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進展情況
主要內容:
① 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目前進行得非常順利。整個項目共計20卷,3000萬字,其中,《吐魯番文獻合集•契約卷》、共計240萬字,已經完成,並將提交國家社科規劃辦審核,然后出版。《吐魯番文獻合集•醫藥卷》也已經完成交稿,並正在審讀之中。同時,《吐魯番文獻合集•書信卷》以及《吐魯番文獻合集•磚志衣物疏卷》完成了50%。《語言文字卷》《史部典籍卷》《律令格式卷》《訴狀判牒卷》《官文書卷》《軍事文獻卷》《經濟文獻卷》《社會文獻卷》《地理交通卷》《民族交流卷》《科技文獻卷》《文學藝術卷》《宗教卷》《諸子典籍卷》《類書卷》等卷正在進行中。每卷的框架是:上篇—《總論》,屬“研究篇”,主要是綜合研究吐魯番文獻之后形成的專題總結性成果,比如第一卷《儒家經典卷》,上編是《吐魯番經學史—國學在絲綢之路的傳播》,涉及到儒家7部經典《尚書》《禮記》《詩經》《左傳》《孝經》《論語》《爾雅》在吐魯番地區以及整個西域的版本流傳、傳播路徑以及語言文字特征,尤其是北魏經學對吐魯番經學的深遠影響﹔下編—《校注》,屬於“整理篇”,比如《儒家經典卷》,對吐魯番文獻中的7部儒家經典及舊注寫本(比如早已失傳的唐寫本《論語》鄭氏注)進行細致的校注。又比如《契約社條卷》,上篇是《吐魯番契約史》,對古代絲綢之路的契約程式、語言文字特征進行全面論述﹔下篇是對海內外收藏420件吐魯番契約進行窮盡式普查、綴合、定名、識讀、校勘、注釋,對前賢時彥的失誤和遺漏進行補苴、辨正和充實。下篇的寫作體例是:(一)《題解》(對本件文書的墓葬、年代及文體、內容進行論考),(二)《錄文》(仔細識讀文書原件或圖版,非常忠實地錄文,盡量保留文書原有語言文字信息,包括俗寫字體),(三)《校注》(此部分內容篇幅最大,最見功力,首先由語言文字學者從文字音韻訓詁角度講“准”,然后由歷史學者從典章制度角度講“透”,最后由考古學者從實物墓葬角度講“實”),(四)《研究文獻》(匯總海內外學者對各件文書的研究成果,使其成為后來人研究此件文書的津梁)。
② 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2018年8月3日至7日,課題組在新疆吐魯番調研五天,主要是洽談圖版購買事宜,同時與吐魯番博物館和吐魯番學研究院的深度溝通。2018年8月21日至24日,課題組再赴新疆烏魯木齊,去新疆博物館評審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吐魯番出土文獻補編》,同時為《吐魯番文獻合集·校注·語言文字研究及語料庫建設》洽談全部圖版事宜。2019年6月,課題組去呼和浩特參加“文獻語言學”國際高峰論壇,提交論文《吐魯番出土文獻前綴研究》,2019年7月,去四川大學參加國際俗文化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王梵志詩“后衙”考》。同時,課題組邀請日本學者高田時雄、中國台灣學者鄭阿財等學者來到西南民族大學講學一周,就項目的進一步開展深入交換意見,課題組決定創辦年刊《吐魯番學刊》,於2020年1月交由古籍整理方面的專業出版社出版,同時創辦微信公眾號《吐魯番學》。目前,公眾號《吐魯番學》已經推送本領域的多篇學術文章。
③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2018年11月9日,中國社會科學網發表專文報道,以下是全文:中國社會科學網訊(記者段丹潔)絲路留遺珍,盛世著華章。11月4日,由西南民族大學教授王啟濤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吐魯番文獻合集·校注·語言文字研究·語料庫建設”開題報告會暨“走向未來的吐魯番學”國際高峰論壇在四川成都舉行。
新疆吐魯番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由於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和歷史條件,吐魯番出土了成千上萬件文獻,內容涉及律、令、格、式、訴狀、判辭、案卷、官文書、公私籍帳、公私契約、公文檔案、書信、磚志、典籍抄本、衣物疏等,是研究古代絲綢之路語言史、文字史、政治史、軍事史、法律史、經濟史、宗教史、社會史的第一手資料,更是研究民族交流史的珍稀史料。這些史料的出土,極大地改變了世界學術史的面貌,如今,吐魯番學與敦煌學一樣,成為了一門國際顯學。由王啟濤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吐魯番文獻合集·校注·語言文字研究·語料庫建設”是目前為止絲綢之路西域段最大的一項文獻整理與研究工程。該工程對十九世紀末以來我國新疆吐魯番為代表的廣袤西域地區出土的數量浩繁的文獻進行全面普查、綴合、定名、識讀、錄文、分類、校勘、注釋,最終形成一部3000萬字的集大成工程《吐魯番文獻合集·校注·語言文字研究及語料庫建設》。王啟濤介紹說,《吐魯番文獻合集·校注·語言文字研究及語料庫建設》將通過建成海內外最為齊全的吐魯番出土文獻數據庫和吐魯番文獻研究資料庫,實現資料數據功能﹔建成海內外一流的吐魯番文獻整理和研究基地,實現學術研究功能﹔建成海內外最大的吐魯番文獻出版基地,實現文獻出版功能﹔為今天的“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學術支撐、理論支撐和智庫支撐,實現智庫建設功能。同期舉行的“走向未來的吐魯番學”國際高峰論壇,與會學者對百年來吐魯番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歷史進行回顧,對吐魯番學的發展趨勢和美好未來進行展望,各抒己見,建言獻策。西南民族大學校長曾明表示,“吐魯番文獻合集·校注·語言文字研究·語料庫建設”對百年來海內外學者在吐魯番學上的研究成果和經驗進行全面回顧與總結,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海內外最大的吐魯番出土文獻語料庫和研究文獻語料庫,為研究晉唐時期的漢語史、漢字史、政治史、軍事史、法律史、經濟史、宗教史、社會史,提供了第一手經過精心整理和研究的珍稀史料,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會學者一致認為,吐魯番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進行回顧、展望和規劃,代表了吐魯番學的最新、最高水平。回顧一百余年來,在以中國新疆吐魯番為代表的西域地區出土了數以萬計的漢語和非漢語文獻,這些文獻廣泛涉及中國中古時期的歷史與文化,涉及絲綢之路諸多民族的風貌與脈動,它們在西域干燥的土壤裡越千年而不朽,傳今朝而猶新,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的研究狀況與走向,並誕生了一門國際顯學—吐魯番學。如今,將文獻學、考古學、歷史學三者緊密結合,從立體的角度對每件吐魯番文獻進行深度而全面的專題研究,然后將全部吐魯番文獻整體觀照,同時,對百余年來的吐魯番學術史進行全面的回顧與總結,對未來的吐魯番學藍圖進行科學的繪制,並為今天的“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學術支撐、理論支撐和智庫支撐,就成為當代學人的光榮使命。新華文軒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巴蜀書社、西南民族大學等單位領導以及來自海內外從事吐魯番文獻研究的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據悉,在該重大項目申報前,此項工程已經開展多年,巴蜀書社於2017年出版了《吐魯番文獻合集·校注·語言文字研究及語料庫建設》第一卷《儒家經典卷》,榮獲2018年全國優秀古籍圖書獎一等獎。《合集》第二卷《契約卷》目前正在緊張編校中,即將面世。
