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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什麼發展道路，確立什麼戰略路徑，是關系一個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新中國70年的歷程歸結到一點，就是探索出一條能夠通向民族復興彼岸的道路，並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戰略路線。這條戰略路線，經過黨中央幾代領導集體的發展，特別是經過十八大以后的凝練與重構，形成了“五位一體”和“四個全面”這一新時代中國發展的戰略邏輯。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支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以及“四個偉大”的四梁八柱，是新時代治國理政的主要方略和頂層設計，也是對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驗的一個深刻總結。
“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是新中國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總結，其中蘊含了曲折、摸索和覺醒
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是新中國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其中蘊含了曲折、摸索和覺醒。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上既有成功的經驗，也走過彎路。1978年召開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鄧小平同志強調：“我們黨在現階段的政治路線，概括地說，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個現代化。” “四個現代化”的概念形成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雖然當時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國發展的迫切要求和正確方向，但受制於實踐和時代的限制，其內涵還不夠完善。因此，在改革開放初“四個現代化”成為一個最膾炙人口的時代符號之時，我們黨就已經開始認識到“四個現代化”不是現代化的全部內容。1979年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就指出:“我們所說的四個現代化，是實現現代化的四個主要方面，並不是說現代化事業隻以這四個方面為限。”從今天的眼光看，“四個現代化”雖然字面上包含了四個方面，但其內涵實質上是單一的現代化，即物質文明取向的一維現代化。
隨著中國共產黨人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認識的深化，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鄧小平同志提出了“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的“兩個文明”建設思想，這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主義原理。1986年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進一步從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高度，闡明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地位和任務。自此，形成了“兩個文明”的二維邏輯框架，相對於“四個現代化”的單一的物質文明取向的現代化概念，是一個重大進步。
2002年黨的十六大又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命題。關於“政治文明”的概念，馬克思早在1844年計劃寫一部關於現代國家的著作的草稿中就使用過，后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人類文明體系作過經典闡釋，從物質基礎、上層建筑（政治與法律）和社會意識三個層面構建了分析框架。曾有一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方面就夠了，因為“精神文明”已經包含了政治領域，沒有必要把“政治文明”單獨提出來。實際上，精神文明並不能完全涵蓋或替代政治文明。這是因為，政治文明既有價值形態，也有制度形態。如果說其價值形態基本可以納入精神文明的范疇的話，那麼其制度形態則很難由精神文明來涵蓋。2007年黨的十七大又把“社會建設”寫入報告之中，並提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的判斷，把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上議事日程，由此正式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四位一體”布局。
黨的十八大在此基礎上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大框架中，提出“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這一理論概括，使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更加明確，由此也完成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建構。可見，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經歷了一維到五維的理論發展過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日臻完善。黨的十九大報告把“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進一步提升為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的“五大文明”框架，並作為全面現代化的主要內涵。
“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對“中國道路”進行了質的規定，要義就在於一體化
“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重大意義，在於它不僅是“一維”到“五維”量的增加，而且是對“中國道路”進行了質的規定。黨的十八大報告把“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正式提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范疇。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道路，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做到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道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道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道路，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建設美麗中國。這五個方面必須統籌兼顧，不能顧此失彼。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要義就在於一體化，任何一個方面都不可偏廢，從而形成一個有機整體，這就是新時代中國發展的大戰略和大邏輯。
“四個全面”是對“五位一體”的重要補充，整合並重構了中國發展的戰略邏輯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2013年3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接受金磚國家媒體聯合採訪時說：我會見一些國家的領導人時，他們感慨說，中國這麼大的國家怎麼治理呢？的確，中國有13億人口，治理不易，切忌“盲人摸象”。避免“盲人摸象”，關鍵是要以全面的觀點、辯証的觀點看問題。面對新的世情、國情和黨情，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要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就是如何在新時代謀篇布局，砥礪奮進，形成與“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相配套的、總攬全局的戰略抓手。“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四個全面”的提出，是對新中國成立70年發展道路和經驗的高度概括，也是對“五位一體”的重要補充，整合並重構了中國發展的戰略邏輯。習近平總書記將它定位為“戰略布局”，毫無疑問它集中體現了新時代治國理政的大戰略、大思路和大框架。在這個戰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階段性目標﹔“全面深化改革”脫胎於改革開放這一強國之路和發展的根本動力，並增添了“全面”和“深化”的新內涵﹔“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也是在堅持依法治國這一基本方略的同時，在“全面”和“推進”上發展了這一保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治國方略﹔“全面從嚴治黨”同樣在“關鍵在黨”這一根本問題上，強化了新時代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的重要性。因此，“四個全面”抓住了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目標、動力、保障、領導這四根支柱，成為新時代中國發展的戰略布局。
