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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傳播學作為新興學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的七十年歲月裡，不斷發展，不斷拓展，不斷創新，走出了一條從弱小到成熟，從初探到系統，從引進到原創，從單一到多元的發展之路。如今的新聞傳播學發展，已經成為中國學科之林的重要力量，也成為動態回應新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發展的學術支撐。
一、改革開放之前：以配合意識形態宣傳為導向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后，中國的新聞實踐和研究相當程度上以蘇聯為師，凸顯了其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的突出功能，追求新聞是“形象的政論”，也即通過新聞實現政治意識形態的訴求。正如毛澤東主席把“辦好報紙，把報紙辦得引人入勝，在報紙上正確宣傳黨的方針政策，通過報紙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看作是“黨的工作中一項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則意義的問題”。
從中國新聞傳播學的學科進程來說，本階段主要以新聞學的發展為主。這一階段新聞學發展的貢獻有：
第一，突出新聞的黨性思考。此時中國社會主義新聞學得以初步建構。與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個領域的工作開展相似，新聞研究同樣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對這一階段我國初步建立的宣傳體系、手段和方法，進行了及時的思考和總結。
第二，突出新聞的人民性思考。特別是圍繞1956年《人民日報》改版的研究成果，集中凸顯了新聞服務人民群眾的重要原則，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的原則也成為新聞學研究的重要指導思想。由上述兩點可見，這一階段的新聞學研究特別關注新聞的屬性和功能等相關問題，對一些功能性稱謂和屬性研究頗多，如黨性、人民性、群眾性、教育性等，這些也被后世學人稱作新聞“性”學研究。
第三，突出新聞的實踐性思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學發展之初，便彰顯了其與實踐緊密關聯的學科和研究特色，研究和思考已經涉及了對新聞報道的要求、新聞言論和文風、新聞界競爭、新聞人培養、向海外新聞通訊社學習等一些重要的實踐問題。
二、改革開放至新世紀：呈現出規模化、專業化、開放化的面貌
從整體上說，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新聞傳播學研究進入到新的發展階段，無論是新聞學還是傳播學，專業化的意識都越來越強，研究也不斷走向深入、多點開花，呈現出一定的繁榮之勢，對專業獨特性、對新聞傳播學本體的堅守開始生根發芽。這一過程也同步伴隨著新聞傳播學教育規模的快速發展。同時，在打開國門之后，新聞傳播學界快速將目光投向西方學界，開始與西方新聞傳播學界對話和接軌，大量引入如傳播學、新聞專業主義等學科、理論、思想。這些學科發展的階段性特點，與當時新聞傳播業界對職業化、專業化的追求，出現了大量名報紙、名欄目、名記者的現象相映成輝。
這一階段，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新聞指導思想和表述，繼承、豐富和發揚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給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和前進不斷指引了方向。
這一階段新聞傳播學發展的主要貢獻有：
第一，規模化發展。改革開放給新聞傳播學帶來了相當的規模化發展動力。
改革開放后我國新聞傳播實踐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直接促進了新聞傳播學快速發展，特別是其教育的規模化增長。改革開放前我國隻有少數院校和研究機構開展（或者可以說是持續開展）新聞教育，到80年代開始不少院校開始創辦或恢復新聞教育，而到90年代以后新聞傳播教育教學點開始猛增。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了新聞傳播教學點向三位數邁進的增長﹔此時本科教育蓬勃發展，碩博研究生教育開始起步。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隊伍和研究成果也同步規模化增長。
第二，專業性提升。這一階段新聞傳播學的發展，從服務意識形態為主導，向學術、教育和學科的專業化方向邁進，並有了擺脫“新聞無學”的意識。
隨著新聞傳播實踐開始了帶有本體性色彩的深度探索，與之相對應的新聞傳播學術與學科發展進入了專業化的探索階段。這體現在理論體系不斷完善（如對新聞、新聞學、傳播、傳播學的基本概念、本質、規律、屬性、結構、任務、功能、理念、理論、歷史、發展等基本問題有了一定體系化的認識和闡釋）、高校教育不斷興起、學術活動不斷活躍、思考成果不斷涌現、社會影響不斷擴大。
同時，必須要提及的是，這一階段傳播學的研究開始興起。特別是以1982年5月美國傳播學巨匠施拉姆訪問“北上廣”的一些高校與科研機構，以及當年11月份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第一次全國傳播學座談會為標志和契機，傳播學在這一階段開始在中國生長，並初步繁榮起來。新聞學研究也借助傳播學的引入而得到了部分重構，新聞學與傳播學一經相遇便快速結合，如今新聞傳播學的約定俗成的稱謂也體現出了一定的中國特色。