另需要說明的是,在本項目申報之前,一些前期工作已經開始,並進行宣傳,以下是2017年1月13日新華文軒官網的宣傳報道:國學在絲綢之路的傳播——《吐魯番文獻合集·儒家經典卷》(試用本)新書發布會在京舉行。1月12日上午,在2017年北京圖書訂貨會四川出版展區,新華文軒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巴蜀書社“國學在絲綢之路的傳播——《吐魯番文獻合集·儒家經典卷》新書(試用本)發布會”主題活動正式拉開帷幕。參加活動的領導有中國當代著名法學家張晉藩,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朱雷,《光明日報》梁樞先生,《吐魯番文獻合集·校注·語言文字研究及語料庫建設》主編、西南民族大學教授王啟濤,文軒董事長何志勇、總經理楊杪,以及巴蜀書社林建、侯安國等。 上午10點,四川出版展廳首場新書發布會舉行,在古籍整理領域享有盛譽的專業出版社——巴蜀書社,推出的古代絲綢之路西域段最大的一項文化整理工程、國家級重點出版項目《吐魯番文獻合集•儒家經典卷》與讀者見面,該書由吐魯番學專家王啟濤教授編著,是《吐魯番文獻合集·校注·語言文字研究及語料庫建設》的第一卷,是迄今為止最全面、系統收錄吐魯番出土儒家經典文獻並予以校注的一部總集,由此也揭開了對吐魯番出土文獻進行窮盡式整理和校注的序幕。 該書主編王啟濤為大家介紹了這本書的情況。《吐魯番文獻合集·校注·語言文字研究及語料庫建設》將吐魯番文獻共分為20類,包括儒家經典類、語言文字類、史部典籍類、契約社條類、諸子典籍類等,巴蜀書社將按照這20部類,在5年內分卷陸續出版。目前推出的這部《吐魯番文獻合集儒家經典卷》由主編王啟濤親自編撰,分為上下兩編,共計100萬字,上編為《吐魯番經學史》,回顧國學在西域的傳播發展史,本身就是具有開創性質的研究成果;下編對吐魯番出土的《尚書》《詩經》《禮記》《左傳》《孝經》《論語》《爾雅》等七部經典的寫本殘卷進行介紹性題解和精准的錄文識讀,並將之與傳世刊本進行校勘,對寫卷中特有的字形、詞匯進行注釋。 朱雷教授從吐魯番學專業的角度對這套書做評介,他在發言中盛贊了《吐魯番文獻合集·校注·語言文字研究及語料庫建設》,認為這是一部“學界很需要的、集大成的、收錄全面、識讀准確、校注精審的吐魯番文獻總集。”
2018年,《吐魯番文獻合集•儒家經典卷》榮獲全國優秀古籍圖書一等獎。
④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首先是圖版問題,包括圖版的購買、印刷與出版
出土文獻整理與研究,圖版極為重要,一是方便讀者核對圖版,二是對作者錄文進行監督。但是,吐魯番出土文獻的圖版分布海內外,這就存在普查、購買、印刷出版等問題。首先是普查,吐魯番文獻保存在中國、日本、德國、英國、俄羅斯等世界近20個國家,需要課題組進行實地普查。其次,圖版的購買,也是一個嚴峻的問題,特別是吐魯番文獻數量達數萬卷,遍布全世界。
其次是研究過程中跨學科的合作。該項目需要文獻、歷史、考古三個方面專家學者的密切合作。一是注重整體研究和綜合研究。也就是將公元三世紀至十三世紀各類體裁的吐魯番文獻打通,綜合分析其在一千年間的歷史流變和相互影響,從而完全打破過去分散的、孤立的、碎片式的、挖寶式的研究,徹底盤活吐魯番文獻研究格局(比如契約社條就必須與律令格式及官文書、經濟文書聯合觀照,才能徹底解決有關問題),並在此基礎上寫出以吐魯番為中心的古代絲綢之路語言文字史、政治經濟史、軍事史、法制史﹔二是全面普查、綴合、定名、斷代和識錄。這一方面的條件尚好,特別是國際敦煌項目(IDP)網站大量收錄和公開了日本和德國藏吐魯番文獻,再加上我們的現場普查,基本上可以摸清家底,弄清根底。同時,文獻的綴合也很重要(特別是日本藏大谷文書之間的綴合、大谷文書與我國國內所藏文書的綴合),而文獻的重新定名也非常必要,我們在撰寫《契約社條》卷時,就更正了前賢的失誤並重新定名的契約達數十件之多,而識讀和錄文這一部分極見功力,目前學界在識錄吐魯番文獻中的失誤有六:不核原卷而誤錄、不明俗體而誤錄、不明術語而誤錄、不明古義而漏錄、不明方言俗語而誤錄、不明寫本習慣而誤錄﹔三是撰寫詳盡的校注。以前學界的吐魯番文獻整理成果中幾乎沒有詳盡的注釋,這也是老一輩學者如唐長孺等先生的最大遺憾。我們認為校注吐魯番文獻時最好做到“十明”,即:明俗體、明俗語、明通假、明符號、明體例、明典章、明制度、明術語、明語法、明修辭﹔四是建成語料庫,實現數字化。包括建成吐魯番文獻逐字逐句逐件索引,錄入文書圖版,錄入文書原文、錄入文書研究文獻以奉獻學界﹔五是推出具有智庫性質的研究成果。比如我們在研究吐魯番文獻的基礎上,已經推出並發表《古代絲綢之路的災害與疾病防治及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啟示—以吐魯番文獻為中心》等系列研究成果,學術反響尚好。
本課題的最終目標是:形成海內外迄今為止規模最大、收錄最全、斷代最准、綴合最佳、定名最細、校勘最精、注釋最詳、研究最透、質量最高的吐魯番文獻總集,為海內外學人研究和利用吐魯番文獻提供一部經過精心整理的定本。
⑤其他需要說明的問題
《吐魯番文獻合集·校注·語言文字研究及語料庫建設》第一卷《儒家經典卷》在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之前已經出版。
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的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時強調,新時代呼喚著杰出的文學家、藝術家、理論家,文藝創作、學術創新擁有無比廣闊的空間,要堅定文化自信、把握時代脈搏、聆聽時代聲音,堅持與時代同步伐、以人民為中心、以精品奉獻人民、用明德引領風尚。總書記的一番話,為我們提出了嶄新的要求,指明了奮斗的方向。
