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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進展情況
主要內容：
（一）召開“構建中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少數民族視域研究”開題論証會。
2018年1月13日，復旦大學民族研究中心納日碧力戈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構建中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少數民族視域研究”開題論証會在復旦大學光華樓東主樓28樓通業大講堂舉行。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姚大力教授、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齊木德道爾吉教授、寧夏大學李偉教授、雲南民族大學劉榮教授、雲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方鐵教授、浙江師范大學環東海與邊疆研究院特聘教授吐爾文江·吐爾遜、內蒙古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巴·蘇和教授、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陳崗龍教授、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蘇發祥教授、華東師范大學人類學研究所黃劍波教授、陝西師范大學西北民族研究中心黃達遠教授、燕山大學文法學院於春洋教授、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袁劍副教授、內蒙古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丁瑞雪副教授等來自不同機構和高校的專家學者20余人參加了此次開題報告論証會。
（二）課題組研討會
課題組自2018年1月開始研討工作，每月召開一次課題組成員研討會，成
員匯報課題進展情況，並對成員遇到的問題進行匯總交流。
（三）課題資料搜集工作
課題組各成員根據課題需要以及分工，到內蒙古、東北、新疆、寧夏、西藏、
雲南、青海、四川、廣西等地開展田野調查和資料搜集工作，詳情請見各子課題
進展情況。
（四）召開“中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少數民族視域研究”研討會
2018年6月召開了“中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少數民族視域研究”研討會，
邀請國內相關領域專家30人，對民族共生、重疊共識、中華認同等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
（五） 舉辦講座“構建多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2018年7月3日上午，中央民族大學藏學院丹珠昂奔教授做客復旦大學民族研究中心，以“構建多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為題給各位師生帶來一場精彩的講座。他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中首次提出“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理念，認為文化認同是中華民族認同之“根”，民族團結之“魂”，強調“認同”的重要性。准確理解和把握“各民族”、“精神家園”等核心詞是關鍵，在此基礎上可以深刻認識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內涵、結構及特點，要在“構筑”上下功夫，重點解決建設的方法問題。丹珠昂奔教授強調，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中華文化觀，我國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在內涵認識上要解決五個基本問題：一是中華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園是以各民族認同本民族文化為基礎的精神家園﹔二是中華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園是以中華文化為基礎的精神家園﹔三是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要反對文化上的“兩個主義”，即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四是中國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園是以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思想成果為指導思想和價值引領的精神家園﹔五是共有精神家園解決的根本是增強文化認同、堅定文化自信、實現文化自知自覺，進而實現文化自主，樹立以中華文化為旗幟的獨立的中華民族精神。要把握好個人、家庭、民族、國家、人類這五個層級之間的異同關系，精准用力、層層發力，積極構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六）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構建中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少數民族視域研究”共計包括四個子課題，具體進展情況如下：
