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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代中國轉型社會學理論范式創新研究”首席專家、上海大學教授
【專家論壇】
以19世紀末社會學傳入中國為起點，中國社會學迄今已走過百余年的歷程。一百年前，老一輩社會學家就將社會學中國化奠定為中國社會學創新發展的核心命題。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社會學的恢復重建進程，社會學中國化這一命題被再度推到歷史前沿，社會學學科建設與國家發展的關聯日益緊密。在經歷百余年發展、四十年的恢復重建后，中國社會學如何准確把握當代中國社會的變遷和回應新時代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要求？中國社會學既需在變革中賡續傳統，又要在傳承中不斷創新，立足中國社會轉型實踐推動理論創新不斷達到新高度，推動社會學中國化進入新境界。
1、早期社會學中國化的成功探索
社會學中國化並不是一個新問題，而是中國社會學的一貫追求，中國社會學百年前就已確立“立足本土、面向世界，認識國情、改造社會”的發展志向。
中國社會學的發源有著內源外引的雙重性，其早期對中國社會的認知多以西方社會為參照系。潘光旦先生指出，當時中國社會學存在“過於空疏、不切實際”的弊病，引自西方的社會學理論方法在對接中國社會生活實際時“見同而不見異”。由於見不到人與人之異、此社會與彼社會之異、此歷史與彼歷史之異，數十年來社會學雖發達，所研究的問題雖多，卻忽略了中國社會本身。因此，學者迫切需要建立起能准確認識中國國情實際的社會學。
20世紀30年代孫本文先生提出“把建設一種中國化的社會學”作為目標，40年代吳文藻先生提出社會學“徹底中國化”的主張，指出“中國目前問題的核心，是中西文化自接觸以來所引起的根本沖突與整個中國社會組織的解體”，因此呼吁學界同仁共同尋求建立有效的理論構架，並將之與國情實際結合起來研究，進而培養出研究中國社會的獨立人才。吳文藻先生與其學生構建的社區、文化、制度、功能等社會學“概念格局”及其所倡導的社區研究，也成為中國社會學研究的起點。社區研究作為認識中國社會的理論方法工具，加強了社會傳統與文化傳統在中國社會研究中的結合，使研究者在清晰把握社會的構成和結構特征的同時，實現對西方式社會與文化傳統二分研究的超越。
老一輩社會學家在20世紀初對社會學中國化的自覺性顯而易見，他們從深切的家國情懷和人文關懷切入，志在學術報國、救亡圖存，旨在准確理解變遷中的中國社會，探索民族振興與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道路。自此，將“認識國情和改造社會”作為社會學研究的坐標，以國際化視野做中國研究，凝聚學術共同體的共識和行動，自覺推動建立符合中國社會生活實際的社會學理論構架及分析方法，努力使中國社會學得以“植根於中國土壤之上”，成為中國社會學學術傳統的底蘊。
2、辨識中國社會轉型實踐之實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擺脫了“一盤散沙”的局面，中國社會有了切實的組織上的意義﹔改革開放加速推動中國社會進入了20世紀最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遷。社會管理、社會建設、構建和諧社會、改革社會體制、創新社會治理等一系列以“社會”為主題的領域，成為中國社會學界進行實踐總結與理論思考的重點。
中國在巨變中發生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社會轉型。中國社會學對中國社會轉型的實踐總結與學術研究，不僅對中國社會學主體性的構建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也是讓中國與世界“相通共進”的重要支撐。中國社會學在構建能夠闡釋中國社會整合的實踐經驗和符合中國社會運轉特征的理論方法上，從認知、分析到理論對話等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學術進展。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40年來，仍存在比較嚴重依賴西方話語的學術傾向，在對中國社會快速轉型中提出的復雜深刻問題進行闡釋時經常出現失語現象，這也導致社會學本土話語體系建設總體水平不高、學術理論的原創能力不強。
當前社會學中國化建設存在的內在困境與張力，不僅需要我們回到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脈絡與實踐進程中去體會，更需要我們深刻認識中國社會學存在的認知偏差問題﹔需要我們擺脫西方話語禁錮，超越西方化與非西方化的二元爭論﹔需要我們從“差異性”中看到“共通性”，找到“特殊性”與“普遍性”的關聯﹔並在多元變化中把握“變與不變”的邏輯關聯，創新兼具學術主體性與文化主體性的轉型社會學理論范式。
3、推動社會學中國化進入新境界
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在如此巨變中，中國社會生活如何得以再組織，社會秩序如何得以再協調？實踐和時代對中國社會學提出了更高要求，社會學肩負著研究中國當代社會實踐的歷史使命，社會學人越來越意識到不僅要熟知本國社會文化的歷史觀，而且要具備深刻分析中國與世界動態聯系的能力，如此方能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選擇的科學性。因此，中國社會學正為構建既能闡明中國社會實踐又能進行世界性學術交流的中國特色社會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而積極努力。
步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歷史性轉化，“需要”與“生產”的矛盾轉向了“需要”與“發展”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僅意味著人們的“需要內涵”不斷擴展，而且意味著人們的“需要層次”不斷提升。解決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既需要社會體制和社會體系的現代化，又需要良好的社會心態、相互理解包容等思想境界的配合。社會體制和社會體系的現代化呼喚著社會學的力量，也意味著中國社會變遷實踐將為社會學理論和認識不斷提出新課題。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處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我們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這也為中國社會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提供了大有可為的新機遇。
隨著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國的社會轉型不僅是在自身歷史文化和政治體制背景下，具有方向性和目標性的社會變遷過程，也是與世界格局變動密切相關，國內外因素相互影響下多線程互動的復雜進程。真正辨識中國社會變遷的實踐歷程，揭示充滿復雜內涵的社會轉型獨特性，需要建立一套可以真正認識當代中國社會的理論方法工具。
推動社會學中國化進入新的境界，需要我們不斷對現有認知模式和知識范型進行反思。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不再是世界變化的被動“追趕者”和“適應者”，而是已經成為積極主動的“參與者”和“影響者”。世界密切關注著中國這一在人類歷史上堪稱獨特、擁有最多人口且對世界格局有著重要影響的國家，將如何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進一步探索繁榮與發展之路。大變革時代呼喚著理論創新，中國社會學者正在這風雲際會中賡續創新，探索著兼具學術主體性與文化主體性的中國社會學。我們應在總結中國社會轉型的獨特實踐並將其轉化提煉為學術語言等方面繼續努力。前路漫漫，任重而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