我是從事絲綢之路文化研究的學者,尤其側重於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目前正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吐魯番文獻合集·校注·語言文字研究及語料庫建設》(以下簡稱《合集》),這個項目是響應總書記“一帶一路”倡議而申報獲批的項目,是目前絲綢之路西域段最大的文獻整理項目,我深感責任重大。我們知道,敦煌吐魯番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鎮,是全世界四大文明唯一匯流的地帶,近一百年來,在敦煌吐魯番發現了成千上萬卷文獻,這些文獻堪稱古代絲綢之路各個民族、各種文明的百科全書和精神圖譜,文獻的發現震驚了國際學術界,同時改變了中國學術史和世界學術史的面貌和走向,敦煌吐魯番學也由此成為一門國際顯學。但是,一百年來,特別是在舊中國貧窮落后的時代背景下,不少敦煌吐魯番文獻被西方考古學家劫掠到國外,永遠留存在英國、法國、俄羅斯、日本、德國等國家的博物館或圖書館裡,加之西方學者長期掌握著敦煌吐魯番文獻的收藏話語權、整理與研究話語權,所以,國際學術界有學者發出“敦煌吐魯番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在國外”的聲音,而一部敦煌吐魯番學史,也是近代中國的學術傷心史。然而在今天,這一頁已經徹底翻過去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本土的學者奮起直追,在敦煌吐魯番學的不少領域已經趕上和超越了國際普遍水平。就拿我們正在從事的《吐魯番文獻合集·校注·語言文字研究及語料庫建設》來說,《合集》共計20卷,分為《儒家經典卷》《契約卷》《語言文字卷》《史部典籍卷》《律令格式卷》《訴訟卷》《官文書卷》《磚志衣物疏卷》《書信卷》《經濟卷》《醫藥卷》《文學卷》《宗教卷》《諸子卷》《科技卷》《民族交流卷》《地理交通卷》《軍事卷》《社會文獻卷》《類書卷》,總字數3000萬字,這一項目匯聚海內外考古、歷史、文獻三方面的精銳力量,對全世界收藏的全部吐魯番文獻進行拉網式普查、整理和研究,力爭成為迄今為止收錄最全、識讀最准、斷代最細、綴合最佳、定名最精、錄文最優、斷句最好、校勘最善、注釋最詳、研究最透的傳世集大成之作,為海內外從事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的同仁提供吐魯番文獻的定本,全方位推動多學科的發展。
2007年8月,《合集》第一卷《儒家經典卷》已經出版,並獲得全國優秀古籍整理一等獎。在以后各卷撰寫過程中,我們會始終牢記總書記倡導的精品意識,堅持文化自信,把《合集》做成一部具有中國氣派的裡程碑學術著作。在整理與研究絲綢之路文獻的同時,我們會始終牢記總書記的囑托——“用明德引領風尚”,“明德”,即光明之德,是我們這個民族傳播主旋律、弘揚正能量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在整理與研究絲路文化的過程中,反復思考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傳承古代絲路文化,並加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我們一直堅持學以致用,以敦煌吐魯番學作為今天“一帶一路”建設的學術支撐、理論支撐和智庫支撐。由於敦煌吐魯番文獻的出生地——敦煌吐魯番地處古代絲綢之路的要沖,我國古代中央王朝在治理綿長廣袤的絲路沿線時,積累了一系列寶貴經驗,古代中央王朝軍民將中華文化傳播到絲路遠方,華夏文化與來自東西方的各種文化進行全面互動與深度交流,這些,都為我們今天的“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重要借鑒。為此,我先后撰寫了《古代絲綢之路的災害與疾病治理及其對我國一帶一路的啟示》,主要從敦煌吐魯番文獻入手,結合傳世文獻,包括玄奘《大唐西域記》以及岑參等人的邊塞詩,將古代絲綢之路的災害分為八類,風災、虫災、旱災、水災、雪災、暑災、旱災、匪災,闡述了古人對絲綢之路及其沿線災害治理的寶貴經驗,並指出對今天的啟示有六:一是建立強大的國防,為“一帶一路”保駕護航,確保“一帶一路”商貿暢通,人員安全和秩序穩定﹔二是充分發揮“一帶一路”沿線友好國家和民族的力量,群策群力,確保絲路平安﹔三是機動靈活,建立快速反映的國防和治安力量,確保絲路國防、交通和商貿安全﹔四是保障水利,統籌兼顧,科學規劃和完善水利設施管理制度,實現人水和諧﹔五是治理風沙,重視生態,防治荒漠擴大化﹔六是平等互利,實現共贏。我還總結古代絲路的疾病有八:傳染病、熱病、凍傷、眼病、肛腸疾病、肺病、風病、外傷。而古人對絲路疾病的防治對今天的啟示有四:一是培養大批醫藥人才,二是建立有效的疾病救護管理和服務機構,三是建立民族平等的疾病防治政策,四是海納百川的醫藥引進技術。我還全面研究了古代絲綢之路的教育狀況,考察了古代絲綢之路教育體系中所使用的教材,所聘請的教師,所採用的教學方法,分析了中華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通過教育途徑在絲路的深遠傳播和影響,將古代絲綢之路的教育分為七個方面:經典教育、知識教育、普法教育、生活教育、道德教育、藝術教育、趣味教育,並揭示以上傳統做法對今天的教育所具有的重要啟發意義。同時,我還對古代絲綢之路的法制文獻進行了全面研究,將其分為法典文獻、執法文獻、控辯文獻三類,並基於傳統的法學研究注重成文法規的條文,而忽視判詞、習慣以及各種民間契約、規范等“活的法律”的做法,單獨對敦煌吐魯番的社條和契約進行了全面研究,在對敦煌吐魯番法制文書進行系統整理的同時,挖掘了中國古代的法治理念和優良傳統,展示了中國古代絲綢之路的法制文化,對當今中國的法制建設和“一帶一路”建設所具有的重要參考價值。我們生逢盛世,美好的時代為我們提供了學術研究的機會,搭建了攀登學術高峰的平台。正是處於美好的新時代,我們有責任用學術精品回報這個時代,用中國傳統文化為時代培根鑄魂,為時代明德,讓絲路文化這樣的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其當代價值。
另一篇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6月24日,題目是《百年來吐魯番文獻整理與研究》,全文是:
一百年來,在我國新疆吐魯番為代表的西域地區,出土了成千上萬件文獻,震驚了世界學術界,吐魯番文獻與敦煌文獻一起,催生了一門國際顯學——敦煌吐魯番學,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學術史的面貌和走向。
具有更加鮮明的特點。學術界所言“吐魯番文獻”,不只是吐魯番盆地出土的文獻,還可以指整個西域出土的文獻。與敦煌文獻相比,吐魯番文獻具有更加鮮明的特點。一是吐魯番文獻發掘更早。早在1890年,英國的鮑威爾就在新疆庫車獲得了一件寫於6世紀早期的梵文醫方寫本。從1893年起,俄國、瑞典、英國、法國、日本等國的考古學家和漢學家來到西域考察。可見,吐魯番文獻很早就引起世界學術界的注意,這一領域擁有非常深厚的學術人脈和研究基礎。二是吐魯番文獻所記載的時代更早,綿延的時段更長。吐魯番出土了寫有“元康六年(296)三月十八日寫已”題記的《諸佛要集經》,吐魯番盆地所出文獻以十六國至唐前期為大宗,而敦煌文獻以唐五代居多,吐魯番文獻與敦煌文獻恰好在時代上形成互補。