第三，開放度拓展。這一階段我們開始翻譯、介紹、引入西方的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研究，一些介紹性、半介紹半思考性地譯介西方理論的著作開始大量出現，信息、傳播、受眾、效果、服務、競爭、產業、消費等概念、觀念、理論和思維開始為我國新聞傳播學界所熟知。
在打開國門的過程中，中國新聞傳播學開始融入世界話語，開始建構面向世界的新聞傳播學體系，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成效。這也是彼時中國社會文化與世界開始對話的一個側影。
當然，這一階段新聞傳播學的發展也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不容忽視。第一，與規模化相對應的是，品質性有待提升。第二，與專業性相對應的是，綜合性有待提升。第三，與開放度相對應的是，本土性有待提升。
三、新世紀以來：走向本土化、多樣化、前沿化發展的快車道
這一時期，中國新聞傳播實踐面臨著全新的國際語境（如中國成為引領新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量）、全新的傳播環境（如媒介融合的基本格局和生態），新聞傳播實踐需要對內提升凝聚力、對外提升軟實力，這些現實問題、本土問題都對新聞傳播學的健康、合理的發展提供了挑戰和機遇。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新聞輿論重大表述中提及：“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要遵循新聞傳播規律和新興媒體發展規律，強化互聯網思維，堅持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優勢互補、一體發展，堅持先進技術為支撐、內容建設為根本，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在內容、渠道、平台、經營、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尊重新聞傳播規律，創新方法手段，切實提高黨的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隨著形勢發展，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必須創新理念、內容、體裁、形式、方法、手段、業態、體制、機制，增強針對性和實效性。要適應分眾化、差異化傳播趨勢，加快構建輿論引導新格局。”相應地，新世紀以來，因應政治社會文化的迫切需求，以及借力於學科自身的積累沉澱，新聞傳播學的發展進入快車道，逐步擺脫“新聞無學”，而走向學科發展的較為成熟的階段。
這一階段新聞傳播學發展的主要貢獻有：
第一，本土化探索。所謂新聞傳播學的本土化，就是在不盲目排外的前提下，在學術、教育和學科中，從內容到方式再到品格都注意到立足中國的國情、本土的實際進行探索。本土化意味著在全球化環境中，凸顯中國特色、中國氣派，凸顯中國獨特的新聞傳播學理念、體系和話語表達方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要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
此時，中國新聞傳播學界在上一階段師從西方和學科積累的基礎之上，逐步意識到政治自覺、文化自覺、學科自覺的重要性。這一階段裡，無論是新聞學還是傳播學，都開始注意將西方理論進行本土化改造和適配，以達到中西合理融通的較為理想的狀態，並注重中國特色新聞傳播獨創性理論的思考和建構。
第二，多樣化探索。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此時呈現出了明顯的跨領域、跨學科的趨勢。除了新聞學、傳播學的學科本體、內核研究外，網絡傳播、影視傳播、政治傳播、國際傳播、公關傳播、危機傳播、鄉土傳播、健康傳播、文化傳播、藝術傳播也逐漸發展起來，其中不少領域已經較為成熟，大大拓展了新聞傳播學的學科邊界、視野和可能性。同時，這種多元化還體現在新聞傳播學的主體研究之一的媒體研究也在拓展，覆蓋媒體內容生產、運營、傳播、接受、反饋的全流程。
此時新聞傳播學還注意到關注更廣闊的與人類命運相關的重大議題，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藝術、科技等諸多領域進行了更廣泛聯結。新聞傳播學無論是內容、方法，還是理念、視角，都呈現出既有人文主義的，也有科學主義的﹔既有實踐性的，也有學理性﹔既有歐美學派，也有東方學派﹔既有量化研究，也有質化研究等的格局和生態。
第三，前沿化探索。這一階段，人類迎來了互聯網、新媒體時代的大變局，互聯網、新媒體深度改變了人類的交往方式、組織方式、生存方式、思考方式和價值方式。新聞傳播學作為互聯網實踐、新媒體發展研究最主要的學科，對人類新生態的研究責無旁貸。
如今，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領域的多數問題，都呈現出與互聯網、新媒體的高度關聯，在時代性的前沿探索方面，呈現出了繁榮的局面，如傳統媒體的媒介融合轉型、融媒時代新聞傳媒的市場化產業化問題、自媒體時代受眾新的行為和心理方式研究，等等。
