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葆防腐拒變的思想警覺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率領黨中央機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從西柏坡出發前往北京，他用“進京趕考”的說法告誡全黨必須提高防腐拒變的思想警覺。2016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結尾部分指出：“六十多年的實踐証明，我們黨在這場歷史性考試中取得了優異成績。同時，這場考試還沒有結束，還在繼續”，全黨同志必須“繼續在這場歷史性考試中經受考驗，努力向歷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優異的答卷”。這一“進京趕考”話題穿越時空的前后呼應，內涵著從嚴管黨治黨的思想意蘊。中華人民共和國砥礪奮進的70年，記錄了中國共產黨不斷加強自身建設的實踐軌跡，豐富的思想展示了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發展邏輯的演化。

歷史方位變化揭開黨的建設新的篇章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全面執政的開端。從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政權而奮斗的黨轉變成為在全國范圍長期執政的黨，歷史方位的這個重大變化，使黨處於新的環境，面對新的問題，肩負新的任務。如果說革命戰爭環境下加強黨的建設主要服從於破壞舊世界的斗爭目標的話，那麼，和平建設環境下黨的建設則轉向為建設新世界的發展目標服務。

毛澤東寫下了黨的建設歷史新篇章的開頭語。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兩個務必”的論斷，為新中國建立后加強黨的建設提供了思想遵循的准則。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召開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根據從一個“秘密黨”轉變為“公開黨”的情況變化，明確提出必須提高共產黨員標准，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政黨保持先進性的更高追求。在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過程中，黨中央於1950年、1951年至1954年兩次開展了黨內整風運動，圍繞端正領導干部作風、密切黨群關系、整頓基層組織、清理黨員隊伍等主要內容進行管黨治黨的實踐，在新中國開端時期就致力於提高黨組織的純潔性。

基於黨的歷史方位變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中央領導人對管黨治黨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如要求共產黨人尤其是領導干部必須“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強調“黨的團結和統一是黨的生命”，必須加強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充分發展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以求竭力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缺點和錯誤，使黨的事業得到順利的發展”，等等。這些要求體現對黨的建設歷史經驗的繼承，在新中國建設的歷史條件下具有光大優良傳統的重要意義。

新中國建立初期，黨的建設面對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如何解決革命勝利后的思想鬆懈問題。居功自傲、坐享成果、貪圖安逸、享受生活、當官逐利、作威作福，往往在勝利者中很容易發生，中國共產黨對此必須保持清醒頭腦。黨中央在全面執政起步時抓黨的建設，突出強調必須反對和克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必須堅決與各種不良思想和不端行為作斗爭，強調“如果我們的思想作風不對頭，讓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政治微生物將我們腐蝕，再不加警惕，不謀糾正，就會使我們的各項工作都做不好，就會喪失群眾的愛戴，甚至會使群眾離開我們，使已經獲得的偉大勝利不能鞏固，甚至遭受失敗”。由於我們黨保持著這樣的思想自覺，因此，當黨內發生嚴重腐化變質現象時就斷然採取嚴厲舉措加以懲治，處決劉青山、張子善兩名高級領導干部的典型事例，以及開展“三反”運動整治貪腐行為的斗爭實踐，都表現了與腐敗勢不兩立的鮮明立場，為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創造了歷史經驗。

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的執政黨建設探索

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以一場偉大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把中國帶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前進軌道，在新的體制機制下領導經濟發展成為搞好黨的建設的歷史主題。破解這個主題需要探索，馬克思、恩格斯受時代條件局限，他們的黨建思想沒有為我們提供直接的答案。列寧雖然提出了一些深刻思想，但由於實踐時間短暫而沒有形成體系性的理論，他逝世后的蘇聯共產黨在自身建設上沒有留下成功的經驗。中國共產黨必須依賴自己的實踐來實現馬克思主義黨建思想的創新。