三是文獻種類更多。吐魯番文獻從出土地看,有佛教洞窟遺址、故城遺址、墓葬遺址,出土地域廣袤,且有各種類型的出土文物與文獻相映証﹔從文獻載體看,有紙質、磚質、石質、木質、帛質、麻質﹔從文獻色彩看,有墨色、藍色、朱色﹔從文獻內容看,與當時的現實生活結合更加緊密,涉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
四是吐魯番文獻的精華有不少保存在國內。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國考古隊對吐魯番墓葬進行了大規模的科學發掘,直到今天,吐魯番文獻還在不斷出土,並保存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和吐魯番博物館。
五是吐魯番文獻還會不斷出土,在廣袤的西域地區,不知還有多少考古發現值得我們期待,不知還有多少出土文獻等待大家整理。
摸清吐魯番文獻家底
百年來,吐魯番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有哪些經驗值得總結呢?今后的吐魯番學之路應該怎麼走呢?我們可以從普查、識讀、綴合談起。
首先是普查。要從事吐魯番文獻整理與研究,必須將所有吐魯番文獻進行逐一閱讀和比較,將不同體裁的文獻進行全面觀照和打通。因此,摸清吐魯番文獻的家底非常重要。目前,學者們對國外所藏吐魯番文獻的普查做得較好,有關《總目》已問世,特別是《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方便,依據二書,再借助國際敦煌網站,可以基本了解國外吐魯番文獻的收藏情況。但是,對國內所藏的吐魯番文獻,目前還沒有類似的《總目》出版,我們主要依靠《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吐魯番出土唐代文獻編年》(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2年)這樣的著作進行了解。對吐魯番文獻進行普查之后,還需要進行統計,我們在撰寫《吐魯番文獻合集·儒家經典卷》時,統計目前收藏於海內外公私機構的吐魯番出土儒家經典共7部113件,它們是:《尚書》7件、《詩經》24件、《禮記》4件、《春秋左氏傳》14件、《論語》31件、《孝經》9件、《爾雅》24件。
其次是識讀。吐魯番文獻的識讀,特別是漢文獻的識讀,國內學者比國外學者做得好。比如,圖錄本《吐魯番出土文書》(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和《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中華書局2008年)就比《大谷文書集成》(法藏館1984—2010年)識讀更為精審。長期以來,由於語言文字學家的缺位,或者由於整理者忽略中古漢語、近代漢語以及近代漢字、寫本標識符號以及特殊格式對吐魯番文獻識讀的重要性,吐魯番文獻的整理不免在識讀方面出現失誤,導致郢書燕說。比如,大谷1036《唐劉□達於某人邊舉麥契》誤將“雜物”錄為“難勿”,大谷8056《唐大歷十六年(781)六月米十四舉錢契》誤將“代納”錄為“錢納”,大谷1505《殘契》誤將“史 娘”錄為“史屯娘”(“ ”其實是“三”的俗寫)。如果我們再去翻翻日本老一輩學者仁井田陞的著作,比如《中國法制史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60年)、《唐宋法律文書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就會發現在識讀吐魯番出土契約時出現的失誤更多,又比如,OR.8212/1515M.Tagh.0124《唐遊(?)素岩辯辭》之“仰答”,《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文獻(非佛經部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誤錄為“仰鑒”,由於該著將此字識讀錯誤,從而導致將文書定名為《唐遊素岩殘文書》,文書的真實性質被掩蓋。因此,我們整理吐魯番文獻,一定要把俗語言和俗文字的基本功打牢實。
再次是綴合。吐魯番出土文獻大多來自墓葬,不少文書已經高度碎片化。其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下葬時文書二次剪裁所致。由於埋葬時將文書剪成各種形狀,如紙靴、紙帽,致使完整文書變得支離破碎。二是受墓葬內遺體和隨葬品的腐蝕所致。三是出土后搬遷等人為損壞。如果散落的碎片出於同一墓葬,內容又相關,紙張、書法、字型規格、行距又一致,文書斷裂的茬口也相吻合,我們就可以將其綴合。我們曾在前輩學者的基礎上,將大谷3101、3103、3104殘片進行綴合,再現《唐張某租陶契》之風採,又將69TAM140︰17/3與69TAM140︰17/5-1綴合,從而讓《唐張信受雇上烽契》破鏡重圓。
最后是斷代。文獻作為史料,如果年代不明,此件文書幾乎無法使用。吐魯番文獻中,像券契、磚志、官文書這樣的體裁,往往標明年代、月份、日期,史料價值極強,但由於不少文獻高度碎片化,從而失去年代方面的確切信息,這就需要從語言文字學、史學、考古學角度以及文獻的載體、書法等角度,對之進行斷代,比如69TAM117︰57/2文書,圖錄本《吐魯番出土文書》定名為《某人買葡萄園契》,沒有標明具體時代。我們認為這是典型的高昌契券,而且極有可能是高昌延壽時期的,因為文書中“何(河、訶)盜(道)”“依舊通”一類詞隻出現在這一時期,隻要將其與69TAM135︰2《高昌延壽五年(628)趙善眾買舍地券》相比較便可得知。
對文獻准確定名並校勘斷句
定名就是定性,體現了作者對本件文書最全面、最本質的認識,同時涉及對文書的體裁分類。比如60TAM322:7/4(b)文書:“ [於]□□[鄉]人[張] 取銀錢□ ”又:60TAM322:7/3-2(b)文書:“ □□□ 趙。若趙須錢之[日] 若延[引]□□□□取(?)”又:60TAM322︰7/3-1文書:“若其延引[不] 若身[東][西] ”。以上三件文書,圖錄本《吐魯番出土文書》隻載圖版,未見錄文,且未定名,隻標記為“文書殘片”。我們認為以上是三件契約,根據內容及用語均可定名為“唐某人舉錢契”。
然后是校勘。吐魯番文獻的書寫者來自各個階層,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加之多為寫本,千人千面,誤寫、別寫、俗寫在所難免,所以特別需要校勘。比如97TSYM1︰12古寫本《論語·堯曰》注:“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沛。”此處的“沛”,查阮元刊刻《十三經注疏》本作“慢”,又查此件文書第6行注有“沛然自矜庄”語,所以我們認為寫本“無敢沛”是涉注而誤。
最后是斷句。斷句就是加上新式標點,它體現了斷句者對於正文文意的准確理解。72TAM169︰26(b)之一、之二、之三《高昌書儀》有“題雲某省告某唯夏感恩深得去汝言疏慰懷微熱汝比信不”,圖錄本《吐魯番出土文書》識讀和斷句為:“題雲某省告:某唯夏感恩(思)深得去,汝言疏慰懷。微熱汝巧(引者按:本應為‘比’,圖錄本誤錄為‘巧’)信不?”我們認為應斷句為:“題雲:某省告:某唯夏感恩(思)深,得去汝言疏,慰懷,微熱,汝比信不?”
