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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提出了“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綜合承載和資源優化配置能力”“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目標和任務。
城市生態的密集性、復合性、多變性，促使城市治理者們創設並運用新的應對之道。面對城市生態的固有與新生特點，近年來各個城市政府源源不斷地開發出一系列適合國情與市情、充滿創意的本土治理方案，從而為城市治理的實踐參考與學理提煉，貢獻出了豐富的中國樣本與智慧。與此同時，為更好地提升城市治理的精細化水准，亦需將一系列關鍵議題列入政策日程並及時展開治理行動。認真梳理這些實踐，對於我們理解四中全會《決定》中的城市治理具有啟發意義。
陌生與熟悉。陌生性是城市社會的天然特征，它是由各種資源要素尤其是人群在城市中的高速流動所造就的。中國城市過去處於“單位制”下，職業場所、居住空間、社會活動等高度合一，城市中各要素的流動性及其所生發的陌生性都極為有限，呈現出顯著的熟人社會特征，城市治理事務亦相對簡單和容易。而隨著城市化加速、單位制的大幅度解體、商品住宅小區的興起、自由擇業的普遍化，中國各城市特別是中心城市成為了要素匯聚地，城市社會的陌生指數隨之迅猛拉升。由於中國大型城市的實際地域面積、人口規模，遠高於域外對應城市的同類數值，使得中國城市政府面臨著更為復雜的治理環境、更高負荷的治理任務。面對城市生態的高度陌生化情勢，治理者通過運用一系列機制和技術，力圖重新推動實現治理場域的“再熟悉化”。這包括，通過劃定網格的方式重構、分化城市空間，在黨建引領下配之以街長制、路長制、巷長制等，對新的城市網格單元進行對應管理﹔強調對城市空間的“進駐”而非“退出”，通過如“單位人”進社區、黨建進樓宇等方式，將治理觸角延伸、深扎到新的社會空間及領域中。未來需注意的是，在繼續堅持黨建引領城市治理這一過程中，要更為有機和靈巧地處理城市各群體之間，尤其是由新興傳播形式及生活方式所帶來的越來越多新群體之間的互動關系，在社會空間中適度“留白”，保持一個合理、各方均有共識的社會活躍度。
平面與立體。中國的城市化速率及水平長期偏低，進而制約了城市建造設施的多樣性。在某種程度上，各個城市一直是“平面城市”，即城市公共設施、各類建筑的高度一直受限於經濟發展水平、規劃提前量和社會認可程度。這也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城市發展的一個普遍現象。經年累月治理“平面城市”的一個效應就是城市治理中的“平面思維”，對諸多城市治理議題缺少空間想象及相應的硬件軟件准備。這些“平面思維”既體現在城市治理者的行動策略中，亦反映在城市居住者的各類日常行為中。高速城市化帶來了大體量的“立體”公共設施、高層樓宇，包括立體化道路橋梁、地上地下立體停車間、高層辦公樓宇和居民住宅等，城市治理者與治理對象都需盡快提高對於這些新型城市空間的適應性程度。中國的中心城市因人群高度集中、土地面積受限，使得高層類型建筑的數量遠多於歐美發達地區的同類城市，故未來城市治理過程中亦會產生出更多的“立體化”議題。如高層電梯安全保養、高空墜物防范、超高消防雲梯及消防直升機的配置數、地下設施維護保養、地下空間治安管理等，在近年來已出現一些普遍化的隱患苗頭。這就要求城市政府提前有所准備、儲備和應對，城市居民尤其是新城市人盡快樹立起新的空間安全意識。
增量與存量。在城市外圍進行新城區、開發區的規劃建設和擴展，是各地方在過去若干年提升城市化水平的第一選擇，亦反映出中國城市化道路的內在特質。運用“增量”策略，以新的城市、新的設施、新的產業吸引新的經濟體、社會團體及人群，已被証明是一個行之有效的快速城市化之路。同時，受經濟社會發展周期曲線、資源約束等影響，任何城市的新擴張都會遇到上限，近年來部分空城、鬼城的逐漸出現，已在印証這一規律性。在高速的新區域城市建設步伐趨於減緩乃至停滯之后，城市政府的治理重心、注意力分配，需由過去的“增長至上”轉向到“增量與存量並重”“存量中尋找增量”，任務布局要更為合理與均衡。近年來，老舊城區、傳統市區的“城市更新”議題開始得到更加精細化的重視。相較於在全新區域中放開手腳地“大興土木”，提升現存城區的設施條件及治理水准，需處理更復雜的群體間關系、受限於更多樣的條條框框。諸如水電路氣的修繕更新、從無到有加裝電梯、垃圾分類處理、公共空間的使用分配及維護等，既涉及若干歷史遺留問題，更關系到每一位居民的現實切身利益。要啟動、開展這些工作，需進入到每家每戶中才能夠奏效，這對城市治理者的耐心、細心都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就這一意義而言，來自城市治理的真正挑戰才剛剛開始。
中國城市治理的“現實世界”精彩紛呈，新的治理議題持續涌現，各種新興治理機制、治理技術方興未艾。可以說，中國的城市治理模式正處於蛻變升華、邁向煥然一新的醞釀期和前奏期，從城市治理的中國敘事中提煉出中國方案、形成中國貢獻，值得期待。
（作者單位：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