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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劉向兵，研究員，博士，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校長、黨委副書記，學術委員會主任，教育部高等學校專業設置與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國家改革發展研究院特邀研究員，蘭州大學兼職教授，寧夏中衛市特聘專家，兼任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中國勞動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常務理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項目評審專家、國家社科基金同行評議專家等。主要從事高校戰略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工會理論與勞動關系等方面的研究。主持或參與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等各類科研項目20項，出版《大學戰略管理導論》等著作16部，在全國重要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60余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努力構建中國特色和諧勞動關系，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經濟、政治和社會意義十分重大而深遠。在西方工業發展史以及勞動關系領域中，存在所謂“歷史周期律”的命題。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工業化發展帶來工業資本和工人的大量聚集，帶來勞資沖突的全面興起，伴隨著工人隊伍的不斷擴大，不斷產生大規模激進工人運動，並逐步形成反對黨派勢力，最終對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進行重組。中國自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用四十年時間走完工業化國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業化道路，不僅擁有世界規模最大的制造業，也有規模最大的工人群體，當然也潛藏了強度激烈的勞動關系風險。然而，中國卻基本保持了勞動關系的穩定，總體上呈現出和諧狀態，最大程度地減少了工業化過程中勞動關系風險對社會穩定和國家建設的沖擊和影響，極大地支撐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中國勞動關系的治理經驗有力破除了所謂的“周期律”，實現了工業化發展與國家治理的協調統一，為世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勞動關系學研究正是以中國勞動關系進程為基礎，總結中國經驗而蓬勃發展起來的。
一、勞動關系學研究的簡要回顧
我國對於勞動關系研究應當從20世紀20年代就已經開始，圍繞當時的勞工調查以及勞工境遇，產生了陶孟和、陳達、方顯廷、瞿秋白、鄧中夏等一大批優秀的學者。他們中有的從經濟學或社會學角度進行研究，更多的則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研究工人運動的狀況，並積極投身於國內革命事業之中。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這個時期的勞動關系成為國家作為全社會代表的利益一體化的勞動行政關系，它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在這種計劃性和行政化的勞動關系中，統包統配和終身雇佣為基礎的勞動用工制度、低水平和平均化為特征的工資制度以及全面保障的職工福利制度是主要特征。這個時期的勞動關系理論和研究基本移植前蘇聯的研究，注重對勞動關系理想化描述以及對現行政策和管理方式的詮釋。勞動關系的主要任務是需要配合國家積極參與到社會主義改造事業之中，組織教育職工積極參與和促進企業的生產，而需要協調的矛盾主要在於國營企業官僚主義興起帶來對職工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的侵犯問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沖破“左”的思想桎梏下，勞動關系研究領域空前活躍，產生了袁方、趙履寬、任扶善、關懷等一大批從不同學科對勞動關系問題進行研究的著名學者。勞動關系理論和研究普遍關注勞動關系的市場化轉型，轉型的主要內容是建立市場化調節的勞動關系制度，打破“鐵飯碗”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打破“鐵工資”實現企業自主分配以及打破“鐵交椅”實現干部身份的轉換。這個時期勞動關系的主要任務是要配合國家改革固定工制度，實現優化勞動組合，全面推行勞動合同制度和工效挂鉤制度，支持企業廠長負責制的落地。勞動關系協調的矛盾則主要聚焦於合同制工人待遇差別、國企富余人員的消化、企業工資差距擴大等問題。1986年勞動部頒行《關於實施勞動合同制度的暫行規定》，是早期勞動關系改革的標志性事件。
1992年“南巡”講話以及黨的十四大確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勞動關系以及勞動制度改革得到進一步深化。一方面，國家以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為中心，全面深化勞動、培訓、工資、社會保險各項改革，企業用工自主權和工資決定權進一步擴大﹔另一方面，大范圍的國有企業改革以及外商投資帶來了下崗群體以及農民工群體的大規模形成，並帶來權益維護的問題。這個時期是勞動關系研究不斷深入和升華的階段，研究的焦點是如何系統借鑒市場經濟的勞動關系理論和方法，並在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三者關系中發揮重要作用，尤其是穩定作用。這個時期勞動關系研究的熱點是勞動法律制度、國際勞工標准、集體協商制度以及工會改革，並產生了常凱、馮同慶、喬健等一批專門系統研究國內勞動關系理論和實踐的著名學者，形成了一批有影響力的論文和專著。
