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搜索
站內搜索
一、研究進展情況
主要內容：
① 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一）“人民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歷史經驗研究”總體進展順利，一方面將理論視野和歷史視野結合起來，重新發掘“人民文藝”的歷史價值和時代意義，課題首席專家發表在《文學評論》上的《“人民文藝”的歷史構成和現實境遇》一文，指出在新形勢下重提“人民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經驗，並非要重構“人的文學”與“人民文藝”的二元對立，也不是簡單地為“延安文藝”直至“共和國前三十年文學”爭取文學史地位，更關鍵在於，是否能夠在“現代中國”與“革命中國”相互交織的大歷史背景下，重新回到文學的“人民性”高度，在“人民文藝”與“人的文學”相互纏繞、彼此涵納、前后轉換、時有沖突的復雜關聯中，描繪出一幅完整全面的20世紀中國文學圖景：既突破“人的文學”的“純文學”想象，也打開“人民文藝”的藝術空間﹔既拓展“人民文藝”的“人民”內涵，也避免“人的文學”的“人”的抽象化……從而召喚出“人民文藝”與“人的文學”在更高層次上的辯証統一，“五四文學”與“延安文藝”在歷史敘述上的前后貫通，共和國文學“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在轉折意義上的重新統合。該文發表后引起較大反響，《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全文轉載﹔另一方面則在跨學科的背景下，結合視覺文化研究和聽覺文化研究的方法，重新把握“社會主義文藝轉向”之於“人民文藝”的意義，課題組首席專家在《聯通“媒介革命”與“社會革命”¬¬——社會主義“文藝轉向”對“視覺文化”研究范式的挑戰》中認為，從“文學”到“文藝”，雖然隻有一字之差，但超越了“視覺轉向”或“聽覺轉向”這類比附西方學術時髦的說法，而是更為深刻地將“感官革命”、“媒介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聯系在一起的“文藝轉向”。可以說，“人民文藝”的“文藝”形成了其特定指向，它概括了對文化及其生產過程的一次大面積重新定義。在這一變動過程中，“文學”與“文字”並沒有被給予顯赫的地位，反而被視作次要的、甚或需要揚棄的因素，而“文藝”卻因為其對人類藝術活動和象征行為的更全面囊括而吻合新定義中所隱含的價值標准和行動取向。
（二）各子課題同樣在進展有序，主要致力於各歷史階段的個案研究：《霸權更迭、俄國革命與“庶民”意涵的變遷》側重於思想史和文學史的結合，在“戰爭”與“革命”構造的雙重視野中, 認為“五四”運動期間，以陳獨秀和李大釗為代表的《新青年》同仁們思想上經歷了“從威爾遜到列寧”的深刻轉變, 進而試圖將“新文化”召喚出來的“新主體”, 與“庶民”這一“勝利的主體”和“歷史的主體”聯系起來, 為左翼興起的時代，從抽象的“人”向具體的“人民”逐漸轉化奠定了基礎﹔《分家立戶:小生產的大轉型》突出了社會史視野下的文學研究方法，指出“戶”在現代鄉村治理中的重要性，進而討論了小戶與現代文學生產的關系，分析民國鄉村大戶、小戶與外來戶的不平等關系，農業合作化時代“戶”作為生產單位得到改造。通過土改和合作化時期大家庭分家敘事，趙樹理寫出了合作化時期的分家與傳統分家，與西方現代核心家庭的差異，寫出了中國小生產者轉型為大生產的獨特性。通過戶的生產與分配和日常消費的矛盾，呈現了合作化進程中的難題﹔《”流娼”、“新縣制”與“底層民眾”》主要以文本分析為主，通過對沙汀《堪察加小景》解讀，以抗戰時期后方社會普遍存在的流娼“逆城市化”現象為切入口，截取“示眾”這種戲劇化的鄉鎮生活場面，將無辜受罰的流娼、賭徒班長、無家可歸的所丁和基層統治者鄉長、鄉長夫人、聯保主任編織進“罪與罰”的關系中，從微觀層面揭示出了戰時動員體制沖擊下后方社會的激烈變動及其引發的底層民眾情感結構的轉變﹔《“總體性”難題》則是以小見大，如果我們以“總體”與“個體”辯証沖突為核心線索把握當代文學史，李敬澤借鑒布羅代爾等思想家的寫作范式，引導著一種辯証超越“總體”與“個體”二元對立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走出總體性，並不必然走向通過批判總體性而反向建構的個人，而是有可能重建一種既是“普遍”的又是“具體”的總體性敘述。圍繞相關子課題發表的論文，在學術界和批評界同樣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多篇文章被《新華文摘》和《人大復印資料 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全文轉載。
