，有的則從1234年金亡時算起。這些說法大多要先講一段大蒙古國的歷史，但如何講述亦是莫衷一是，有的認為這是中國史的一部分，有的不認為這是中國內部。
起訖點的界定代表了一種歷史觀。李先生並不認同諸如楊維楨《三史正統辨》所謂“一日之命未絕，一日之統未集”治統、道統因襲相續的正統觀，也極為反對基於中原文化本位的王朝史觀。他認為，無論是將元朝的起點定在宋元鼎革，抑或是入踞中原之后，都不符合元朝自身興盛衰亡的實際。因此，他呼吁，在世界史的視域下觀照王朝史，正視蒙元興於大漠、多民族政權並立與統一的事實。換言之，一方面，先生強調，大蒙古國的歷史亦是元朝史，不應站在中原文化本位的立場上將其人為割裂﹔另一方面，元朝入踞中原、代金宋而興，這個政權依然是中國史的一部分。
其次，李先生帶著強烈的使命感，撰文向大眾介紹元代文化的成績，借堅實的論據重新評價元代。如在《元代文化四人談》一文中，他模擬司馬相如的“子虛”“烏有”，借吳君、徐君、烏君、許君之口，一件一件擺元代文化成績，標舉元代曲學、書畫、教育、天文、地理等方面的成就，誠如陳垣先生《元西域人華化考》所謂中國之聲明文物盡發無遺、儒學文學均盛極一時。先生認為，元代文化是近世文化的開端，對明清乃至近代具有重要影響，是中國文化的轉折期﹔元代文學是多民族士人互動的成果，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是活躍而輝煌的。
最后，李先生從事元代文學研究，始終堅守世界視野和中國立場。在《全元文》前言裡，他寫道：“元代是一個多民族相互融合、又與外界有著廣泛交流的時代，文化具有多民族性和世界性這兩個特點。”他以全球視角審視蒙元統治下的中國，始終強調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及西域文化三者碰撞與融合的事實，並從13、14世紀世界格局變遷的角度思考過元朝的地位以及元代文學嬗變的趨勢。所謂中國立場，則是在基於元朝史亦是中國史的認知上，用中國思維研究包括元代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先生極力反對理論上的西方中心論和實踐中的西方典型論，反對牽強附會的比附，主張從中國文學自身發展史的角度思考元代文學的歷史地位。譬如，先生近年修訂的《中國文學史綱》及參與主編的《中國分體文學史》，都主張回歸文學本體，以文體嬗變與作家創作為具體內容，注重各體文學演變的歷史脈絡和文體批評，力圖尋繹中國文學發展路徑。
師道傳承
李先生時常與我們后學坐而論道，言必稱前輩學人的師德風范。先生告訴我們，他的導師李長之先生誠朴敦厚，讀研一時，李長之先生指導他點讀《詩經》《楚辭》，第二年點讀李白、杜甫全集，一步一步引領其進入學術殿堂。李長之先生長於德國古典哲學研究，曾經准備翻譯黑格爾全集，他主張研究應從文獻資料出發，又要從宏觀角度進行理論思考，而不是引用外國理論家語錄。
劉盼遂先生一生淡泊質朴，精於朴學，治學嚴謹，上課卻是很隨興，類似啟功先生自稱的“豬跑學”。當時，李先生和同學每月都會去劉先生家裡一次，劉先生每每都在整理古代文獻典籍，案頭上是什麼書便隨手拿來作為講授內容，旁征博引，文獻資料信手拈來，各種史料典故如數家珍。
鐘敬文先生是民俗學權威，也是古典文學研究名家。鐘先生特別強調坐冷板凳，他從“五四”開始一直從事民俗研究，終生堅持未變。
章黃學派傳人、訓詁學大家陸宗達先生講“說文”很是風趣，課下與學生交談也多。他的社會活動也很多，又多才多藝，能唱昆曲，也能吹笛子伴奏。
賢俊慕而自附，日浸淫而合同。前輩師者的道德文章指引李先生成長，他也以此自立，並言傳身教。於道德氣度而言，先生恭遜謙讓，不與人相爭。於人才培養與學科發展而言，先生謀篇布局，一手打造北師大中國古典文獻學國家重點學科以及當下國內元代文學研究團隊。
編纂《全元文》之際，北師大古籍所首任所長白壽彝先生忠告李先生：“要注意整理與研究結合，隻整理不研究，整理也做不好，每個研究人員可以選擇合適自己的題目。”先生以此為契機，布局發展，北師大古籍所隨后成為國內元代文史研究重鎮，中國古典文獻學最終獲批國家重點學科。
同時，李先生注重與學界的交流，提攜后進，培養元代文學研究人才。僅以《全元文》編纂之初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為例，他先后請元史研究專家蔡美彪、邱樹森、楊訥、陳高華、周良霄、周清澍、亦鄰真等先生，文獻學專家黃永年、安平秋、孫欽善、嚴紹璗等先生，元代文學專家鄧紹基、張燕瑾、黃克、呂薇芬、麼書儀等先生舉辦多期元代文學與文化、古籍整理與傳統文化助教進修班、研究生班、高級研討班，與《全元文》編纂工作相始終。
李先生一方面借機探討《全元文》編纂問題，為這項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也旨在培養古籍整理與元代文史研究人才，包括元代文學學會副會長査洪德及黃仁生、國家圖書館卓連營、全國高校王星漢、邱瑞中、張大新、王忠閣、王齊洲、趙義山、王樹林等教授都曾在這裡得到師長的親炙。
李先生高屋建瓴，規劃諸位學者的科研方向，査洪德專攻元代詩文與文論、原先從事六朝文研究的張大新轉型元代戲曲研究、原先從事詞學研究的趙義山轉向元代散曲研究……諸位各執一領域，悉心耕耘，有條不紊，最終成長為獨當一面的專家學者。
於學術生涯而言，李先生始終以實學精神對待學術研究，著作等身，晚年仍孜孜不倦、筆耕不輟。陳垣先生有言：“考尋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言，人實誑汝。”李先生奉之為圭臬，為學必以論據說話，而尋繹文獻必追尋其史源，因其考証而考証之，從而在第一手資料中發現並解決問題。
如今，李先生已80余歲高齡，仍志於此道，近年來，他選取詞學大家夏承燾、葉嘉瑩兩位先生關於王沂孫的大著以及治元史大家蕭啟慶先生《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一文等，一一追溯史源、考証辨析，於史料的細微處發現新問題，重新審視元初士人的出處。
李先生終其一生潛心黃卷，旨在傳道。道者為何？一為道學，道德學問﹔一為師道，薪火相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隻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我們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業。”先生和他的后繼者們重新認知元代社會發展、民族關系與文學成就，正是志在繼承和傳播文化遺產，知古鑒今，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堅定文化自信。
（作者：施賢明，畢業於北京師范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文學博士，現為南通大學文學院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