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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哲學篇
科學總結新中國成立70年成功實踐
續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偉大篇章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同時也是五四運動爆發100周年。學者們認為，新中國的成立，徹底改變了近代以來中國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悲慘命運，中華民族走上了實現偉大復興的壯闊道路。有學者認為，新中國70年是一部社會主義發展史，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有學者認為，新中國70年積累了寶貴經驗，最為關鍵的一條就是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
學者們認為，新中國70年、五四運動100年的實踐証明，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學者提出，馬克思主義是與時俱進的科學真理，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必將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深入推進而不斷豐富發展，續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偉大篇章。
牢記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
推進馬克思主義政黨自我革命
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后繼、英勇奮斗的根本動力。有學者認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映照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指引著新時代中國在民族復興征程上闊步前進，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根本任務是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有學者提出，要深入探討中國共產黨人初心使命的哲學基礎，明確“什麼是中國共產黨、黨為什麼存在、黨需要什麼作為”等重大理論問題。有學者認為，黨的初心和使命是黨的性質宗旨、理想信念、奮斗目標的集中體現，越是長期執政，越不能丟掉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色，越不能忘記黨的初心使命，越不能喪失自我革命精神。在新的征程上，我們要把黨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於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就必須牢記初心和使命，在新時代把黨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有學者提出，馬克思主義是指導我們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銳利思想武器，為推進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
當今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必須增強防風險能力和斗爭本領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世界正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有學者提出，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所指明的歷史時代，這個歷史時代是資本主義仍然佔統治地位的時代，同時也是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並最終戰勝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時代。有學者認為，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核心是一個“變”字，本質是世界秩序重塑，全球治理機制完善，主要表現是世界權力轉移對象出現根本性變化，國際格局劇烈動蕩，世界秩序出現坍塌的危險，世界正面對大調整、大變局要素的比拼前所未有，國家治理機制、手段和執行力的比拼成為主導變局走向的主要因素。我們應抓住機遇、應對挑戰，推動變局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創造良好外部環境。與此同時，有學者提出，隻要中國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各種敵對勢力對中國西化、分化的圖謀就不會改變﹔中國離民族復興目標越近、離世界舞台中央越近，敵對勢力越會想方設法攻擊抹黑中國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加緊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和價值觀滲透，加大策動“顏色革命”力度。“顏色革命”是西方國家開展意識形態斗爭的長期戰略，我們要做好防范和抵御西方“顏色革命”的長期准備，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進步重大貢獻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世界未來發展指明正確方向
