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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人類創造和發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交融發展、互動共生的歷史，“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每個文明的出現和發展都無法孤立於世界其他地區而存在，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吸收、融合了其他文明的因子，同時也以自身獨特的方式推動著世界文明的發生和發展。其中，猶太民族是十分獨特的一個，它在各個歷史時期佔世界總人口的比例一直都很少，但卻廣泛地參與了文明交流互鑒，進而對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一
猶太民族誕生的迦南地區，位於歐亞非三大洲的交通樞紐，自古以來即是不同文明（埃及、兩河、希臘、腓尼基、敘利亞等）交匯的要沖。從一開始起，猶太人就與迦南人、亞述人、非利士人、巴比倫人、埃及人、波斯人等存在廣泛的交流與互動，在對兩河文明、埃及文明以及迦南本土文明的吸收、改造過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希伯來文明。到了希臘化時代，又與征服者希臘人、羅馬人進行了密切的交流與融合。
與其他許多文明基本上擁有穩定的地域空間不同，猶太文明與頻繁的遷徙、流動相聯系。自公元1世紀起，猶太民族幾乎整體性處於大流散狀態，英國著名學者阿諾德·湯因比將之稱為“被連根拔起的文明”。大流散的特殊經歷促使猶太人的足跡遍及整個世界，幾乎成為一個“世界性民族”，交流的范圍也從西亞北非地區擴展到舊大陸的各地。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猶太人又積極拓展新航道、參與殖民擴張，他們借助港口的區位優勢以及自身的廣闊聯系，建立起連接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乃至太平洋的全球性交往網絡。猶太人每流散一次，文明交流的范圍和廣度也隨之拓展﹔作為“散居五大洲”的世界性民族，猶太人堪稱參與文明交流互鑒最頻繁的民族之一。
二
在追溯西方文明的精神源頭時，人們習慣上將希伯來文明與希臘文明（“兩希文明”）並列起來，視為哺育西方文明的兩大母乳。可以說，以一神信仰為內核的希伯來文明，鋪就了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石，塑造了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思想觀念乃至政治行為。而且，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基於這種聯系，它們被稱為“亞伯拉罕系宗教”。
由於語言、宗教和傳統的差異，中古時期的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相互隔斷，彼此之間幾乎沒有直接的交流，此時的猶太人發揮了重要紐帶作用。英國學者塞西爾·羅斯指出，“從真正普遍的觀點來看，猶太人是唯一真正的歐洲人，他們的視野超越了拉丁世界的邊界，而到達一邊是希臘人、另一邊是阿拉伯人的世界”。大量的猶太人（作為翻譯家）發揮了“搬運工”的作用，將古典知識從伊斯蘭世界輸入到基督教世界，進而在中古歐洲思想、科學和文化中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地理大發現時期，猶太人將眾多阿拉伯天文學成就介紹到西歐，並對重要的航海設備（星盤、象限儀、地圖、羅盤、天文表等）進行了革新，從而為哥倫布、達伽馬等人的遠航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術支持。
在前現代交通與技術不發達的條件下，散居在各地的猶太人不僅構成了相互聯系的網絡，並且為不同地區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搭建了平台。1712年9月27日的《觀察者》這樣描述猶太人的重要地位：“他們（猶太人）廣泛分布於世界各大貿易地區，成了相距最遙遠的民族之間互相交流的媒介，人類通過他們得以普遍聯絡起來。他們仿佛嵌在大樓中的木栓和釘子，盡管本身價值微不足道，但對於整個架構的維持，卻絕對必需。”以古絲綢之路為例，分布在亞歐大陸廣闊區域的猶太人是絲綢之路的重要參與者，他們將毛皮、鐵器、葡萄酒等運往東方，並將來自亞洲的絲綢、茶葉、樟腦、桂皮等運回歐洲。
三
一直在不同文明的夾縫中生存和發展的特殊經歷，賦予了猶太人得天獨厚的便利條件汲取不同文明的滋養。頻繁參與國際交流活動，塑造和改變著猶太民族，造就了猶太人作為商業民族的特質，特別是城市化、資本化與國際化方面，猶太人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其一，為便於從事商業活動，猶太人習慣性地定居在城市而成為一個“城市民族”，推動了猶太民族高度的城市化。據統計，大流散之后的各個時期，猶太人的城市化率均為90%以上。可以說，人類世界在工業革命后姍姍來遲的城市化進程在猶太民族中間早已實現。其二，為適應經常流動性的生活，猶太人往往選擇方便攜帶的產業，由此塑造了“資本民族”的獨特性格，促進了猶太民族高度的資本化。猶太人致力於制造財富、維持財富、管理財富，並將之世代相承、綿延不斷。其三，長期不穩定的生活環境致使猶太人不斷地流散，從而真正成為一個“國際民族”，加速了猶太民族高度的國際化。
正是在與不同文明的交流和對話中，猶太人獲得了空前廣闊的時間與空間維度，使之產生出獨特的創新力和創造力。他們率先感受到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和碰撞，並在廣闊的文明交流和對話中釋放出驚人的能量。從19世紀初到20世紀中葉的一個半世紀裡，猶太民族中涌現出眾多在各個領域具有杰出貢獻的名人。在自然科學領域，除了偉大的愛因斯坦以外，還出現了玻爾（量子力學）、奧本海默（原子物理學）、弗朗克（化學）等一群蜚聲世界的科學巨人﹔哲學領域有斯賓諾莎、馬克思、柏格森、維特根斯坦﹔心理學領域有弗洛伊德、馬斯洛、弗洛姆等﹔文學領域有海涅、普魯斯特、卡夫卡、茨威格﹔音樂領域有門德爾鬆、魯賓斯坦、勛伯格﹔美術領域有畢加索、畢沙羅、夏加爾、列維坦﹔新聞領域有普利策和路透，等等。還值得一提的是，創新精神作為植根於猶太文化傳統的DNA延續至今，遍地沙漠的彈丸之國以色列正以其在高科技領域的卓越成就，站在創新創業的潮頭。
波蘭猶太裔思想家、社會主義者以撒·多伊徹探討了斯賓諾莎、海涅、馬克思、羅莎·盧森堡、托洛茨基和弗洛伊德等猶太裔學者的思想形成脈絡，強調猶太人的“超前”優勢在於他們“生長在不同文明的交匯處”：“作為猶太人，他們的‘超前’優勢恰恰在於生長在不同文明、宗教和民族文化的交匯處，他們誕生和成長在不同時代的交替點。”生活在不同文明的交匯處和世界性大流散的歷史遭際，促使猶太人長期參與了文明交流互鑒。正是這種特殊經歷賦予猶太人以世界性的視野，使他們絕不僅僅局限於閉塞、陳腐的古老傳統，而是尋找超越猶太人的理想與事業，接受並提出現代世界的最新觀點。
（作者：艾仁貴，系河南大學以色列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