值得大力傳承和借鑒
注釋體現了文獻整理的綜合水平,因此,首先需要注釋者從語言文字學角度講准、從歷史學角度講透、從考古學角度講實。比如64TAM37︰21《唐□□二年曹忠敏租田契》有“曹忠敏於知田朱進明處租取 思廉等上件地”一語,此件文書中的“知”即“管理”,“知田”即管理、勘問管內田畝地段虛實的雜任或雜執掌人員,有時由官府委派當地勛官擔任,吐魯番文獻中又有“知埊(地)”(與“知田”義同)、“知鎮”“知水”“知冰”“知橋道”,均可資比較。
其次是研究。文獻學家的全部工作應該包括文獻整理、文獻研究、文獻傳承三個方面,將微觀考証、中觀比較、宏觀研究三結合,在吐魯番文獻整理的基礎上,力爭寫出《絲綢之路文化史》《絲綢之路軍事史》《絲綢之路商貿史》《絲綢之路民族史》。比如64TAM35︰15《武周長安三年(703)曹保保舉錢契》,這件契約講述了一名叫“曹保保”的人,與其“目”姓母親一起,母子二人向“史玄政”借貸銅錢三佰貳拾文。曹、目、史三姓均為粟特姓氏,如果撰寫《絲綢之路民族史》,此件文書是很重要的史料。最后是傳承。成千上萬卷吐魯番文獻為我們提供了古人治理吐魯番和經營絲綢之路的寶貴經驗,可以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智力支撐。比如,中古時期儒家文化在吐魯番為代表的絲綢之路上的傳播,為我們今天傳播中華傳統文化提供了重要借鑒﹔又比如,吐魯番文獻中有大量關於疾病和災害防治的內容、唐王朝為絲綢之路上的各界人士提供法律訴訟語言服務的記載,這些都值得我們傳承借鑒。
二、研究成果情況
主要內容:
謹錄首席專家申報成功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后完成的階段性成果:
1、吐魯番文獻釋讀中的幾個問題,《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C刊、核心期刊。近一百年來,在新疆吐魯番出土了成千上萬卷文書,對我們研究中古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絲綢之路史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吐魯番文獻的釋錄還存在比較突出的問題,概括起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不核原卷而誤錄、不明俗體而誤錄、不明術語而誤錄、不明古義而漏錄、不明方言俗語而誤注、不明寫本習慣而誤錄。釋錄一錯,全盤皆錯。作者結合自己多年來整理吐魯番文獻的感受和經驗,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行之有效的辦法。
2、“目”“翟”二姓與粟特關系新証,《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C刊、核心期刊。“目”、“翟”二姓的族屬如何?一直是學術史上未解或未結的公案。本文以吐魯番出土文獻為史料,對之進行了深入考釋並得出結論:這兩姓往往是粟特人,從敦煌到吐魯番,都有他們的記載。“目”“翟”二姓從中亞進入華夏邊地和內地,從事商貿、醫藥、工藝、翻譯、農業、軍事等工作,在唐代,他們承擔唐帝國的課役、征鎮等責任和義務,接受官方的授田和其他福利,受到一視同仁的法律保護,他們得到了唐帝國高度的包容、接納和認可,盡情地展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為古代吐魯番的興旺,為大唐盛世的繁榮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並最終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分子,他們是中古絲綢之路上多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典型縮影。
3、古代絲綢之路的疾病治理及其對“一帶一路”的啟示,《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7年第4期﹔《新華文摘》2017年第14期轉載。C刊、核心期刊。人類文明史,其實就是一部面對和防治疾病的歷史。古代絲綢之路的疾病主要有八:傳染病、熱病、凍傷、眼病、肛腸疾病、肺病、風病、外傷。古代絲綢之路的人們防治疾病的措施及其對今天的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啟示有四:(一)培養大批醫藥人才,(二)建立有效的疾病救護管理和服務機構,(三)建立民族平等的疾病防治政策,(四)海納百川的醫藥引進技術。研究千百年來古代絲綢之路上的先民如何在當時條件下實施有效的防病治病措施,對我們今天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全面實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4、儒學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光明日報》2017年6月3日“國學版”。《新華文摘》2017年第17期全文轉載。C刊、核心期刊。全書梳理了儒學在絲綢之路的傳播內容、路徑和重大影響。
5、吐魯番出土前秦韓瓫自期召弟應見事箋証,《文獻語言學》第四輯,中華書局2017年。對此件文書從語言史、法制史角度進行了全面考証。
6、儒學在絲綢之路流傳寫本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7年第8期。轉載於《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18年第1期第137-138頁。C刊、核心期刊。古代絲綢之路西域段出土的儒家經典寫本至少有7部,它們是:《尚書》《詩經》《禮記》《左傳》《論語》《孝經》《爾雅》。現在結合前賢時彥和自己長期的普查和研究,對這些儒家經典寫本做一個比較全面的總結。
7、晉唐絲綢之路的語言狀況和語言政策,《絲路文明》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古代絲綢之路是一條語言多彩之路。活躍在這條絲路上的各民族,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密切交往中相互學習和掌握對方的語言文字,不少人是雙語人或多語人﹔晉唐中央王朝和高昌等絲路綠洲國家的各級政府和民間還有為數不少的翻譯隊伍,這支隊伍以粟特人居多﹔唐王朝還為來自異邦異族的各界人士提供法律訴訟的語言服務,確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從事訴訟翻譯的人士還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晉唐王朝在西域奉行各民族語言文字的平等互利,在對於基層行政組織和行政職務的命名上,官方往往採用本地民族的語言形式,通過音譯得以完成,而對於中高層行政組織和行政職務的命名,則來自漢語和漢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一言以蔽之:古代絲綢之路是一條語言習得之路、語言翻譯之路、語言平等之路、語言互利之路。