不過，這一階段新聞傳播學的發展，依然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第一，在回應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方面尚有不足。第二，在建構完整的、有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方面，尚有不足。第三，在回應中國新聞傳播實踐的迫切需求方面尚有不足。
四、未來發展趨勢：“雙主體”的建構與碰撞
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新聞傳播學的發展積澱，在未來，無論是從中國特色來看，還是從學科特色來看，中國新聞傳播學都面臨雙重主體的建構：
一是建構“新聞傳播學”學術的主體性，這需要基於對新聞傳播的多重經驗的研究，使新聞傳播學與其他領域相比形成自己獨立而完整的話語體系﹔
另一個是建構“中國”新聞傳播學的主體性，這也是我們重要而艱難的使命和任務，這個建構要在如“傳播學本土化”已有探討的基礎上，持續而有效地推進。
（一）新聞傳播學的主體性建構
1. 學術：提升廣度
第一，提升領域的涵蓋性。在未來新聞傳播學要增強對一般性社會進程的解釋，增強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藝術等多領域中新聞傳播學存在的必要性和核心影響力，甚至增強新聞傳播學對於整體性文明進程的參與度和貢獻度。同時，我們也要善用借助其他學科來提升新聞傳播學的認識世界水平、學科發展水平。
第二，提升發展的前瞻性。新聞傳播學的發展，需要注意形成前后一貫的歷史邏輯、古今通透的歷史視野。這一方面固然包括對新聞傳播實踐和學科史的重新發掘，特別是注意新聞傳播實踐和學科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的互動關系﹔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需要提升對當下和未來的相對精准的前瞻、預見、預判能力，特別是因科技引領而出現或即將出現的新聞傳播實踐以及人類的交往方式、組織方式、生存方式的相應變化，進行動態性、前瞻性探問。
第三，提升社會的服務性。新聞傳播學的研究，不僅需要服務新聞傳播實踐本身、教育本身、研究本身和學科本身，更需要在保持學術研究獨立性的基礎之上，與更加廣闊的社會需求、社會服務相結合，這並不是學術的功利性，而是增強學術、學者、學科對社會文化進程的貢獻度，引領社會文化的進步，減少發展中的無謂消耗，降低前進中的負向成本。
第四，提升方法的豐富性。絕對的、單一的方法，在新聞傳播學研究中應該很難存活。在優質的新聞傳播學術成果中，應該體現出科學/量化與人文/質化方法的有機結合，而不是相互排斥。如果說偏重於人文和質化的研究，不利於對新聞傳播事業和學術發展做出理性和客觀的研判﹔那麼，過度依賴量化和科學研究，也會導致方向的迷失和獨立獨特思想的失位。
第五，提升研究的非功利性。所謂“新聞傳播無學”的認知，根源就在於一種對新聞傳播學重實操、少精神，重工器、少文化，重現實、少靈魂的刻板認知。新聞傳播學本身是有精神的、有文化的、有靈魂的，這需要我們的學術、學者、學科在未來既能夠在“功利”的實踐維度有所追求，更需要時刻培育一種“非功利”的維度的自覺和自省，一種對新聞傳播學精神、文化、領域的自覺和自省，提升批判性和對人類本質深刻探問的能力，提升新聞傳播學的精神宏闊性。
2.學科：提升深度
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的發展，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獨立性不斷增強，但學科基礎依然薄弱，距離具有極高學科縱深性、獨立性的理想狀態還有相當的距離。
新聞傳播學需要進一步明確其獨立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研究理念、研究目標、研究規律、研究邏輯等諸多問題，進一步挖掘獨特的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進一步建構難以替代的、具有鮮明學科特點的理論框架、理論闡釋、理論觀點和理論目標，徹底改變“新聞無學”的刻板認知。
3.學生：提升高度
新聞傳播學面對的是記錄世界、解讀世界、溝通世界的大學問，就讀於新聞傳播學的學生，也應該有一種宏闊的認知視野，兼容的知識結構，以及深邃、超越的“精神高度”。新聞傳播學不應該只是培養新聞工匠，不應該暗示學生隻要精於實操就萬事大吉，不應該隻將實務的工器之物置於教育的頂層。
在未來，我們還需要重視未來智能科技對新聞傳播學教育的影響，智能媒體、虛擬現實等新興技術帶來的全新教育教學手段，不應缺席新聞傳播學這樣帶有典型前沿性的學科教育。
（二）中國新聞傳播學的主體性建構
1.宏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傳播學
所謂“本立而道生”，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發展，首先需要立“本”，首先需要從宏觀上明確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的精神底色、基本立場、政治方向、學術導向等核心的、關鍵性問題。
中國特色是我國高等教育鮮明的精神底色，新聞傳播學也不例外。彰顯中國特色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研究內容扎根中國大地，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任務相向而行。由於我國的新聞事業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新聞傳播學建設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學術導向。作為一門理論性與實用性並重的學科，新聞傳播學更應該在實踐中為人民服務，為黨和國家的戰略決策服務。
