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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
學界一般將中國社會史的發端追溯到20世紀初梁啟超提出的新史學，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社會史大論戰基礎上，中國社會史研究取得了第一批開創性成果。新中國成立后，社會史研究在繼承傳統中逐步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史的異軍突起在為歷史學研究帶來新的視角與方法的同時，也給史學界帶來了種種思考，成為史學變革與創新的重要推動力之一。回顧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走過的發展歷程，對於推進我國史學更好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當我們回顧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社會史發展時，不得不首先將目光投向20世紀的上半葉。當時，梁啟超最先呼吁“史學革命”，以“民史”取代“君史”，而“民史，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關系”。梁啟超也是“社會生活研究”和“區域研究”的提倡者。這些主張其實代表了這一時期一批學者的看法，如李大釗指出，“人類的歷史應該是包括一切社會生活現象，廣大的活動”。呂思勉指出，“史學是說明社會之所以然的，即說明現在的社會為什麼成為這個樣子”。這一時期的社會史研究，還在三個方面有重要開拓。其一是社會經濟史研究。如傅衣凌所著《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成為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經典著作。梁方仲將經濟學和社會學相結合，所撰寫的《明代魚鱗圖冊考》《一條鞭法》《明代黃冊考》等，也是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奠基性著作。其二是民俗學運動。1920年末，北京大學成立北大歌謠研究會，其后，又成立了風俗調查會和方言調查會。1927年11月，顧頡剛、鐘敬文、容肇祖等在中山大學成立民俗學會，“以調查搜集及研究本國之各地方各種族之民俗為宗旨”。其三是法律社會史。如瞿同祖撰寫了《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既是一部法制史，也是一部社會史的書，孕育了法律社會史的新型學術研究方向。
社會史在繼承傳統中創新發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馬克思主義史學成為我國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這一時期，歷史研究的熱點是后來人稱“五朵金花”的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農民戰爭問題、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這五大論題的討論雖然早在民國時期便已有先聲，但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得到充分“激活”，成為歷史研究的中心議題。
“五朵金花”的討論雖然出現了一些偏差，但客觀上也推動了社會史研究的某些方面和內容走向深入。比如資本主義萌芽討論推動社會經濟史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農民戰爭討論促進了對人民群眾歷史作用的討論，尤其是他們在社會和政治動蕩時期的作用﹔土地所有制的討論較為充分地揭示了以土地為中心的皇權、地主、農民之間的復雜關系﹔中國古史分期的討論推動了對分期所涉歷史階段社會形態的深入研究﹔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促進了對歷史上的族群關系的研究。
也正是在“五朵金花”大討論的背景下，民國時期開辟的諸多社會史研究領域取得了進一步拓展。
傅衣凌在廈門大學建立了中國高等學府歷史系的第一個中國社會經濟研究室，出版了《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明代江南市民經濟初探》《明清農村社會經濟》等著作。梁方仲於1949年南下，1952年10月被聘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並負責經濟系中國經濟史課程教研工作。1957年，梁方仲出版《明代糧長制度》，后又完成《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兩位學者互相呼應，為后來的閩粵學派脫穎而出打下了基礎。