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使世界上正視和相信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人多了起來，使世界范圍內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的歷史演進及其較量發生了有利於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深刻轉變。有學者表示，中國發展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成功經驗、展現了光明前景，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強大力量，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的重大貢獻。有學者認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發展的歷史必然，為解答“世界怎麼了、世界向何處去、我們怎麼辦”的時代之問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為世界未來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所做的重大貢獻。
（作者李建國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經濟學篇
減少資源的錯配
推動高質量發展
資源錯配問題持續成為經濟學界的重要話題。在資源錯配的原因方面，有學者指出，國內市場逐步形成了上游國有企業為多寡頭，下游民營企業為壟斷競爭的“垂直結構”，這種市場結構使得下游民營企業存在進入不足的問題，導致了資源錯配，降低了社會總福利。因此，未來的產業政策應該鼓勵民營企業進入，減少垂直結構導致的資源扭曲。另一些學者指出，增值稅多檔稅率會導致抵扣鏈條出現“低征高扣”和“高征低扣”現象，扭曲中間投入價格，由此造成資源錯配和全要素生產率損失。為此，應該盡量減少增值稅的稅率差異，最好是實行單一稅率。還有學者認為，城市之間的資本配置扭曲是導致中國大中城市偏少、小城市數目過多的重要原因。如果消除資本配置扭曲，將使得社會福利提高38%，並伴隨著50%的人口重新配置。此外，有學者運用企業數據進行估計，認為中國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空間仍然很大，未來10年裡即使隻釋放出配置效率改善空間的一半也能保証每年3.85%的經濟增長率，改革“紅利”仍然十分豐厚。
改革生育和養老政策
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
有學者研究發現，過去40多年，中國生育率的下降和預期壽命的延長對經濟增長產生了正面作用，但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這種正效應正在消退，向負效應轉變。因此，當前中國應盡快出台提高生育率的人口政策，以便優化人口年齡結構。多位學者注意到，養老金政策會對勞動力供給產生影響。有學者發現，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會激勵職工提早退休。這意味著，中國應穩定養老金增長率，並適時推出漸進式延長退休年齡政策。還有學者指出，為了彌補養老金不足，可考慮國有資本劃轉養老保險基金。研究發現，從促進勞動力供給增長的角度看，劃轉的同時降低繳費率，並引導父母同等重視子女數量和質量，將有助於實現養老保險制度與勞動力市場的良性互動發展。也有學者認為，與延遲退休政策相比，人工智能可以較好地應對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因此中國可以通過發展人工智能來應對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沖擊。
積極應對貿易摩擦
提高中國出口地位
學者們對中美貿易摩擦高度關注，並提出了應對策略。有學者從貿易摩擦導致的不確定性入手，分析了貿易摩擦對企業出口的影響。研究發現，企業在面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時，適度地等待進入時機有助於提高后續出口的穩定性，但過度的等待會適得其反。這意味著，中美兩國及時達成貿易協議，消解貿易摩擦，對兩國企業的福利損失會較小，而錯過最佳窗口期則會使兩國企業利益受損。還有學者從輿論對國際貿易影響的角度進行了分析，發現美國輿論環境惡化會促使美國進口貿易下降，但輿論環境趨好對美國進口貿易的影響並不顯著。並且，加工程度越復雜、差異化程度越大的產品受到的負面輿論影響越大。
要減少中國在貿易摩擦中的負面沖擊，關鍵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提高中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和國際地位。諸多學者均發現，產業或區域集聚是提升中國出口質量的重要渠道。至於中國出口產品附加值提高的原因，有多種說法。一是企業空間集聚程度的提高有助於增加中國企業的出口國內附加值。二是中國加大人力資本投資，顯著推動了加工貿易的升級。三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貿易自由化提高了中國企業出口的國內附加值。
擁抱數字經濟
完善金融監管