上述這些問題是學科發展的“大問題”，隻有“大問題”得以解決，后續的其他問題、熱點問題、具體問題才能解決。拋開基本立場，隻思考一些所謂的熱點問題，隻提出一些精巧的對策建議，實屬“抓小放大”。
2. 中觀：中國本土化的新聞傳播學貢獻
提升中國本土化的新聞傳播學的貢獻，需要從兩個方面來分析。
一方面，需繼續加強西方理論的中國本土化改造。也即，將西方理論進行結合本國國情實際的本土化的理解、闡釋和思考。對於這個問題，前文多次提及，此處不贅述，但也可見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以及解決的任重而道遠，需要未來幾代學人的不斷努力。不過，從總體上講，不斷強盛的中國、不斷完善的中國社會、不斷自信的中國人、不斷覺醒的中國學界，將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基本背景和核心推動力。
另一方面，需不斷加強中國本土理論的全球化貢獻。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要善於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於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我們需要思考、發掘、論証、闡釋、建構基於中國傳統、中國文化、中國國情的中國新聞傳播學理論，這種中國新聞傳播學理論需要有中國特色，同時又能填補全球相關理論的空白，甚至能夠引領全球新聞傳播學的前行。
需要說明一點，當前媒介融合時代，全球學界、學人都“同時”“共同”經歷一個全新的數字智能媒體時代，這或許是中國學者和中國理論的全球貢獻、全球引領的機會。面對共同的實踐之局，誰先深刻理悟它、判斷它、總結它，誰先找到新實踐、新生態、新格局的本質、規律和邏輯，誰將引領下一輪全球新聞傳播學發展的大勢。
當然，重視中國特色，絕不是閉關自守，而是繼續保持與世界對話的姿態，融匯中西，不自大也不自卑，不冒進也不保守，不封閉也不做西方學術殖民學徒，以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特殊世界貢獻，勇於抵達世界一流的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發展水平。
3. 微觀：對熱點緊迫議題的有效回應
2019年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體時代和媒體融合發展舉行第十二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指出：“全媒體不斷發展，出現了全程媒體、全息媒體、全員媒體、全效媒體，信息無處不在、無所不及、無人不用，導致輿論生態、媒體格局、傳播方式發生深刻變化，新聞輿論工作面臨新的挑戰。……要統籌處理好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中央媒體和地方媒體、主流媒體和商業平台、大眾化媒體和專業性媒體的關系，形成資源集約、結構合理、差異發展、協同高效的全媒體傳播體系。”習近平總書記無論是對全媒體的“四全類型”的深刻理解，還是對當前不同媒體“四對關系”的敏銳洞見，都呼喚著新聞傳播學在未來的發展，要務之一是要密切關注熱點緊迫的實踐議題。
作為實踐性特征明顯的新聞傳播學研究和學科發展，必然需要承擔新聞傳播“門診”的功能。中國新聞傳播學的未來發展，更需要對本土的重大新聞傳播、傳媒發展領域的議題，進行有效回應。
例如，在方向上，為如何增強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現實指導力、向心力提供智力支持﹔在政策上，為引領融媒時代中國傳媒轉型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在方法上，為我國傳統媒體的媒介融合的突圍之路提供智力支持﹔在理念上，為當前網絡時代輿論輿情的發揮、回應和引領提供智力支持﹔在策略上，為如何提升中國媒體的國際傳播力和影響力進行智力支持﹔在理論上，為當前民眾對全媒體、自媒體使用的自發需求和自發行為進行思考闡釋﹔在文化上，為傳媒景觀何以成為一種人類近百年來相當耀眼的文化景觀進行思考闡釋﹔等等。
總之，回望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我國新聞傳播學發展，我們看到了其發展歷程的階段性、豐富性和復雜性，我們看到了其不斷探索的努力和可貴、可觀的成效，我們更期待其在未來能夠不斷發展、不斷攀登、不斷完善。
作者簡介：胡智鋒，1965年生，中國傳媒學術領域第一位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廣播電視藝術學學科創始人之一，中國電視美學研究主要奠基人。現任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哈佛大學高級訪問學者。入選中組部首批“萬人計劃”領軍人才、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專家。主持國家級、省部級等各級各類科研項目40余項，已出版學術專著《電視傳播藝術學》《影視文化論稿》《電視美學大綱》等30余部，發表學術論文400余篇。
專家推薦意見：基本政治觀點是正確的，特別是在第四部分談到學科未來發展趨勢時提出“雙主體”建構問題、學科建設三個方面提升問題、中國特色新聞傳播學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建構主體性的設想，都有一定的創新含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