黨的八大突出強調必須加強執政黨建設，劉少奇作的政治報告、鄧小平作的修改黨章報告，集中論述了全面執政的共產黨如何加強自身建設的一些重大問題。劉少奇指出：“黨已經成為領導全國政權的黨，在人民群眾中具有很高的威信”，黨的組織壯大了並已經分布到全國，“但是應當承認，我們黨在擔負目前的日益繁重的任務方面，並不是沒有困難了，並不是不會犯錯誤”，提醒全黨必須加以高度重視。鄧小平指出：“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面臨著新的考驗”，國家和黨的狀況發生巨大變化，“對於我們黨的要求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對於共產黨員的要求也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他強調，由於我們黨手中掌握著權力，就容易脫離群眾，就容易犯各種錯誤，一旦犯錯誤產生的危害就更大。鄧小平在報告中就執政條件下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堅持民主集中制、加強黨內外監督等問題作了詳細的論述，思想豐富，觀點深刻，意義深遠，堪稱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的一篇經典文獻。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領導國家建設是一件新鮮的事，尤其對中國共產黨來說，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執政面臨的困難很多很大，一切都要從頭摸索探路。從加強黨的建設看，保持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努力方向還是在於發揚優良傳統。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文章中都有加強黨的建設方面的論述，他指出必須加強黨的統一領導，“黨內外都要分清是非”，“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要加強民主集中制度建設，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等等。1958年“大躍進”運動發生失誤時，毛澤東帶頭檢討急躁冒進的錯誤，黨中央也採取措施加以糾正自身的指導錯誤。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黨中央深刻反省歷史，尤其是認真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保持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本質和優良品格。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黨中央於1957年開展了黨內整風運動，1963年至1966年開展了“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隊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兩次活動雖然本著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宗旨，延續了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等整黨整風的內容，但由於受“左”傾錯誤思想的影響，繼續沿用革命戰爭時期的思維方式，因而違背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原則，使黨的建設偏離了正確方向。

改革開放新時期從嚴治黨的發展

1978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扭轉歷史的裡程碑意義，改革開放的抉擇，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實踐，推動黨的建設進入新的發展歷程。新時期黨領導人民取得的輝煌成就，不僅表現為國家建設的飛速發展和社會建設的巨大進步，而且也表現為黨的建設在更加寬闊廣大的場景中獲得豐碩的成果。

改革開放新時期，加強黨的建設從撥亂反正起步，通過正本清源，著力把受到破壞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恢復起來。我們黨十分重視實事求是和黨的群眾路線，並由此延伸提出一系列重大論斷，如鄧小平提出要思考執政黨的黨員應該怎樣才算合格的問題，陳雲提出執政黨的作風事關黨的生死存亡，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必須從嚴治黨，嚴肅執行黨的紀律”，要求把黨建設成為“一個勇於改革、充滿活力的黨，紀律嚴明、公正廉潔的黨，選賢任能、卓有成效的黨”。針對改革開放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黨的建設力度不斷加強，各種制度和舉措接連出台，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健康發展提供了堅強有力的保証。

在改革開放向前推進中，黨中央於1983年至1987年開展了全面整黨、1998年至2000年開展了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為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2000年至2002年開展了農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教育活動、2005年至2006年開展了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實踐活動、2008年至2009年開展了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2010年開展了基層黨組織和黨員爭先創優活動，從嚴治黨通過這一系列整黨整風活動得到體現。

聚焦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成為20世紀末21世紀初黨的建設發展新動向。國內社會轉型變化，尤其是世界上大黨老黨執政失敗的教訓，凸顯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性。黨中央提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方略，把從嚴治黨與執政能力建設緊密結合，以豐富的思想構建執政理論體系，推動黨的建設深入發展。

針對改革開放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黨中央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謀劃自身建設，形成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共同推進的局面，並形成整體推進和突出重點相結合的建設思路，體現了把從嚴治黨貫徹到各個方面的建設理念。

黨的建設發展以指導思想的不斷與時俱進彰顯了理論強黨的優勢，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創新成果，凝聚了黨的建設實踐向前推進的思想結晶，為從嚴治黨提供了思想指南。

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開創全新的格局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召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黨的建設發展也處於新的歷史方位。在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全面從嚴治黨系列重要論述指導下，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實現了突破性的創新發展，收獲了全面從嚴治黨的卓著成效。

按照黨中央的部署，2013年至2014年在全黨開展了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2015年開展了“三嚴三實”專題教育，2016年開展了“兩學一做”學習教育，2019年開展了“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這些活動堅持黨內集中教育與常態建設相結合，以問題為導向，強化意識，注重實效，建構機制，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