1、內蒙古東北地區：由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齊木德道爾吉教授負責，子課題組其他成員主要包括復旦大學姚大力教授、復旦大學丁玫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定宜庄教授、北京大學陳崗龍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烏雲畢力格教授、延邊大學朴今海教授、燕山大學於春洋教授、內蒙古師范大學何群教授、內蒙古財經大學丁瑞雪副教授和內蒙古大學武寧講師等十人。目前，他們已分赴內蒙古和東北各地進行深入調研，搜集相關資料。其中，陳崗龍教授基於田野調查撰寫“論哈斯寶的文化認同”一文並在《民族文學研究（2019年第37卷第3期）》上發表﹔武寧撰寫“構建生態文明的本土視域:基於阿拉善牧區人——駝關系的思考”和“生活實踐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以阿拉善蒙古族養駝習俗‘非遺’項目為個案”等兩篇文章，分別在《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和《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5卷第5期）》上發表。
2、青藏高原地區：由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丹珠昂奔教授負責，子課題組其他成員主要包括中央民族大學蘇發祥教授、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當增扎西研究員、嚴永山副研究員、青海民族大學多杰才旦研究員、才貝副教授等共計五人。目前，子課題組成員已分赴西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地的藏區進行田野調查﹔
3、新疆西北地區：由浙江師范大學環東海與邊疆研究中心吐爾文江教授負責，子課題組其他成員主要包括寧夏大學李偉教授、陝西師范大學黃達遠教授、陝西師范大學李如東助理研究員、石河子大學毛穎輝副教授、新疆警察學院高亞濱副教授和復旦大學民族研究中心陶染春博士后等共計六人。目前，他們已分赴新疆、寧夏、陝西等西北各地進行田野調查。其中，黃達遠教授基於調研撰寫了“多重復合的綠洲空間：區域視野下的‘內陸邊疆城市’”一文，在《雲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1卷第2期）》刊出﹔另寫有“從韃靼利亞到亞洲俄羅斯與中亞:十七世紀初到二十世紀初的東方學與空間建構”一文，並於近期在《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刊出。
4、西南地區：由雲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中心方鐵教授負責，子課題組其他成員主要包括雲南師范大學伍雄武教授、《廣西民族研究》主編覃彩鑾研究員、西南民族大學楊正文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盧芳芳助理研究員和雲南民族大學方悅萌講師等共計五人。目前，他們已分赴雲南、貴州、重慶、四川、廣西、海南等地進行田野工作。其中，方鐵教授撰寫“深化中國邊疆史研究的若干重要問題及價值”一文，在《雲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1卷第1期）》刊出，並被《新華文摘》2019年第10期全文轉載、封面刊登。
二、研究成果情況
主要內容：
[1]納日碧力戈.建設中華文化共同體：從互聯到共有 [J]，西部蒙古論壇,2019（1）.
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中央高層提出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願景，發展新時代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觀，為民族理論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探索平台。作者認為，准確認知中華民族文化的“互聯”和“共有”這兩個特征，對於做好有關理論探索至關重要。
[2]納日碧力戈，特日樂.構筑中華文化共同體 [J]，廣西民族研究,2019（1）.
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中央高層提出文化認同是民族團結的根和魂，發展了過去“政治一體，文化多元”的多元一體表述，從多元找共識，由多生一，建立文化共同體，既是高層的意圖，也是社會和睦的應然願景。基於皮爾士理論的指號人類學有“三合一”的觀照，和道家“三生無限”的理念遙相呼應，對構筑中華文化共同體有理論價值。人是指號，人群也是指號，人和人群的本質體現在“三合一”的日常生活之中。擴展來說，“中華民族互聯體”是構筑和認知中華文化共同體的目標和關鍵。
[3] 納日碧力戈，張梅胤. 國家視角下的“蒙醫入中”辨析[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5）.