8、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8年第4期。C刊、核心期刊。本文所言“天府之國”,專指四川。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一直保持著聯系和暢通,從絲路而來的商旅、僧尼、官宦、文士、藝人絡繹不絕地在天府之國扎根,而天府之國的富饒物產特別是蜀錦、蜀繡、藥材源源不斷地輸送到絲綢之路,更為寶貴的是,天府之國吸取絲路文化的各類元素,將其與本地特色融會貫通,開拓創新,然后反哺於大唐長安和河西敦煌等絲路重鎮,天府之國成為絲綢之路的支撐點、后花園,儲備庫,避難所,文化源。從天府之國到帝都長安、河西走廊,再到西域絲路,形成了一個互動的經濟文化帶。不僅如此,天府之國還是中古時代南北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從西域、河西、長安到建康,往往以天府之國為必經之地。本文充分利用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尤其是敦煌吐魯番文獻,從語言史、文學史、藝術史、宗教史、商貿史等角度全面而科學地論述了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的深層關系,深刻指出絲綢之路雖然以長安為起點,但是這個起點還有很多的支點,而天府之國長期以來就是大唐長安的支點。研究絲綢之路,必須研究這些支點,否則,絲綢之路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絲綢之路向四周延伸擴散,其對周邊的影響具有波浪式形態和網絡狀特征。從天府之國到絲綢之路,本身也是一條絲綢之路、商貿之路、文學之路、藝術之路、宗教之路。
9、《顏氏家訓·終制》新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8年第11期。C刊、核心期刊。《顏氏家訓》被稱為古今第一家訓,作者是北朝最博學的學者顏之推。《顏氏家訓》中的《終制》篇是顏之推的遺囑,主要涉及身后喪事的安排,在中國禮制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然而一直沒有引起學者們的注意。王利器撰《顏氏家訓集解》,視野主要放在南朝和南方地區,對北朝和北方地區喪制鮮有措意,致使該篇不少重要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本文另辟蹊徑,以吐魯番出土文獻中的《隨葬衣物疏》《功德疏》和《磚志》等為《顏氏家訓•終制》作箋証,從而還原歷史的真實細節。一方面,《顏氏家訓•終制》與吐魯番出土十六國時期、高昌國時期及唐西州時期的文獻時代較近,另一方面,中古時期的吐魯番文化受北朝的影響甚深,文章最后得出結論:《顏氏家訓•終制》是中古時期中國北方地區喪葬禮制的綱領性文獻,而吐魯番出土文獻則是這一時期喪葬細節的第一手資料。經過研究,我們發現《顏氏家訓•終制》所載葬俗通行於南北,故王利器所言“之推葬所言隨品皆南朝人習俗”有誤。
10、從乾嘉之學到義寧之學-唐長孺先生在語言文字學領域的貢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吐魯番文獻合集·校注·語言文字研究及語料庫建設》開題報告會及《走向未來的吐魯番學》國際高峰論壇提交論文(2018年11月,四川成都)。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舞台上,唐長孺先生無疑是一位大師。他在歷史學上的杰出貢獻早有定評,但在語言文字學上的成就卻鮮有論及。本文將唐先生在語言文字學上的論著進行全面考察,從七個方面論述其杰出貢獻:一、將語言史和政治史相互觀照﹔二、將詞的本義、引申義和術語義綜合考察﹔三、將俗字與寫本符號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四、將名物訓詁視為文獻整理的重要一環﹔五、將通假作為探究字義的重要手段﹔六、將方音考察與古音音演變研究相結合﹔七、將語言文字作為史料斷代的証據。文章最后得出結論:唐先生繼承了干嘉之學和義寧之學的優良傳統,畢生學術以語言文字學為根底,善於從詞的本義、引申義、假借義角度考察語義脈絡,善於從微觀、中觀、宏觀層面考論史實真相。唐先生擅長從語言學角度把史料講准,從歷史學角度把史料講透,從考古學角度把史料講明。唐先生在二十世紀中國中古史研究的諸多領域樹立起一座豐碑,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古漢語研究和中古漢字研究領域。如今,先生已逝,風范長存,唐先生以語言文字學為中古史研究利器的方法,依然值得后學者學習和繼承。
11、漢傳佛教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9年第5期。C刊、核心期刊。此處所言“絲綢之路”,以吐魯番地區為代表,古代吐魯番地區流行的是漢傳佛教,它是中原佛教回傳的結果,與北方其他地區的佛教一樣,帶有濃郁的世俗性。北方佛教重功德,這一點在絲路漢傳佛教中體現得尤為突出。就其個人而言,主要體現在平生捐資造寺、彌留之際做公德、僧人對民間俗事的深度介入﹔就群體而言,其佛寺擁有發達的寺院經濟,有土地、作人、奴婢、房產,還有發達的土地租賃。漢傳佛教(特別是北方佛教)之所以具有世俗性,可能與儒家文化的深入人心有關,在華夏儒家文化的大背景下,信佛的目的無非是盡孝報恩、祈求國家和民族的安康,祝願家人和自身的平安,所以,漢傳佛教是佛教中國化的典型體現,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漢傳佛教在絲路的傳播,與儒家文化在絲路的傳播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
12、從漢語史角度為吐魯番契約斷代和定名新探,《新疆大學學報》2019年第2期。C刊、核心期刊。對吐魯番出土文書的定名及斷代極為重要,因為這直接關系到文書的使用價值。但是,直到目前,這一方面還有一些疑難公案沒有解決。文章從漢語史角度切入,通過語言文字學手段,對迄今為止尚存疑惑的吐魯番出土契券進行重新定名和斷代,同時歸納出四種方法:一、根據文書的普通詞語進行斷代﹔二、根據文書的術語、套語和句式進行定名和斷代﹔三、根據文書的人名和地名進行定名和斷代﹔四、根據文書的書法風格進行定名和斷代。
13、吐魯番出土文書疑難字詞新考,《吐魯番學研究》2018年第2期。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有一些疑難字詞至今未得其解,今拈出數詞並進行訓釋。“耒牛”乃“耒”和“牛”的合稱,指“耒”這種耕作農具(可以依靠人力進行)和牛﹔“秋”指秋天成熟收獲的糧食,包括 粟及小麥。從高昌租佃券可知,當時每畝常田租額是麥(包括大麥)、秋( 或粟)各5斛。秋天收獲糧食,往往是比較好的土地,可以一年兩熟,而有的土地往往隻能春種夏收,一年一熟。在吐魯番契券中,涉及到有償租借田地時,償還租價往往是“麥秋”或“麥 ”連在一起說,一般是夏天大小麥(還有青麥)成熟時,還“麥”,秋天秋麥(小麥)或 成熟時,還“秋(麥)”或“ ,而且“麥”與“秋”等量支付、“麥”與“ ”等量支付,但如果是“粟”,就不是等量,而要稍多支付。總之,“秋麥”是偏正詞組,指秋天成熟的小麥﹔“麥秋”是聯合詞組,指夏天收獲的大麥(青麥)和秋天收獲的 、粟或小麥。“秋菜”即秋天成熟收割的蔬菜﹔“秋田”即秋天收獲糧食的田地﹔“秋苗”、“秋青苗”即唐代賦稅名,根據《唐六典》卷三倉部郎官條,每年戶別“具所種苗頃畝,造青苗簿”,為地稅徵收依據,據吐魯番出土文書中的“佃人文書”和“堰頭牒”,青苗簿往往按照灌溉系統的渠堰編制,由管理水利的堰頭向上級申報,簿中記載該堰頭所管渠水灌溉系統諸戶青苗畝數,自佃人和佃人姓名,以及田畝四至和作物種類,以徵收地稅﹔“秋青苗”即秋天徵收的青苗稅,北方秋糧數額大於夏糧,故而夏稅少於秋稅﹔“秋苗”即官府徵收的秋熟糧食賦稅,也稱秋稅﹔“仁”即“兒”,常常見於人名的最后一字﹔“ ”即“三”。