社會生活史的研究也依然活躍。李亞農著《殷代社會生活》，韓國磐著《唐天寶時農民生活之一瞥》，王瑤著《中古文人生活》，馮爾康著《清代的婚姻制度與婦女的社會地位述論》，楊寬在《古史新探》中討論了古代社會生活中的冠禮、大蒐禮、鄉飲酒禮、饗禮、贄見禮、射禮。西北大學的陳直雖治學師承清代朴學，卻又特別關切底層工人的生活史，對兩漢工人的形態、漢代人民的日常生活、漢代戍卒的日常生活、漢代米谷價格及內郡邊郡物價有專門研究。他自述要“搞人民史，搞手工業史，不搞帝王家譜”。這一論說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民史觀，在源頭上也遠紹梁啟超的“民史”觀。
宗族的問題早在近代以來就為嚴復、何啟以及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所關注。林耀華、呂思勉、陶希聖、王國維、曾謇等人開始有專門的研究。1949年后，中國古史分期以及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推動學者在這一領域進行研究。楊寬關於西周春秋間宗法制度和貴族組織的研究，李學勤論殷代親族制度，金景芳論宗法制度，童書業論宗法制與封建制的關系，傅衣凌論鄉族勢力對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的干涉，左雲鵬討論祠堂、族長、族權的形成及其作用，徐揚杰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村公社和家族制度，都把這一時期的宗族研究大大推進了一步。唐長孺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切入魏晉時期的士族社會，對中古社會經濟史和魏晉南北朝的宗族組織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秘密社會在中國傳統社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1910年初，光復會重要領導人陶成章的《教會源流考》刊印出版，開啟了秘密社會研究的大門。此后，蕭一山編纂《近代秘密社會史料》，黃三德著《洪門革命史》，羅爾綱整理出版《天地會文獻錄》，都為后來的秘密社會研究打下了基礎。由於秘密社會的參與者主要是農民和底層社會成員，因此，在1949年后高度關注農民革命斗爭的氛圍中受到重視。上海小刀會起義、天地會的起源和組織形態等都在這一時期有深入的研究。
這一時期的史學工作者，深受馬克思主義史學觀影響，“深刻體會到企圖解決歷史上的根本問題，必須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唐長孺語）。他們因為堅持唯物史觀而獲得分析歷史、觀察歷史的新的眼光，當然，在某種程度上也因為特定時代意識形態的訴求而在其研究中帶有“史從論出”等概念化、教條化痕跡。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社會史研究便在這樣一種格局中，揭開了70年社會史發展的帷幕。然而，這樣一種格局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受到沖擊，社會史走向沉寂。
改革開放與社會史研究的異軍突起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中國學術界也噴涌出強勁的活力。而中國社會史研究則以1986年10月馮爾康等學者發起的“首屆中國社會史學術研討會”與1987年第1期《歷史研究》評論員文章為標志，吹響了復蘇與振興的號角。文章“吁請史學界擴大視野，復興和加強關於社會生活發展的研究，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這篇文章具有極大的號召力，在社會史研究復興的歷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改革開放后復興的社會史學界，有一種強烈的學科建設意識，迫切希望明確自己的研究領域，和傳統史學以及不同史學分支區分開來，為社會史開辟一片獨立的發展天地。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關於社會史的定義、研究對象、研究范疇等問題，成為社會史學界的討論熱點。
在社會史的定義上，最有代表性的意見有三種：即陳旭麓等的“通史說”﹔喬志強等的“專史說”﹔趙世瑜的“范式說”。“通史說”認為，“真正能夠反映一個過去了的時代全部面貌的應該是通史，而通史總是社會史”。“專史說”認為，社會史是“歷史學科總體發展上在經濟史、政治史、文化史之外新添加的第四塊基石”。“范式說”認為社會史“是一種運用新方法，從新角度解釋的新面孔史學”。在新的研究范式的觀照下，任何史學課題都可以被當成社會史的作品。“歷史學的變革目標就是這種社會史”。