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2016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明確規定中醫藥包括少數民族醫藥，“蒙醫入中”借此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這一分類固然屬於國家標准，但國家標准的背后是國家利益。從國家視角出發，“蒙醫入中”是自上而下構筑中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工程的一個組成部分。“蒙醫入中”代表了主體精英通過分類認同實現文化認同的努力，為中醫“增容”，讓“中”字提高彈性，同時也把各種文化人群包括進來，發揮他們的主體性，從各種各樣的差異性中尋求重疊共識。
[4]方鐵.深化中國邊疆史研究的若干重要問題及價值[J]，雲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51（1）﹔該篇文章被《新華文摘》2019年第10期全文轉載，並在封面刊登。
基本內容：近年來中國邊疆史的研究方興未艾，展現出光明的發展前景。相關研究應關照現實需求，在探討的廣度與深度方面繼續努力。本文選擇中國的歷史疆域與邊疆的形成、中國古代文明及其構建、東亞古代國家形成與古代國家關系等三個選題，總結學人對這些選題的基本認識，分析選題具有的價值，並提出拓展研究領域的建議。
主要觀點：中國古代治邊的理念、思想與方略，屬於傳統治國理政智慧的范疇，是中國文化遺產的組成部分，既為古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依據，也豐富了人類文明的內容。
元代以前中國的歷史疆域，被中原王朝、邊疆王朝與邊疆政權分別統治。元代以前，中原王朝對邊陲及其以遠地區施行較為寬鬆的羈縻。元朝在新的高度實現全局統一，對邊疆地區與鄰邦實行相異的治策，以推行不同管理制度的做法，肯定了宋代以來鄰邦形成以及中國的邊疆趨於穩定的事實。明清繼承和發展元朝的做法與管理制度，清代前期是中國歷史疆域最穩定、邊疆地區最鞏固的時期。
中原王朝、邊疆王朝是經營邊疆的基本推動力量。邊疆的本地民族、外來移民等則是開發邊疆的實施主體。基本動力、實施主體相互作用形成合力，推動中國歷史疆域與邊疆的形成與演變。
漢族、少數民族都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構建者。以少數民族為主體建立的吐蕃、南詔、遼、金、夏、蒙古汗國、后金等邊疆王朝，與中原王朝等內地政權共同構建了古代中國。元朝、清朝不僅在新的高度完成全國統一，在治邊的理念、思想與方略方面也有杰出的貢獻。
古人將社會群體分為華夏、蠻夷等兩類文明，對文明關系的演變有所認識，對我們研究邊疆史、民族史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文明的范疇包括文化與精神文明，涵蓋人類歷史活動的所有建設性成果。文明間的關系主要是交流、競爭、交融與協同發展，並非是壓迫、消滅、實現零和博弈。文明具有明顯的包容性，決定了人類文明有交流互鑒的強大動力。
古代的中國與周邊地區，主要存在農耕、游牧、山地三大文明。明清時期西方的工業文明進入中國。中國的工業文明逐漸形成。元明清時期，中國形成自己的海洋文明。
中國歷史的演進，以農耕文明、游牧文明、山地文明三大文明的關系為主線展開，后期加入工業文明與海洋文明，上述文明形成綜合性力量，推動中國不斷演化前進。
基於文明構建、文明關系的視域看待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能更准確地把握不同時代的特點，並與中國、世界發展的總體趨勢相吻合。採取文明構建、文明關系的視域，將闡述在中國形成發展的過程中，不同文明之間接觸交融、相互借鑒、協同發展的情形，易於同中國構建和諧社會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方向相接。
在國家的性質、國家間的交往與國家關系等方面，古代國家與近現代國家的差別極為明顯，不可隨意比附。
近現代國家強調獨立主權、完整領土，這是與古代國家最大的區別。古代國家關系的不平等是常態，古代並無國家主權的准確概念﹔穩定的國家疆域、國家領土的概念形成也很晚。
中原王朝與邊疆王朝互為“敵國”，即古代的國家關系。中原王朝與邊疆王朝的舅甥關系，強調雙方建立“有同一家”“ 安危同體”的親密關系，與近代西方殖民制度之下，佔領國以壓迫、剝削為手段統治殖民地完全不同。
元明清王朝建立藩屬國關系的鄰邦，較之元代以前的“敵國”，所具有古代國家的性質更為明確，處理兩者關系的規定亦較規范，同時具備近代國家關系的某些萌芽。
中原王朝、邊疆王朝處理相互關系積累豐富的經驗，並形成一些基本的原則，一些內容至今仍有積極意義。
學術價值：首次提出中國古代基本動力、實施主體的概念，並分析兩者間的辯証關系。認為中原王朝、邊疆王朝共同締造中國。元朝、清朝對中國歷史疆域作出了重要貢獻。
首次提出歷史上的中國文明，由農耕、游牧、山地三大文明與后期形成的工業文明、海洋文明組成。採用文明構建演進的視域研究中國歷史，能准確地把握不同時代的特點，並與中國、世界發展的總體趨勢相吻合。
認為古代中國的國家關系不平等是常態，並無國家主權的准確概念。中原王朝與邊疆王朝互為“敵國”，構成古代的國家關系。元明清王朝建立藩屬國關系的鄰邦，較之元代以前的“敵國”，所具有古代國家的性質更為明確，處理關系的規定亦較規范，並具備近代國家關系的萌芽。
社會影響：本文被《新華文摘》2019年第10期全文轉載，封面刊登該篇目。
[5] 陳崗龍.論哈斯寶的文化認同 [J]，民族文學研究,2019，37（3）.