14、吐魯番出土文獻標識符號研究,《漢語史研究輯刊》2019年,巴蜀書社。吐魯番出土文書絕大多數是寫本文獻,時代從晉至唐居多,其中有大量的標識符號,這些符號有的承自前代,有的是當時新創,它們與寫本文字一起,傳達著重要的信息,如果忽視或者誤讀它們,往往不得文書之真意,故不可不辨。本文將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標識符號分為7類:畫指符號、核對符號、提示符號、填充符號、刪除符號、倒乙符號、重文符號,並加以全面研究,同時對前賢時彥在識讀這些標識符號的過程中留下的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提出我們的看法,以就教於海內外方家。
15、《以精品奉獻時代,以明德引領風尚》,《中國社會科學網》2019年3月11日頭版。強調吐魯番學研究的精品意識。
16、《百年來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網》2019年6月24日、《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6月24日《史學縱橫》版。對一百年來的吐魯番學史進行了全面總結。
17、《道教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9年第4期。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在唐代,唐高祖李淵奉道教為皇家宗教。在中古時期,道教傳播到以吐魯番為代表的西域地區。現在我們通過考察十六國時期、高昌國和唐西州時期的吐魯番道教,窺見中古時期道教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狀況。
18、《吐魯番出土文獻“子”“兒”“頭”研究》,第五屆文獻語言學國際論壇參會論文(2019年6月,呼和浩特)。吐魯番出土文獻中的后綴“子”“兒”“頭”極富特色。作為名詞后綴的“子”,主要有以下用法:1、表示從事某一具體工作的人,往往與勞役有關,這種情況下“子”的實詞色彩相當濃郁,絕不能省去,否則意義大變﹔2、起名詞標識作用,“子”往往可以省去,而意義基本不變,這種情況下的“子”帶有昵稱色彩。作為名詞后綴的“兒”,主要有以下用法:1、從事較為底層的工作,比如受雇於人的勞工等,此等情況下,“兒”不是可有可無的,其實義色彩很濃﹔2、起名詞標識作用,此時的“兒”往往可以省去,意義基本不變,這種情況下的“兒”帶有昵稱色彩。“頭”作為后綴,指具體負責某項事務的人。唐代西州出現各類“某頭”稱謂,有些是有官品的官吏,如“隊頭”“團頭”﹔有些則是一般的平民,如“刺頭”“作頭”“馬頭”“匠頭”“甲頭”“槽頭”“保頭”“ 頭”“堰頭”等,這些無官品的“頭”是為了完成某些具體任務而選出的負責人,如“作頭”“匠頭”和“保頭”是從有平民身份的作夫、匠、保選出的,這種泛稱傾向頗與中古和近代另一詞語“官”類似。吐魯番出土文獻中的“子”“兒”“頭”的后綴用法,帶有鮮明的時代和地域傾向,“子”用於高昌國時代和唐西州(初唐、盛唐)的文書中,相當於漢語史分期中的中古漢語與近代漢語交會過渡期,“兒”主要用於高昌國時期,到了唐西州之后,往往以“仁”的形式出現,同時,在高昌國與唐西州時期,還有一個與“子”“兒”功能較近的名詞后綴“奴”。“頭”的后綴用法,主要出現在唐西州時期。如果將吐魯番文獻中的三個后綴“子”“兒(仁)”“奴”“頭”再細分,“子”“兒(仁)”“奴”應該屬一類,“頭”應該單獨分為一類,前者成為后綴,往往與小稱、昵稱、賤稱有關,后者與此無關。由於吐魯番地處絲綢之路要沖,當地的漢語受其他民族語言影響較大,所以,研究吐魯番出土文獻的詞綴,最好考慮到語言的相互影響因素。同時,吐魯番出土文獻的詞綴往往反復出現在人名上,人名最接地氣,最能反映當時語言的真實面貌,綜觀吐魯番出土文獻中的人名,在表現昵稱時,既可以在尾部附上“子”“兒”“仁”“奴”等后綴(還可以在名字前加上前綴“阿”),也可以將名字的音節重迭,這與現代漢語的昵稱表達方式可以相互觀照,對我們研究漢語稱謂史極有幫助。因此,人名在漢語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價值。
19、《王梵志詩“后衙”考—兼論唐代裡正的職掌》。“中國俗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2019年7月,成都)。王梵志詩中有一些法制史料和行政史料,這是與寒山詩和拾得詩不同的地方。本文以吐魯番文獻相比較,對王梵志詩中的法制和行政術語“后衙”進行重新考証,認為“后衙”即“后一班上衙”,時間段包括晡時,也就是下午三時至五時。“后衙”還可與“晚衙”“暮衙”聯系起來考察。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唐國風法,官人政理,一日兩衙:朝衙晚衙。”本文同時以王梵志詩和吐魯番文獻為語料,厘清唐代“裡正”的職掌,並嘗試從術語的運用角度對王梵志詩進行斷代。從此角度看,王梵志詩中有一些篇章應該成於初唐
三、下一步研究計劃
一、全面開展全世界公私機構收藏的吐魯番文獻普查、綴合、識讀、斷代、錄文、校勘、注釋等工作。從文獻收藏地角度論,主要涉及中國(內地及香港)、日本、德國、美國、瑞典、英國、俄羅斯、芬蘭、土耳其的公私機構﹔從文獻所屬時代角度論,主要包括公元三世紀至十三世紀,也就是西晉至元代﹔從文獻所屬語種角度論,主要是漢文獻,同時涉及民族文獻﹔從文獻所屬領域和體裁角度論,幾乎涉及所有體裁(共計20類)﹔從文獻載體角度論,包括簡質(比如樓蘭簡)、紙質(吐魯番墓葬文書)、石質(碑刻磚志)文獻﹔從文獻記載方法角度論,包括寫本和刻本﹔從文獻來源角度論,包括墓葬、佛窟及各類遺址﹔從文獻產生地角度論,既包括吐魯番本地出土的文獻,也包括西域其它地方比如和闐、庫車、圖木舒克、焉耆等地出土的文獻,實際上就是整個新疆以及中亞地區出土的文獻。吐魯番出土文獻中有一些來自長安、洛陽、伊州和敦煌,也是我們研究的對象。
具體工作方案是:(一)從文獻整理的角度,對海內外吐魯番文獻進行科學普查、綴合、定名、識錄和校注。充分吸納前賢時彥的成果而又有所辨正,從而推出目前為止代表吐魯番文獻整理最新水平的精品。(二)從文獻研究的角度,對海內外吐魯番文獻進行系統的注釋和研究。詳盡而精到的注釋,是該項工程的一大亮點,也是該項工程繼承前賢又超越前賢的價值所在。課題組對每件文書都有重要的宏觀、中觀、微觀研究專論,既有描寫又有解釋,既重聯系又重區別,同時,對一百年來海內外學術界對每件文書的研究得失、經驗教訓進行理性思考,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三)從文獻傳承的角度,對海內外吐魯番文獻進行歸納和總結,為今天的“一帶一路”倡議提供系統的決策咨詢。本項工程將對吐魯番文獻進行深層挖掘和提煉,從中歸納出唐王朝的治國理政的寶貴經驗,並從語言、行政、經濟、軍事、法制、商貿、交通、醫藥、天文、科技、宗教等方面,為一帶一路國家戰略提供一攬子建議和意見。