進入新世紀，勞動關系市場化基本完成，並初步建立了勞動關系的合同制度、勞動爭議處理的三方機制以及工會與企業之間的集體協商制度，在穩定勞動關系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然而這個時期經濟總量的擴大以及“人口紅利”的消退帶來了勞動力市場持續短缺，使得工人市場談判能力不斷加強，並極大改變了傳統勞動關系力量格局，勞動關系矛盾主要來源於工人不斷提出法律標准以上的利益訴求，並求助於互聯網下的體制外組織化方式進行訴求表達，形成了對職工隊伍穩定和社會穩定的挑戰。2015年4月，黨中央下發《關於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強調探索中國特色和諧勞動關系之路，不照抄照搬工業化市場經濟國家模式，維護政治和社會穩定。這對於新時期勞動關系的理論研究以及人才培養都有重要指導意義。這個時期，勞動關系首次被教育部設置為專門專業，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成為國內首個設置勞動關系專業的高校，中國人民大學形成了勞動關系專業從本科到博士的完整專業教育體系，勞動關系作為一門學科得到了正式確立。
二、勞動關系學研究的起點：勞動問題的解決
英國著名勞動關系學家基思·懷特菲爾德說過，“在社會科學領域，人們之所以能夠接受某一獨立學科分類，是因為它必須能夠証實它比其他方面方法更能夠對某一類問題進行界定、解釋或解決。”勞動關系研究之所以成為“學”，是因為它專門研究和解決由於勞動關系建立帶來的勞動問題（Labor problems）。隨著勞動力市場的興起，作為勞動力需求和供給的聯系機制，企業與勞動者進行自由交易，並最終形成了工資為核心條件的勞動合同。然而在執行合同的過程中，市場機制卻呈現了很強的外部性，勞動力作為蘊含在勞動者體內不可分割的特殊商品，其使用時間、使用強度以及使用意願都充滿了不穩定性，並帶來了企業與勞動者在工作場所的分歧，這種分歧最終會演化為磨洋工、高流動率、生產效率低下以及嚴重勞資沖突等顯性現象。勞動問題如果得不到治理，其后果將會對勞動力市場的健康運行乃至社會穩定產生不良影響。而這一系列獨特或重要的問題以及解決方案，也就成為勞動關系學的“核心問題”。
為了解決勞動問題，受到研究者不同的學科基礎的影響，勞動關系的研究大致形成三種研究范式。第一種是強調一元觀的研究，認為單位組織是一個整體，組織中所有人都有共同的目標和價值觀，組織中的“勞動問題”不是來自利益沖突，而是組織運行的一種摩擦，是管理溝通不暢的結果，因此勞動問題的解決需要求助於員工目標的確立、柔性的管理政策以及員工參與為主要特征的溝通體系的不斷完善。第二種是強調多元觀的研究，認為企業雇主和員工屬於不同的利益群體，雙方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和立場，並在相互沖突中產生了“勞動問題”。而要解決問題，就需要相互妥協和讓步，通過集體談判的方式，達成一致性的意見，形成雙方認可的規則體系。第三種是強調階級觀的研究，認為企業與員工之間的雇佣關系實質是一種階級關系，勞動問題的產生是結構性的勞資矛盾的產物，具有不可調和性，隻有通過改變社會制度的方式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三、突出勞動關系研究的中國特色
雖然西方的勞動關系制度建設以及相關研究擁有豐富的歷史經驗和理論流派，但卻不能完全適用於中國勞動關系的運行。其中最重要的區別在於西方勞動關系的假設是經濟關系，習慣用產權規則來解決糾紛，而中國並不認為勞動關系僅僅是勞動與工資間的經濟交換，而是包含了基本的政治關系。這種政治關系的內涵是：勞動關系雙方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勞動關系領域存在的一些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具體利益差別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正是看到勞動關系中的政治屬性，中國研究強調勞動關系之間雖然有矛盾但根本上是相互依存的關系。隻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夠在雙方的利益矛盾中找到解決沖突的路徑，建立調解矛盾的制度，從沖突性向合作性轉變。我國勞動關系學界秉持一元觀的研究視角，並一直致力於在本土制度環境中發展勞動關系學，弘揚勞動關系的社會主義屬性，使之與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制度相結合，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有關中國勞動關系學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總結了中國協調勞動關系的實踐經驗，並有四點共識。第一，我國勞動關系的性質決定了在構建中國特色和諧勞動關系過程中，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把遵循勞動關系一般規律與適應我國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等具體國情結合起來。第二，中國作為儒教文化區域，強調和諧是最基本的社會交往規范，糾紛和對抗往往是社會不和諧的后果。因此，勞動關系各主體都有先天文化意識來增進在人際方面和諧一致的目標，妥協和包容就成為勞動關系體系的基本價值觀。第三，由於勞動關系中融入了人際因素，也帶來勞動關系的權力義務並非像西方一樣的規則剛性和理性十足，而是充滿了可變性和靈活性，並無法用統一的法則來解決多變的權利義務關系。因此，因地制宜的協商比談判更重要，矛盾的治理主要靠調解，而不是仲裁和判決，以尋求相互信任關系的長遠建立。第四，也是最重要的，黨的領導和國家力量保障和諧勞動關系理念的落實並深刻介入到勞動關系各方主體行為之中，不斷通過制定規則、程序和規范來調整或穩定勞動關系運行，從而使得中國勞動關系體系具有鮮明國家制度主義的特征。