互聯網革命使中國實現了數字經濟和數字金融的快速發展。有學者發現，中國的數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區的發展速度快，而且顯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尤其是對農村低收入群體而言。可見，數字金融促進了中國的包容性增長。渠道研究表明，數字金融的發展幫助改善了農村居民的創業行為，並帶來了創業機會的均等化。與此同時，有學者提出，應加強數字經濟時代的金融監管，創新監管理念和監管手段。有學者梳理了我國新金融業態的發展歷程與主要特征，發現出險前網貸平台普遍面臨較大的資金流壓力，而規模較大、利率異常的平台出險會加大網貸系統風險﹔網貸行業出險對銀行業系統性金融風險、金融不確定性存在溢出效應，而輿情不是網貸平台出險的決定因素。因此，應重視新業態風險對正規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和金融不確定性的溢出效應，並建立金融科技監管沙盒制度、明確准入機制、大力發展監管科技並實行穿透式監管、加強對風險預警和緩釋機制的建設。
（作者聶輝華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院教授）
倫理學篇
詮釋“新時代美好生活”
實現中國道路價值引領
美好生活是人類孜孜以求的願景和向往，也是人類世代相續的夢想與追尋。新時代美好生活則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獨特命題，是基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獨創性而展開的。有學者認為，正確闡釋的美好生活必然是自主的生活、成功的生活和有意義的生活。有學者指出，伴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新時代美好生活”成為了一種新的生活樣態，它內在地包括了“人民主體，政黨引領”的主體樣態、“矛盾轉變，供需融合”的發生樣態、“勞動為本，共創共享”的實現樣態與“理想同構，世界延伸”的外部樣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隻有揚棄“物的依賴性”並秉持“自由個性”的實踐意旨，新時代的美好生活方能完成向“人本身”的“復歸”，實現對於中國道路的價值引領。有學者認為，立足當代中國境遇和接續人類精神譜系的新時代美好生活訴求，既有必然的現實邏輯，也有內在的哲學邏輯，其充分展開離不開這樣三個維度：一是在本源維度中基於感性生活、德性生活與超越性生活的共生，守護美好生活的生成根基﹔二是在認知維度中聚焦傳統、現代與后現代生活方式的共在，重塑美好生活的觀念認知﹔三是在價值維度中基於意義邏輯、價值尺度與品質境界的共顯，映照美好生活的價值關懷。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尋求共同的價值依歸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總書記應對國際復雜挑戰、著眼於世界前途和人類發展提出的中國方案，在國際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有學者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質上是一種倫理共同體，它從根本上反映了當代人類對世界發展的國際道德價值判斷和訴求，並彰顯了當代人類增進共同價值和共同利益的希望。它以強調“世界各國或人類命運與共”作為國際道德價值觀念或國際倫理精神的核心，同時倡導同舟共濟、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同生共榮、同進同退五種國際倫理意識。當今世界強有力的倫理整合力量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現實基礎。對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構建，有學者指出，我國提出的“公平正義”在方法論上是集體主義的，是破解個人利己主義“公平正義”價值疑難、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方法。也有學者認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需要一套與之相適應的共同價值觀，從根本上說取決於愛國主義思想的生命力、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
應對數據時代挑戰
構建數據倫理規范
大數據技術具有強大的張力，給人類社會生產、交往活動及思維方式帶來系統性、革命性的改變，但它是一把“雙刃劍”，在為人類服務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挑戰。有學者指出，數據是人的第二肉身，數據時代隱私的核心是數據隱私，隱私危機的核心是數據隱私危機。人既是復數的存在，亦是單數的存在。無隱私則無人性陶冶、人格及其尊嚴。有學者則從“微觀權力”的視角切入，認為數據對世界的“解蔽”是對人的“賦權”，“遮蔽”是對人的“祛權”。數據的“賦權”與“祛權”既體現在“同一主體”身上，也體現在“不同主體”之間。其結果會引起社會權力結構的調整，原有的權力結構被打破，新的權力結構被建立。有學者認為，數據化催生了數據主義，數據主義主張數據流最大化和信息自由是至善，其實質是從以人為本走向以數為本，用數本主義取代人本主義，從強調人的自由走向強調數據的自由，用數據主義取代自由主義。因此，為避免數據主義的弊端，應倡導人本主義數據倫理，尊重人的自由和權利。
審慎對待“人類增強”
維護人類根本尊嚴
“人類增強”是當今時代超人類主義思想運動的一項浩大工程，它希望利用新科技改善或增強人的體能、智力、情感以及道德等方面，超越人類現有狀態和限度，趨向后人類目標。基於人類增強在人類進化中的重要作用，有學者提出了人類增強是否可以作為道德義務的疑問。對這一疑問，有學者認為人類增強的倫理學呼吁一種負責任的人類增強事業，隻有作為一項負責任“事業”的人類增強才是我們應當去推進並接納的道德義務。有學者則認為，人類增強雖不會侵犯人類直接來自物種的普遍尊嚴，但會通過破壞主體間性，給個體發展各種人類的典型潛力設置障礙，從而侵犯或威脅人的獲得性尊嚴。在人類增強技術中，道德增強獲得了更多學者的關注。道德增強是以生物醫學為技術中介的一種全新的道德建構，用以實現道德主體對道德客體的自由駕馭。道德增強的交鋒實質上是傳統道德自然主義與道德非自然主義兩派博弈的理論翻版，它把技術與道德關系的思考引向深入，有助於人類探尋道德發展的新路徑。