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本文從四個方面討論了清代蒙古族翻譯家和文學評論家哈斯寶的文化認同。第一，哈斯寶因為文化認同才成了曹雪芹的知音﹔第二，哈斯寶認同《紅樓夢》的基礎是潛心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第三，哈斯寶認同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優秀的部分，而且認同的過程中一直保持著自己的標准﹔第四，《新譯紅樓夢》是哈斯寶對蒙古族文化的身份認同和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完美結合的產物。這四個方面，是哈斯寶認同曹雪芹和《紅樓夢》並翻譯和評論《紅樓夢》活動中互為條件的四個重要環節。以哈斯寶為代表的古代蒙古族文人認同中國傳統文化和積極參與到中國文化連續體中的具體實踐，對建設中國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6] 黃達遠，王鵬.多重復合的綠洲空間：區域視野下的“內陸邊疆城市” [J]，雲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51（2）.
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文章從方法論意義上反思了“內陸邊疆城市”概念背后的歐洲中心觀與單線進化論，認為“內陸邊疆城市”長期代表著落后、邊緣的意義，而在強調人地關系的“區域與空間”研究的視野中，可以將其還原為“游牧”或“綠洲”空間形態，以超越定居者視野中靜態的城市空間分析架構。同時，基於綠洲“聚落”的復合空間形態來嘗試重新認識“綠洲城市”，指出連接農耕與游牧兩大體系的綠洲城市在中國大一統歷史進程中的粘合作用。
[7] 黃達遠. 從韃靼利亞到亞洲俄羅斯與中亞:十七世紀初到二十世紀初的東方學與空間建構 [J]，青海民族研究,2019（2）.
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航海大發現使得歐洲對於世界體系的認知走在前列。地理作為描繪新世界的重要方式和技術手段，歐洲學者建立了一套基於“西方—東方”的二元結構體系，並以此劃分歐洲與亞洲。歐洲列強為獲得地緣政治的優勢，特別是俄羅斯在亞洲腹地的巨大利益，通過科學考察，描繪出精確的地表、地貌等地理要素，將原來歐洲認為的“韃靼利亞”構建為“亞洲俄羅斯”，又從中建構出“中亞”，切斷了與中國的共時性聯系。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需要重新反思“中亞”地理觀念背后的東方主義和文化建構，中國亟待建立超越東方主義的世界史。
[8]武寧.構建生態文明的本土視域:基於阿拉善牧區人——駝關系的思考[J]，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
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本文以阿拉善蒙古族牧民養駝習俗的田野調查為基礎,以人類學視角考察了牧民與駱駝的"共生"關系,以及牧民如何對環境中的個體作出識別並與之互動。文章進一步對牧民的本土生態觀進行了反思,並在此基礎上對不同社會文化環境中的人們在處理與周邊事物關系時有何共通之處,以及在構建生態文明過程中如何達成共識展開了探討。
[9]武寧.生活實踐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以阿拉善蒙古族養駝習俗“非遺”項目為個案[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45（5）.
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近年來,相關的研究越來越強調"非遺"與本土文化實踐的契合性,然而在現實中,一些外在的甚至人為構建的文化符號仍然作為"非遺"保護的衡量標尺被地方文化工作者所使用,本土人在"非遺"保護中的主體地位被忽略。本文將借助人類學的視角,以阿拉善養駝習俗"非遺"保護項目為個案,探討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並思考如何從本土人的生活實踐中對活態的民族文化進行理解和把握。
學術價值和社會影響：被引用兩次，分別在包美榮《烏蘭牧騎藝術創作的人民性初探（內蒙古藝術，2018年第四期）》一文和圖力古爾《論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群眾文化活動的融合（內蒙古藝術，2018年第四期）》一文中。
三、下一步研究計劃
1、2019年10月或11月召開重大項目課題組會議，總結經驗，落實下一步計劃。
2、發表階段性成果C刊論文5-10篇。
3、組織田野工作。
4、加強文獻搜集和研究。
5、2020年12月完成重大項目初稿。
6、2022年7月底完成並提交結項申請。
課題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