更為重要的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通過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連續四次全會，分別把“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逐一進行戰略部署和頂層設計，意義非同尋常。以一屆中央委員會的連續四次全會整體推出一套執政方略，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絕無僅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為新時代治國理政的新方略，平衡了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國家建設與黨的建設、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等不同領域，綜合了理想與現實、目的與手段、當前與長遠、應然與實然各個層面，構成了現階段黨和國家工作的總綱。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一個有機聯系、相互支撐的整體，必須加以協調推進
深刻認識和准確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需要弄清“四個全面”內部各個“全面”之間的內在聯系，深入研究其邏輯性、關聯性和耦合性。所謂戰略布局，不是幾個馬鈴薯的簡單拼湊，而是一個有著內在邏輯結構的頂層設計。那麼，“四個全面”其內在邏輯關系如何？對此習近平總書記親自作出了解答：“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並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這個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這是對“四個全面”內在邏輯關系的權威闡述，概括地說就是“一個戰略目標、三大戰略舉措”。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說：“要讓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如期實現。”由此可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基本目標，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兩個輪子，全面從嚴治黨則是帶動兩翼、拉動兩輪的關鍵所在。
不言而喻，“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一個有機聯系、相互支撐的整體，必須加以協調推進，不能隻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能把其中一個“全面”與其他“全面”對立起來。首先，要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階段性戰略目標，現階段所有的工作都要服從和服務於這一目標，不能有任何偏離﹔其次，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把全面深化改革進行到底，堅決破除利益固化藩籬，釋放改革的動力，收到牽一發而動全身之效﹔第三，切實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這一國家治理領域的深刻革命，使經濟基礎和政治上層建筑更加匹配，從而化解政治風險，保障國家的長治久安﹔最后，抓好全面從嚴治黨這一關鍵，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新時代中國的發展提供強大的制度優勢和政治保証。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義就在於全面性，不能以偏概全，而是要相互貫通、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全面把握新時代中國發展的戰略邏輯
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新時代中國發展的戰略邏輯，具有綱領性意義。要全面把握這一戰略邏輯，不僅要弄清“五位一體”和“四個全面”的各自內涵和內在邏輯，而且還要理解這一總體布局和這一戰略布局之間的邏輯關系。
由於“總體布局”和“戰略布局”在概念上比較接近，應當如何把握這兩個“布局”的關系，是很多人關心的問題。對此，可以從習近平總書記講的一段話中得到啟示。2015年初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學習掌握事物矛盾運動的基本原理，不斷強化問題意識，積極面對和化解前進中遇到的矛盾。問題是事物矛盾的表現形式，我們強調增強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就是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客觀性，就是要善於把認識和化解矛盾作為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面對復雜形勢和繁重任務，首先要有全局觀，對各種矛盾做到心中有數，同時又要優先解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帶動其他矛盾的解決。我們提出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當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必須解決好的主要矛盾。我們既要注重總體謀劃，又要注重牽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們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沒有主次，不加區別，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針對的是當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的主要矛盾。如果說“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是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面戰略規劃和理論指引，那麼“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則是牽“牛鼻子”的頂層設計和思想遵循，兩者體現的是“面”與“點”的關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是從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也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展現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基本面﹔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則聚焦了在這個基本面上的著重點。隻有點面結合，才能更好把握新時代中國發展的戰略邏輯。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現階段聚焦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這一目標在2020年就得以實現，那麼在2020年之后就需要新的奮斗目標來引領中國的發展，這個目標就是黨的十九大所制定的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的戰略安排。我理解，“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應當是具有階段性的，第一個階段是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目標的“四個全面”，第二個階段是以全面建設現代化強國為目標的“四個全面”。這兩個階段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分別導向“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雖然兩個階段的具體目標不同，但基本架構是相同的，戰略重點是相同的，而且都服從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宏偉願景。從這個意義上說，“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與“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一樣，都是長期規定新時代中國發展的戰略邏輯，兩者具有“點”和“面”的相輔相成關系。而且，全面現代化強國的重要標志就是在“五位一體”基礎上形成高度的“五大文明”，從而使第二個階段的“四個全面”與“五位一體”聯系得更加緊密，共同支撐起中國未來發展的戰略架構。
綜上所述，“五位一體”和“四個全面”這一戰略邏輯，對於把握新時代中國的發展方向至關重要，對於中國未來走什麼路、怎樣走這條路具有質的規定性。隻有遵循並貫徹這一戰略邏輯，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中國道路，堅定不移地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建設現代化強國、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作為戰略重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不偏離發展的正確軌道。深刻認識這一戰略邏輯並將之貫徹到底，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新中國成立70年的一個新起點，也是經過70年風雨歷程所取得的一個重要結論，需要倍加珍惜。
（作者為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工程首席專家，華東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博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