本課題研究的具體研究方法是(一)將語言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三結合。鑒於吐魯番文獻多出自墓葬,又多是歷史類史料,所以我們首先從文字音韻訓詁的角度,求其俗字、俗語、術語、套語的“詞典意義”,然后,將其放在當時廣闊的歷史背景下,求其“語境意義”,再與同墓葬出土的實物(如果有實物的話)進行比較,求其“具象意義”。(二)將微觀、中觀、宏觀三結合。我們首先對其中的字詞進行精到的校注,然后擴大到對整件文書進行考察,再擴大到對同體裁的文書(如契約)進行綜述,再擴大到對整個吐魯番文獻進行總論,既有個案研究又有整體洞察,既有歸納又有演繹。(三)將材料、觀點、理論相結合。清人戴震言做學問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淹博”即廣泛地佔有材料,“識斷”即具有正確的觀點,“精審”即掌握科學的方法。我們在研究吐魯番文獻的語言文字系統時,既窮盡式佔有廣博的吐魯番文獻語料,又以中外語言學理論如“語法化”理論和社會語言學理論諸觀點與方法做指導,對吐魯番文獻所反映的漢語史和漢字史風貌及其形成原因有更深入准確的研究和把握。
本課題共計20卷,3000萬字。此項工作前后已經進行了15個年頭,直到2017年才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所以准備比較充分,其中的第一卷《儒家經典卷》已經在申報重大項目前出版,反響甚好,2017年1月12日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中國社會科學報》及中國社會科學網已經連續四篇文章進行報道。另兩卷——《契約》卷和《醫藥卷》已經完成,現在課題組成員正忙於完成另外17卷,課題組共計9人,每人分配兩卷左右的撰寫工作,由於課題組匯集了目前國內吐魯番文書整理和研究的骨干力量,成員都是吐魯番文獻這一領域的優秀學者,他們在吐魯番文獻語言文字研究、法制史研究、官文書研究、契約研究、訴訟文書研究、軍事及經濟文書研究、道經文獻研究、碑刻墓志研究、蒙書研究方面,已經取得豐碩成果,所以大家所承擔的各分卷寫作任務,好多內容實際上已經是半成品了,完全可以按時、按質、按量完成此項目。
本項目在學術思想上,堅守三個傳統:一是朴實考信,二是重視俗語,三是文史打通。章太炎《說林(下)》有言:“審名實,一也﹔重左証,二也﹔戒妄牽,三也﹔守凡例,四也﹔斷情感,五也﹔汰華辭,六也。”(《太炎文錄初編·文錄》卷一,收入章太炎、劉師培等撰、羅志田導讀、徐亮公編校《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5頁)郭在貽先生也倡導繼承章太炎的朴學研究風格。他在《訓詁學》第七章《學習和研究訓詁所應採取的正確態度》中提出三條原則:“務平實,忌好奇﹔重証據,戒臆斷﹔寧闕疑,勿強解。”(郭在貽《訓詁學》修訂本,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81-88頁。方一新整理)我們堅守這一傳統,比如,在72TAM169:42《高昌延昌十六年(576年)信女某甲隨葬衣物疏》有“剪刀、尺一具”,86TAM386:23《高昌延壽十四年(637年)張師兒妻王氏隨葬衣物疏》有“箭刀、尺一具”,在59TAM302:35/5《高昌缺名(女)隨葬衣物疏》有“箭刃、釵疏具”,類似的記錄在敦煌文獻中也有,請比較斯5381《康大娘遺書一道》:“日落西山昏,孤男流一群。剪共(刀)共柳尺,賤接(妾)□隨身。合今殘妝粉,流且與后人。”我們認為“剪(箭)刀(刃)、尺”是女性隨身勞作用品,恰好,1979年4月,在阿斯塔那383號墓出土了“鉛尺”、“鉛剪刀”(相關實物照片刊登於柳洪亮《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157頁),可資對照。(二)在學術觀點上,堅持海納百川,真理至上的原則。陳寅恪先生言:“夫考証之業,但必發見確實之証據,然后始能改易其主張,不敢固執,亦不敢輕改,惟偏蔽之務去,真理之是從。”(《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46頁)我們所撰寫的《吐魯番文獻合集·校注·語言文字研究及語料庫建設》帶有濃郁的“集解集釋”性質,對於前賢時彥的研究並不只是羅列和介紹,而是能夠表態和定奪,並把自己的考証過程全部展示出來,今茲舉一例:在吐魯番出土文書中,反復出現“手抓、手抓囊、腳抓囊、腳爪囊、手爪囊、手腳爪囊、指抓囊”,究竟何義?或以為當為御寒之物,或以為乃裝隨葬手指甲、腳趾甲的小包,我們認為以后者為是,並補《新唐書》卷二十《禮樂十》之用例以証之,同時還指出“直到今天,在甘肅武威等地,依然有此喪葬習俗”。我們對吐魯番出土文書每一個詞條的訓釋,盡量做到從形音義角度探源溯流,從語言與文化的關系角度綜觀詞義的真諦,同時盡量廣泛利用敦煌文獻、漢譯佛典、詩歌、散文、小說、史書、子書、類書、墓志碑刻等語料,把詞條訓釋置於當時廣闊的人文、歷史、地理、宗教、民族背景之中,從微觀到宏觀、從共時到歷時的不同角度進行詮釋。(三)在研究方法上:由語言文字學入文獻學、由文獻學入史學,由史學入考古學。也就是以文字、音韻、訓詁三者互求,將語言、文字、史實互証﹔以古說、今說、己說互明,以圖版、識讀、詮釋互觀。比如吐魯番文獻中有“羇人”一詞,我們訓釋為“羈拘、羈留之人”,首先提供語言文字學上的証據:《玉篇·網部》:“羇,羈旅也,寄止也。”“羇”同“羈”,《篇海類編·器用類·網部》:“羇,通作羈。”然后從歷史學上進行論証:原來,唐擊敗突厥以后,原先逃往突厥或被突厥擄掠的漢人返回唐朝,道經高昌,被麴文泰扣留,並進行奴役。我們引用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三十《蕃夷》“討伐”所收《討高昌王麴文泰詔》以及《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上“高昌”等史料為証,把這一史實講清楚了。
本項目預期社會效益是實現三個功能:1、資料數據功能。建成海內外最為權威的吐魯番文獻數據庫和吐魯番文獻研究資料庫﹔2、學術研究功能。建成海內外最為全面的、權威的吐魯番文獻整理和研究基地,以項目組建團隊,以任務帶動隊伍,以進度調整人員,以質量決定去留﹔3、智庫建設功能。為今天的“一帶一路”戰略提供學術研究和出版之精品、理論和智慧之寶庫。
二、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絲綢之路語言新探》《絲綢之路文史新探》(已經簽約)
三、在巴蜀書社出版年刊《吐魯番學刊》、辦好公眾號《吐魯番學》。
四、建成海內外最大的吐魯番文獻語料庫和吐魯番文獻研究語料庫。
五、建成海內外一流的吐魯番文獻研究和人才培養基地。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