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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1世紀,隨著大數據的出現及其對人類社會生活的影響,定量分析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分量越來越重,使用的具體方面也越來越廣,為學術研究以及政策制定作出了很大貢獻。但是,對定量分析在社會科學領域的運用,學術界長期以來有著不同的聲音,這自然也包括針對定量分析在公共管理中的運用。
定量分析與社會科學問題的復雜性
概念可操作化的問題。眾所周知,定量分析方法最早是自然科學研究中的主要方法。而定量首先來自實驗中的測量。對於自然科學來說,很多概念先天就是可測量的,如物體的質量、電流、溫度、分子量等。因此,定量分析與實驗本身是“無縫”連接的。但是,在社會科學領域,包括公共管理的研究中,很多概念是抽象的、被定義出來的,其本身無法直接測量。對此,學者提出了將概念可操作化,即將其再分解成另外一些可直接測量的量化指標。如在研究政府決策時,民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解釋變量或被解釋變量,作為一個價值理念,民主無法直接測量,於是先要做到概念的可操作化。但是,對於民主不同的理解,其操作方式可能就有所不同,另外,對於不同的政治體制,其操作方式的量化指標體系及其權重也會有所不同。再如對於公平的測量,目前國際學界基本達成一致的是用基尼系數,但基尼系數僅僅是基於結果公平出發來設計和測量的,如果從起點公平、程序公平等視角來看,公平又是另一套體系了。因此,與自然科學研究相比,作為社會科學的公共管理研究,其在測量環節有明顯的復雜性和主觀性。
對於態度的直接測量。目前,我國公共管理學領域的定量分析研究中的測量很多是借鑒社會學、心理學研究中的測量方法,即通過對一定結構的量表的填寫來了解被訪問者在某些方面的態度,從而完成相關測量。比如李克特量表的運用。量表的使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訪者在被調查問題上所持的態度。但有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其無法防止被訪者對自身真實偏好的隱藏,從而導致了測量的真實性的缺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對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預測,基於民意調查的結果與實際投票的結果相悖,除了民意調查有抽樣方面的問題導致樣本代表性不足,更嚴重的是在民意調查中相當多的被訪者害怕來自外界的道德壓力,害怕在調查中表示支持特朗普會導致他人對被訪者的道德水准做較低評價,因此隱藏了自身真實的偏好。可見,基於態度的調查會因為真實偏好隱藏的問題導致測量結果真實性的缺失。盡管這種缺失可以通過在調查方法,量表設計上的改進來減輕,但仍舊無法根本性地防止。
情境化的挑戰。在科學哲學研究領域,一些學者提出了情境化的概念。與自然科學相比,社會科學研究更需要強調情境化。比如對某個案例的分析,研究者的相當一部分工作是要將讀者帶入情境之中,在諸多特定條件之下分析案例。然而,目前的定量分析研究卻沒有很好地去應對情境化的要求,在情境描述和再現方面很多研究者思考和著墨不多,試圖僅僅引入幾個變量來取代對具體情境的描述,使得很多研究顯得很生硬。比如某些基層治理的研究,簡單地套入西方學者的研究設計,然后抽取一些變量來做回歸,由此得出結論。這些研究往往淡化了中國基層治理的具體情境,導致容易忽視其復雜性。如果這類研究直接成為政策制定者的決策依據,其結果將是災難性的。
定量分析方法必須不斷創新
要重視和完善研究設計這一環節。對一項基於定量分析的研究來說,研究過程中研究設計的主要任務是思考和表述本項研究的變量指標與研究主題的直接或間接關聯性,以及採用何種方法來抽取和測量這些指標,以此來實現對研究主題的定量化表達和分析。通過研究設計也表達出了研究者自身是如何理解研究主題的。因此,研究設計對於定量研究來說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目前看來,在研究設計這一環節中,有些論文是輕描淡寫,似乎研究的主題天然就是可測量的,還有些牽涉到抽樣的研究論文對於抽樣方法也是一筆帶過。這些都是輕視研究設計的表現。
努力開發以行為或行為結果為特征的量化測量指標。如果我們把視野再放寬一些,關注到採用定量分析更多的社會科學學科,如經濟學。盡管經濟學中的量化研究在其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方面也面臨著巨大挑戰,但其量化分析指標的特性卻值得公共管理量化研究借鑒。雖然目前經濟學研究發展的趨勢是心理學、腦科學的介入,但價格、產量等這些傳統的指標仍舊是研究中所抽取的主要變量,其均是基於行為或者行為結果而形成的量化指標,特點是這些指標的形成基本沒有或少有偏好偽裝的激勵,因而一定程度上缺乏真實性和客觀性。再比如與公共管理同在管理學門類內的工商管理。消費偏好作為工商管理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近十年來,對其的測量發生了一個重要轉變,那就是基於社會調查的模式、以主觀態度和偏好為主要測量指標的傳統商業調查逐漸式微,更多的是通過消費者的具體消費行為或其他行為,如瀏覽的網頁等來判斷其消費偏好。尤其是電子商務和社交媒體逐步推廣后,網絡消費以及社交媒體上的互動行為數據可以很廉價地被收集(當然這其中又涉及商業道德和個人隱私權利保護的倫理問題,在此不予以討論),再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對數據予以分析和判斷,就可較為清晰地了解到每一個消費者的個人偏好。電子商務的成功也証明了這種對消費偏好的測量方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因此,對於公共管理中的定量研究來說,如何開發和挖掘基於行為和行為結果的測量指標是使研究更具有效性和研究結果更具說服力的重要一環。
增加測量的維度,以此提升研究的情境化水平。前面在分析中提到了定量分析在社會科學研究應對情境化的困境,但是否有辦法使得定量分析能夠更為“逼近”具體的現實情境呢?從操作層面來看,可以通過不斷提升測量指標的維度,從一維到多維,再到高維的提升,將研究客體更為生動具體地再現和刻畫出來。而由於數據處理的硬件條件和軟件算法的不斷進步和提升,從技術上看,高維數據的處理能力也在不斷增強,這使得定量的研究可以更為接近現實情境。
借鑒和依托定量分析上游學科的發展。定量分析對於公共管理研究來說還僅是工具。而真正推動定量分析技術發展的,還是數學、計算機科學、心理學(對心理測量方法而言)等學科。因此,公共管理中的定量分析要緊盯這些領域的發展,運用其最新的研究成果。並且,從進一步的發展來看,最好能形成與這些學科界的交流。回顧定量分析中的一些方法,如因子分析法,就是在對學習能力的分析中發現的。盡管因子分析的價值不僅僅是測量,但可見下游學科的研究需求也是上游學科發展的一個增長點。因此,還要將公共管理中的定量分析的需求與這些上游學科的研究者進行溝通,從而推動整體定量分析測量方法和技術的進步。
目前對於定量分析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運用所面臨的問題,有學者的解決方案是弱化其在公共管理中的運用,對於這一點,不置可否。回顧公共管理學科的發展歷史,定量分析方法為學科的發展和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在諸多研究方法中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新時代對定量分析方法在公共管理中的研究又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定量分析方法也必須不斷進步、創新。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