②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一）本課題組編選了近85萬字的論文集《重返“人民文藝”》，選文36篇，研究范圍從抗戰爆發到1980年代初期，涵蓋了新世紀以來研究“人民文藝”思潮、理論和創作的重要學術成果，力圖體現出“人民文藝”研究在史料上的新發現和在方法上的新趨勢，為本課題的研究打下扎實的文獻基礎。該書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本課題組還將繼續追蹤相關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繼續編選《重返“人民文藝”》第二輯、第三輯……做好文獻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二）組織多場以重返“人民文藝”為主題的學術會議和工作坊，有和中國趙樹理研究會合辦的“趙樹理和他的同時代人”學術研討會﹔和中國丁玲研究會合辦的“丁玲與上海”學術研討會﹔和上海師范大學光啟國際學術中心合辦的“阿爾都塞和我們”學術工作坊﹔
（三）和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簽署合作協議，計劃召開“翻譯與20世紀中國文學”系列學術研討會，其中多場研討會涉及“人民文藝”以及相關主題。
③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沒有舉辦相關成果宣傳和推介活動。
④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長期以來，受“西方中心主義”思維習慣的影響，研究界一直比照西方的“現代民族國家文學”的思想來理解現代中國的“人民文藝”，有意無意地將其貶低為“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文學”。而本課題的基本預設，也是研究的重點，則有意擺脫“西方中心”的思維習慣，依據較為開闊的世界視野和現代中國的獨特經驗，重新理解和構想 “人民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關系。本課題所理解的“人民文藝”，既涉及“審美規劃”也關系“政治規劃”，指的是自晚清到現在的一百二十余年間，中國的有識之士—思想家、學者、政治家、文學藝術家等—對“中國如何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問題的回答，以及依據這些回答而形成的不同的動員社會的思想路向和表達形式。而在這些思想路向和表達形式中，內容最為豐富、因此在今天具有最大闡釋空間的部分，就是“20世紀中國文學”。
當中國在19世紀中期逐漸被動地卷入西方主導的“現代化”的歷史運動之后，中國在遭遇到“現代”挑戰的而產生“人民文藝”有可能顯示出一系列獨特的品質。這些品質在整個20世紀以不同的方式變化、發展﹔而在進入21世紀以后，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譬如在一個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均未成熟的社會推進一場指向社會主義的階級運動，將政治性和能動性開展為階級概念的重要內容，將最廣大的農民定義為中國革命的主體，以人民戰爭的形式推進土地革命、政權建設及政黨與大眾之間的循環運動﹔以及在一個多民族帝國的基礎上創建一個單一主權的共和國，同時讓單一主權國家內在地包含了制度的多元性和民族的多樣性——尤其顯示出了它們作為當代中國人無可替代的思想資源的重要價值。把握住“人民文藝”所涉及的復雜歷史內涵和藝術分量，並凸顯其相關的思想價值，是本課題研究的難點與重點。在不迷信西方理論的前提下，隻有回到歷史、回到文本，才可能貢獻出具有原創意義的研究成果。
⑤其他需要說明的問題
（一）關於課題名稱的更正情況：2017年11月看，本課題正式立項時，原來申報選題目錄上的“人民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經驗研究”誤為“人民文學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經驗研究”，因“人民文藝”是本課題的核心概念，所以在發現錯誤后立即向國家社科辦提出更改申訴，但申訴周期較長，直到2018年11月才獲批准。因此對本課題的研究工作造成了一些影響﹔
二、研究成果情況
主要內容：代表性成果簡介