關於社會史的研究對象，顧頡剛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曾有表述，他為瞿宣穎纂輯的《中國社會史料叢鈔》作序時稱，該書“上自民族經濟，下至衣食住行，及夫一物一事之形態，一時一地之風尚，莫不備焉”，“中國社會史之著作將造端於是，繼是而作通史者亦將知政治之外別有重要者在而擴大其眼光於全民族之生活矣”。改革開放后的社會史學界，除延續顧頡剛之說外，又有各自新說，或認為社會史的主要研究對象是社會形態、社會發展、社會結構，或認為社會史是以歷史上的社會階級、階層狀況和社會生活為其研究對象，或認為社會史應該以歷史上的社會諸方面問題為研究對象。
由於“社會”有相當豐富的內涵，如何識別社會史與其他學科尤其是社會學、文化史、民俗學的區別和聯系也成為社會史學界的熱點問題，各種意見紛呈，見解迭出。
如上諸問題的討論，其目的皆在於尋求能對社會史廣泛研究內容和主題加以整合的概念工具，更致力於建立一個能得到史學界其他領域廣泛認同的學科框架。但是，“當人們在認識歷史應採用什麼核心概念的問題上存在分歧時，尋找和確定整合性的框架是相當困難的”（趙世瑜語），有關社會史的定義和研究對象、范疇的討論，因此始終未能獲得一致的意見。所幸社會史學者較早就明智地認識到這一點，指出對這些問題“不可不議，也不可多議”（首屆社會史會議紀要）。在社會史剛剛起步階段“不宜過多地去構建體系和框架，要允許有個人特點，不必劃一”（王笛語）。事實上，正是因為不糾纏於概念之爭，沒有構建一個凝固的體系和框架，始終保持邊界的模糊性，反而賦予社會史源源不絕的活力。
有關社會史基礎理論的爭議，雖然各執己說，難以取得共識，但是爭議與辯論也深化了學者對社會史基本問題的更深入思考，1992年，同時有三部社會史的典范著作出版。陳旭麓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以現代化的進程為視角，以“新陳代謝”為歷史脈絡，呈現近代中國百年社會巨變，被譽為新時期“中國本土史學的標志性文本”。喬志強的《中國近代社會史》從社會構成、社會生活、社會功能三部分架構社會史的研究框架，“成為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初步形成的一個最主要標志”。張靜如等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中國社會之變遷》“以現當代中國社會史為基礎，深化中共歷史研究”。1996年，龔書鐸主編的八卷本《中國社會通史》出版，“其目的就是為確立社會史學科的地位而盡一份責任”。在社會史的定義上，陳旭麓和張靜如皆持“通史說”，喬志強和龔書鐸皆主張“專史說”，但他們沒有執著於概念之爭，而是把自己對社會史的理論認識實踐於對中國社會歷史變遷的研究之中，使社會史研究“邁出了由理論探討走向實際操作的第一步”。
改革開放后的社會史學界，在理論方法和學科發展的共識上迅速形成學術共同體。中國社會史學會於1987年成立，並出版《中國社會史研究通訊》。中國社會史學術討論會自1986年首屆研討會后，每兩年召開一次形成制度。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歷史研究所、南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山西大學、南京大學、首都師范大學相繼成立社會史研究機構，諸多高校開設中國社會史課程，多種“社會史叢書”先后出版。社會史研究終於脫穎而出，其作用逐漸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
走向多元開放的社會史
2000年，由周積明、宋德金、郭瑩主編的《中國社會史論》出版，該書集中國社會史學界一流力量，對改革開放20年的中國社會史研究進行了一次集大成式的總結，“為中國社會史研究提供了基礎、范圍和線索”，展示了中國社會史學界的氣度、實力與開拓精神。《光明日報》史學版在報道該書出版座談會時綜合與會學者評述，以“繼往開來”一詞概述其出版的意義，而“繼往開來”四個字也正是新世紀中國社會史學界的重要使命。
如果說《中國社會史論》更多的是對20世紀末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總結，那麼，楊念群呼吁的“新社會史”則更多指向未來。新世紀初，楊念群主編的《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以及著作《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史研究》相繼出版。楊念群指出，“中層理論的建構是新社會史的一個要素”。而《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每一篇文章都代表著未來幾年中國社會史發展所可能採取或借鑒的某種路向”。盡管“新社會史”提出的新概念、新方法、新思考、新框架一時未能融入中國社會史學界的語境，但卻呈現了社會史研究的新的樣態和建設方向。