（作者龍倩為北京市委黨校哲學與文化教研部講師、郭清香為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與道德建設研究中心副教授）
政治學篇
中國之治離不開中國共產黨之志
中國制度優勢持續化為治理效能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許多政治學研究者分析了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道路。有研究者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的核心元素和鮮明特色包括“兩導”（黨的領導、國家主導），“三化”（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四治”（法治、德治、共治、自治）。對於后發現代化國家，強有力的政治領導是制勝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必須堅持並加強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領導作用。中國之治，離不開中國之制﹔中國之制，離不開中國共產黨之志。同時，中國的各級政府必須在國家治理中起著主導作用，即發揮政府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的龍頭牽引作用，實現“有效的政府治理”。
有研究者認為，中國治理的成就源於治理觀念變革、治理體系改革、治理政策變遷和治理行為調適。一個國家的開放性和創新性，其觀念、體制、政策和行為方式的不斷調試變化，正是這個國家得以持續發展的根本原因。中國共產黨既強調不忘初心，又倡導與時俱進，這是中國保持持續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
有研究者指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實現制度定型、保持制度定力、完善制度定向，帶領中國人民擺脫自近代以來的制度自卑，走進制度自信，走向制度自覺，取決於黨的品格。黨的初心使命保証了制度和治理體系的道德性，黨的科學理論保証了制度和治理體系的科學性，黨的群眾路線保証了制度和治理體系的人民性，黨的開闊胸襟保証了制度和治理體系的開放性，黨的組織力保証了制度和治理體系的穩定性，黨的自我革命精神保証了制度和治理體系的革命性。中國的制度優勢之所以能夠持續轉換為國家治理效能，取決於黨的領導制度。
中國政治學學科和研究格局基本形成
全力融入中國實際社會政治生活之中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政治學學科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有研究者指出，中國政治學經歷了建制化、專業化、國際化的漸進演化，研究也不斷精細化、科學化，已經基本形成結構合理、特點突出、適應國家需要的中國政治學學科和研究格局。
有研究者指出，當前中國政治學健康發展最為關鍵的是要全力融入到中國的實際社會政治生活之中。研究者指出中國政治學下一個學術繁榮黃金時期的到來，必須實現“學術自主”“文化自覺”和“致用自覺”的有機統一，要激活中國理論的創新之源，喚回其經世致用之魂，使之更合理地回答中國問題，更有效地應對時代挑戰。
研究者普遍認為，要用學術語言講述中國政治，就要熟讀馬克思主義經典，熟讀黨史國史文獻，深刻學習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全面理解中央的重大決策部署，潛心研究黨和國家關注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要善於從政治立場和政治角度看問題，時刻保持政治敏銳性和洞察力。
正確認識對待危機
不斷革新治理方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中國面臨的幾大風險包括政治風險、意識形態風險、經濟風險、科技風險、社會風險、外部環境風險、黨的建設風險，並就防范和化解這些風險提出了明確要求，要求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制定政策，防范風險應對挑戰。風險往往具有意外性和破壞性，化解風險不僅要為事后危機的發生做好應對預案，而且也要為實施的政策和行為事先制定備選方案，必須警惕概率小而影響大的“黑天鵝”事件和概率大且影響大的“灰犀牛”事件。
有研究者指出，對待危機，一方面，要明白問題和危機很多時候是系統發展和創新的重要機會和動力﹔另外一方面，要從治理的角度，提升制度化水平進行風險管控和危機應對。研究者指出，化解風險、防范危機的根本之道在於：首先，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和溝通機制，准確判斷風險所在﹔其次，倡導不變性應變，即以不變應萬變，建立完備有效、富有權威的法治體系，提升治理能力﹔最后，創新性應變，即與時俱進，不斷革新治理方式。
有研究者指出，當前世界政治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世界政治中諸如極端宗教勢力、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等紛紛抬頭，一些發達國家把國內矛盾轉移到國外，中美貿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國轉移國內矛盾的措施。有研究者指出，政治風險防御要重點放在抵御“顏色革命”風險上，善於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一手構筑防范境外敵對勢力滲透顛覆破壞的銅牆鐵壁，一手鏟除境內影響政治安全的土壤。
（作者張寧為北京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