黨的十八大后，全面從嚴治黨以重點轉變黨的作風為切入口，回應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始終扭住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不放，以一系列嚴厲舉措整治黨內歪風邪氣，以零容忍的高壓態勢嚴懲腐敗，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實現了管黨治黨從寬鬆軟向嚴緊硬的轉變。激濁揚清的全面從嚴治黨贏得了黨心民心。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從嚴管黨治黨不能“停留在治標的層面上”，要根除“病原體”。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黨風雖然有所好轉，但猶如樹倒根在，鞏固黨的作風建設成果必須挖掘“深層次問題”，才能把病治到根子上。“這正如人治病一樣，病治了以后，進入恢復期，如果條件具備，潛伏於身體內的病原體就可能再度繁殖，進而使病症再度發作或反復發作”，因此“要不斷增強向體內病灶開刀的自覺性”。這樣的思路表明，黨的十八大后從重點轉變黨的作風入手，是全面從嚴治黨開局的戰役，黨中央頂層設計還有戰役延伸的下一步布局。“在全面從嚴治黨實踐中，習近平總書記從一開始就把解決黨內各種問題高度概括到黨的政治建設上來，把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現象歸納為‘七個有之’，鮮明提出‘五個必須’、‘五個決不允許’，強調全面從嚴治黨首先要從政治上看，不能隻講腐敗問題、不講政治問題。”可見，黨的政治建設事實上已經成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大議題。飯要一口口吃，仗要一個個打，全面從嚴治黨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決定了必須打連續性的戰役，后一個戰役建立在前一個戰役的基礎上。

從黨的建設不斷推進的發展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創造性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提高定位，把全面從嚴治黨從方針、原則和任務上升為戰略，成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組成部分。第二，刀刃向內，發揚勇於自我革命精神，在自己身上動手術，毫不留情地切除各種危及黨組織肌體健康的病害和毒瘤。第三，挖根刨底，堅持治標治本並舉，揭示黨內存在各種不正之風的深層次問題，提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淨化黨內政治生態、建設先進政黨文化等重大理論命題和實踐任務。第四，嚴明黨紀，針對紀律意識淡薄和執紀不嚴的情況，用“紅線”“底線”筑牢扎緊講紀律守規矩的制度籬笆，把黨的紀律挺在前面。第五，調整布局，提出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以政治屬性彰顯黨組織的根本屬性，形成注重黨組織政治功能、嚴密黨的組織體系、強化黨的領導力和組織力的執政黨建設新部署。第六，堅固本色，要求全體共產黨員不忘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傳承紅色基因，弘揚革命精神，堅持優良傳統，以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全面從嚴治黨的這些新鮮經驗，對重構馬克思主義政黨發展邏輯具有重要意義。

70年來，中國共產黨建設實踐的發展邏輯在不斷重構中實現了把握規律的理論創新

政黨發展具有自身的客觀規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了，中國共產黨建設實踐的發展邏輯在不斷重構中實現了把握規律的理論創新。歷史實踐中，黨中央把深刻認識和把握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相統一，以黨的政治建設保証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發展方向和建設效果，發揮思想建黨、理論強黨、作風塑黨、紀律束黨、制度治黨的合力作用，使加強自身建設發揮了巨大的“賦能”作用。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政黨先進本質是詮釋“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的根本原因的話，那麼，全面從嚴治黨則提供了“中國共產黨何以能”的歷史答案。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不斷地向縱深發展，賦予政黨發展在思想和實踐、內容和形式、方法和路徑、舉措和格局上新的時代內涵，使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有了強大的思想武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開拓創新，既要把住關鍵重點，也要形成整體態勢，特別是要發揮徹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完成偉大事業必須靠黨的領導，黨一定要有新氣象新作為。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重整行裝再出發，以永遠在路上的執著把全面從嚴治黨引向深入，開創全面從嚴治黨新局面”。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武裝，按照“打鐵必須自身硬”的要求，把我們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就能激勵全體中華兒女不斷奮進，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國夢的磅礡力量！

（作者為雨花台紅色文化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