2002年8月，一群“被問題意識召集起來的學者”（見《中華讀書報》2002年9月3日報道《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新史學》）聚集在北京香山，參加紀念梁啟超《新史學》發表100周年的學術討論會。與會學者思考的焦點有二：一是“社會科學入史的意義和限度與史學的邊界和主體性問題”﹔二是如何回到中國的本土經驗上來，“從中國自己的歷史發展模式中尋求理論支點”。這兩大問題意識，正是社會史深化發展亟待解決的大問題。
在總結既往歷程的基礎上，在新的問題意識的引領下，進入21世紀的中國社會史研究，格局一新，煥發出更為強勁的活力。
社會史的深化發展，最引人矚目的非區域社會史莫屬。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在西安舉行的第五屆社會史學術討論會為標志，社會史研究的學術關懷開始向區域社會史轉移。這次討論會的主題是“地域社會與傳統中國”，其后，有關區域史研究的各種學術討論會相繼舉行，有關區域社會史的論著紛呈迭出。
在區域社會史研究的潮流中，以“華南研究”著稱的學術共同體走在前列。“華南研究”上承傅衣凌、梁方仲等學者的學脈，又得益於與蕭鳳霞、科大衛等學者的國際合作，在國內率先舉起“歷史人類學”的旗幟，歷史學和人類學的結合，使他們對“區域”作出了全新的解釋。“區域”不是凝固的“空間”或“地方”，而是一種歷史建構，是長期歷史因素積澱下來，關涉到地方性觀念、國家意識形態與制度的互動過程。因此，區域史研究的切入角度是地方的、民間的，但研究者“最為關心的恰恰不是地方性的東西，而是中國歷史乃至人類歷史上帶有普遍性的、規律性的東西”（鄭振滿語）。這不僅是對“區域社會史”研究范式的重新詮釋，而且是對社會史研究范式，乃至整個歷史研究范式的創新性表達。在研究方法上，“華南研究”的特點有三：到田野中發現歷史，在歷史現場考察中激活思想﹔由單一的傳統文獻轉向民間文獻、考古發掘、口述文化等多元材料﹔多學科多背景的學術合作，把人類學者和歷史學者、西方教育背景和中國大陸教育背景的學者聚集在一起，展開高水平的學術對話。從事“華南研究”的學者，不僅親身實踐他們的學術理念，而且從2003年開始，連續舉辦十幾期“歷史人類學高級研修班”，深刻地影響了一批青年學子。
在區域社會史研究方面值得關注的還有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山西大學的區域社會史研究上承喬志強的學脈，一批學者在行龍的帶領下，以水利為切入點，對區域社會的權力結構及其運轉、社會組織結構以及運作、制度環境及其功能等問題開展系統研究。該中心又在“走向田野和社會”的宗旨之下，收集了數千萬件集體化時代山西農村社會基層檔案資料，並以此為基礎，把集體化時代的中國農村社會研究推向了學術最前沿。
社會史深化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邊界不斷擴展，與其他學科發生交叉，在新的學術理念下，形成新的方向。
社會文化史的倡導者是劉志琴。早在1988年，劉志琴就在《社會史的復興與史學變革——兼論社會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榮》一文提出了社會史與文化史相結合、相交織的新的研究思路。90年代初，李長莉撰文明確提出“社會文化史”概念，並對其研究內容與理論方法等作了比較完整的界說。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等聯合舉辦社會文化史學術討論會。1998年，該室主編的《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出版，是“社會文化史”研究取得重要進展的表現之一。進入新世紀后，社會文化史成為社會史研究熱點之一。梁景和主編的《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理論與實踐》展現出社會文化史研究的理論探索與日益成熟。在社會文化史的旗幟下，不斷開拓出“城市社會文化史”“概念史”“文化建構史”“生活方式史”“休閑文化史”等新的研究方向。
社會生活史是社會文化史的重要內容。馮爾康不僅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倡導者、引領者，而且是社會生活史研究的前導者。早在1985年，他就在南開大學開設《中國社會史》選修課，“重點放在生活史方面”。1990年，他和常建華合著《清人社會生活》，成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生活史研究的先聲。21世紀以來，常建華在堅持南開大學宗族研究的學術傳統的同時，借鑒“新文化史”的理論，呼吁重視“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強調“日常生活應當成為文化史、社會史、歷史人類學研究的基礎”，“應更加明確與自覺地把日常生活作為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內容。2011年—2018年間，南開大學連續舉辦了7次以日常生活史研究為主題的學術討論會，而張國剛的家庭史研究、余新忠的醫療社會文化史研究也是南開大學“社會生活史”“日常生活史”研究中的亮點。