（一）羅崗《“人民文藝”的歷史構成和現實境遇》（《文學評論》2018年 4期），在新形勢下重提“人民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經驗，並非要重構“人的文學”與“人民文藝”的二元對立，也不是簡單地為“延安文藝”直至“共和國前三十年文學”爭取文學史地位，更關鍵在於，是否能夠在“現代中國”與“革命中國”相互交織的大歷史背景下，重新回到文學的“人民性”高度，在“人民文藝”與“人的文學”相互纏繞、彼此涵納、前后轉換、時有沖突的復雜關聯中，描繪出一幅完整全面的20世紀中國文學圖景：既突破“人的文學”的“純文學”想象，也打開“人民文藝”的藝術空間﹔既拓展“人民文藝”的“人民”內涵，也避免“人的文學”的“人”的抽象化……從而召喚出“人民文藝”與“人的文學”在更高層次上的辯証統一，“五四文學”與“延安文藝”在歷史敘述上的前后貫通，共和國文學“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在轉折意義上的重新統合。具體到文學史研究，“人民文藝”如何回溯性地建立與“五四”新文學和左翼文學之間的歷史性聯系？怎樣前瞻性地面對1980年代以后文學觀念的轉折以及1990年代以后“市場經濟”和“大眾文化”興起的挑戰？這都需要重新回到“20世紀中國文學”鮮活具體的歷史現場和歷史經驗，再次尋找新的、更具有解釋力和想象力的文學史范式。
《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8年9期全文轉載。
（二）孫曉忠、廖美婷《分家立戶：小生產的大轉型——民國到合作化小說中的“編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12期）以趙樹理合作化小說中的小生產者轉型為問題中心，通過合作化前后“分家”敘事，考察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改造進程中的編戶齊民。指出“戶”在現代鄉村治理中的重要性，進而討論了小戶與現代文學生產的關系，分析民國鄉村大戶、小戶與外來戶的不平等關系，農業合作化時代“戶”作為生產單位得到改造。通過土改和合作化時期大家庭分家敘事，趙樹理寫出了合作化時期的分家與傳統分家，與西方現代核心家庭的差異，寫出了中國小生產者轉型為大生產的獨特性。通過戶的生產與分配和日常消費的矛盾，呈現了合作化進程中的難題。
（三）黃平《“總體性”難題——以李敬澤<會飲記>為中心》（《文學評論》2019年2期）“將《會飲記》讀作一組彼此關聯的思想隨筆”，呈現“作為思想者的李敬澤”對當代文學史提出的有益思考。如果我們以“總體”與“個體”辯証沖突為核心線索把握當代文學史，李敬澤借鑒布羅代爾等思想家的寫作范式，引導著一種辯証超越“總體”與“個體”二元對立的可能性。不僅僅是“長時段”史學家，布羅代爾還是“總體史（total history）”史學家，“作為年鑒學派的集大成者，布羅代爾力圖把人類社會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作為一個完整的體系來把握，並以該體系及其各組成部分密切相關、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結構和功能關系方面再現處於動態過程中的歷史總體”在這個意義上，走出總體性，並不必然走向通過批判總體性而反向建構的個人，而是可能重建一種既是“普遍”的又是“具體”的總體性敘述。
《新華文摘》2019年12期全文轉載。
（四）高明《趙樹理小說中的鄉村變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9世紀40年代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引發了鄉村的巨大震蕩，隨之而來的是鄉村變革遭遇的一系列難題，而中國許多的重要政治、思想和文化人物都自覺地投身這一歷史巨變的過程當中。他們帶著“中國向何處去”的總論題，積極地探索中國鄉村的出路。在這一脈絡中，趙樹理佔據了不容忽視的位置。本書指出，雖然趙樹理的聲名主要來自他的文學成就，但作為中國鄉村問題持久的關注者、對話者，其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透過趙樹理及其作品，我們可以看到舊中國鄉村崩潰的必然性，也可以看到中國革命給農民和鄉村帶來的實質性變化。尤為可貴的是，趙樹理的作品深刻地觸及到了中國鄉村變革，尤其集體化實踐中的深層問題。因此，重新審視趙樹理的人生歷程及其文學世界，對於當下中國的鄉村治理和建設仍然具有深刻的借鑒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重版。
三、下一步研究計劃
1、召開“重返人民文藝”系列學術研討會和工作坊﹔
2、與海內外重要大學和學術機構就課題相關主題展開學術交流﹔
3、組織一系列圍繞課題相關成果論証的專家咨詢會﹔
4、在相關刊物上組織發表以“重返人民文藝”為主題的系列論文和專題論文﹔
5、編輯出版《重返“人民文藝”》第二輯、第三輯﹔
課題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