在國家主導的勞動關系治理經驗中，勞動關系學也總結了當前構建勞動關系的幾個重要支柱。在法律層面，我國進行了一系列的勞動立法，以1994的《勞動法》為起點，2008年的《勞動合同法》為重要標志，我國已經形成勞動者工時、加班、勞動保護、最低工資、社會保障、體面勞動等個體勞動權益的保護體系。在社會層面，我國興建了大量勞動爭議調解組織和調解制度。這些調解組織分布在企業、鄉鎮、街道，同時實施“一調一裁二審”的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充分發揮調解和仲裁的作用，使勞動爭議盡可能在比較平和的氣氛中得到解決，盡量減少進入法律判決階段。在政治層面，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勞動關系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明了勞動關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准確判斷勞動關系的社會性質，系統闡釋了做好新時代勞動關系工作的基本要求和使命任務。中央下發《關於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要求各級黨政最大限度增加勞動關系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以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企業和職工參與、法治保障的治理體制。其中，工會作為國家最重要的勞動政治團體，建立了從國家到企業基層的龐大組織體系，並始終以“促進企業發展、維護職工權益”的理念做指引，不鼓勵罷工等激進訴求表達方式，引導廣大企業和職工正確認識與處理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成為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中堅力量。
四、勞動關系學研究的未來展望
過去7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勞動關系運行建立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勞動力市場結構之上，勞動力供給充沛下的勞動密集型經濟發展模式成為現有勞動關系制度形成的基礎。在未來，這個基礎正在面臨一系列深刻變化，並帶來勞動關系研究的新議題。
首先，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我國新進入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不斷下降。這個被稱為“劉易斯拐點”的變化，意味過去依靠比較勞動力成本優勢促使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正不斷消失。勞動者也改變了以往被動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局面，正在從“緊湊型勞動力市場”中獲得結構性力量，並改變了勞動關系雙方力量的平衡，使得勞動者不斷提升市場議價能力的同時，也引發其權利意識的崛起和訴求層次的提升，要求增加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共享發展成果的願望更加強烈。加強對於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事關勞動關系穩定運行的基礎。
其次，我國經濟由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對勞動關系穩定運行形成壓力。增長速度放緩的大背景下，部分企業會出現經營困難，訂單減少，開工不足，不僅改善勞動條件、提升職工工資的空間不大，也會帶來裁員和欠薪的風險，影響職工權益維護和職工隊伍穩定，增加勞動關系風險。同時，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也會不可避免帶來企業關閉、搬遷、兼並重組等情況，加之中美貿易糾紛帶來的不確定性，勞動關系的穩定性會受到更多沖擊，欠薪治理、職工安置、失業人員培訓將成為重要研究議題。
再次，以互聯網經濟為代表等新業態蓬勃興起，企業組織形式、管理模式、用工方式以及分配方式等發生深刻變化。一方面，受到平台企業海量風險資本助推的影響，新生代勞動者不斷從實體工廠轉移到平台企業工作，對實體經濟以及工業化勞動關系帶來沖擊。另一方面，由於新就業形態的特點，平台就業人群尚不能在法律上得到勞動關系的確認，社會保險和基本權益無法得到保障，呈現就業“短工化”、工作時間彈性化、收入不穩定以及缺乏社會保障的靈活就業特征。同時，雖然他們屬於稀缺勞動力資源，但又缺少學歷和技能，如何維護和發展他們的權益，如何規制平台企業發展，以符合更高質量的經濟發展要求，也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議題。
回顧勞動關系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中國勞動關系在不同時期都在發生深刻變化，但這種變化卻沒有改變我國勞動關系的社會主義性質，沒有改變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勞動關系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雖然勞動關系學是研究不同階段勞動問題和矛盾的，但不斷完善“勞企兩利”的勞動關系政策和制度進而構建穩定和諧的勞動關系才是勞動關系學的使命。也正是帶著這樣的使命，中國勞動關系一代又一代學者正在構建中國特色和諧勞動關系的實踐中，持續推進勞動關系學的中國化，不斷總結建國70年來黨領導人民在勞動關系領域的偉大實踐，實現文化、理論和實踐的充分自覺，致力於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同時能為國際勞工事業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的勞動關系學。
專家推薦意見：該文十分精煉地回顧了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勞動關系研究不同階段的特色和貢獻，並富有前瞻性地展望了未來研究的新議題，具有較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