從民俗學一路展開社會史研究，是顧頡剛開啟的路向，然而這一傳統曾長期中斷。在首屆中國社會史研討會上，馮爾康獨具慧眼地指出，初期的民俗學，特別是早期的中國民俗學，就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是社會史的一部分。兩者有許多相同的研究內容，都注重社會下層的歷史，因此可以參考借鑒。趙世瑜師從鐘敬文，景從顧頡剛，不僅活躍於社會史的理論與方法研究前沿，在華北區域社會史研究上有諸多創獲，而且長於從傳說、儀式等民俗事像解讀社會歷史，形成他特有的研究風格。浙江師范大學於2018年4月召開“歷史民俗學與社會史：理論與方法跨學科國際論壇”。會議召集人指出，“就方法而言，歷史民俗學就是作為新的歷史學的社會史”，“作為研究立場而言，民俗史本身就是社會史”。其所致力的，也是社會史和民俗學的交叉融合。
法律社會史的興起雖然可以遠紹瞿同祖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但是21世紀以來的法律社會史更多的是因當代西方社會科學思潮的影響而興起。馬克斯·韋伯對中國傳統官僚制度的理想型認識、克利福德·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黃宗智的“新法制史”以及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傳到中國，迅速在法史學界產生影響。梁治平提出“法律的文化解釋”，朱蘇力提出“法律的本土資源”，朱勇的《清代宗族法研究》、梁治平的《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張仁善的《禮法社會——清代法律轉型與社會變遷》等都是對這些理論的回應。近年來，新史料的層出不窮引起了社會史研究者的強烈興趣。他們敏銳地注意到，新發掘和整理出版的包括州縣檔案、民間契約以及碑刻、方志在內的大宗材料，大都與司法審判有關，它們既反映出傳統社會中法律的地位和作用，又能直抵老百姓生活的角落，呈現傳統社會的觀念與結構。在這些材料的基礎上，一批中青年社會史學者開展了諸多新的探索，如有學者利用明清徽州契約文書和訴訟檔案對明清時代婦女的地位與權力進行重新解讀。有學者依托歷史人類學的方法，在以湖北等地的民間文獻揭示明清時期法律的特點與變化的同時，也從法律的角度觀察社會變遷，既發揮了社會史研究的長處，又挖掘了法律史材料的專業意義。有學者利用龍泉檔案重建了浙南山區近代社會的習慣、契約和權力之間的關系。有學者利用南部檔案對清代縣域民事糾紛與法律秩序進行了考察。這些成果共同構成了近年來社會史學界對中國傳統法律鮮活的解釋。
中國社會史從發端之始，曾一度把傳統政治史排除在外。雖然，京都大學的礪波護早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過“政治社會史”的概念，但未能為學術界所重視。21世紀的社會史研究開始重新考慮社會史和政治史的關系。科大衛指出，“宗族制度演變的因素不隻在民間，而同時在朝廷的政治”，因此，“研究社會史不等於逃避政治史”。趙世瑜強調，政治史“應該成為社會史力圖說明和解釋的對象，關鍵在於這說明和解釋如何超越傳統的政治史”。楊念群也強調，“對‘區域社會史’的理解應更多關注‘政治’作為一種強有力的空間表現形式，是如何與‘地方性知識’達成了某種張力關系”。此外，還有學者提出“政治—社會史”和“新政治史”的概念。可以預想，對於政治史和社會史關系的重新審視，將開辟社會史研究更為廣闊的空間，激發社會史研究的多向度展開，並達至“總體史”的研究目標。
社會史的疆域拓展並不止步於此，王子今的“交通史和社會史”，王振忠的“社會史與社會歷史地理”，王利華的“社會生態史”，楊念群、陳支平的“思想史與社會史”，葛承雍利用大量考古出土的文物進行唐代社會研究等，都為社會史研究開拓出新的天地。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雖經曲折，但迅速異軍突起、全面發展，其根本原因在於它是一種擁抱民眾的史學，是一種深入中國歷史和社會的史學。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史學界，在以本土思想、本土經驗會通外來理論方法的基礎上，中國社會史的理論建構日益豐滿並充滿活力，擁有了與國際學術界平等對話的能力。
（作者：周積明，系湖北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