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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學術界目前正在努力加快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知識體系的構建，這其中包括當代中國特色哲學基本理論的思考與構建。“哲學”是個外來詞，由日本人用漢字翻譯自西方語言。哲學最初來自希臘語φιλοσοφια（φιλοσοφια是希臘文的“愛”φιλοs和“智慧”σοφια合成的， 英文為Philosophy）。作為外來詞和參照西學學科體系構建的學科，中國哲學的知識體系顯然要深深地受西方的影響。既是如此，中國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建構就離不開對西方哲學的參照系。但是，鑒於中國是一個有著深厚思想文化積累的國家，哲學在中國的研究和發展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
一、以排斥態度審視西方哲學的階段（1949—1977）
1949年之前，在與西方文化的接觸中，中國已經逐漸了解了西方的哲學體系和思想取向，而且也有許多研究成果出現。最初，是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傳教，帶來了某些與基督教關系密切的西方哲學思想。當時的西方學術研究已經走上了近代科學探索之路，與最初的科學研究關聯在一起的思想也對中國的有識之士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譬如，400多年前的徐光啟，能夠以傳統士大夫身份，在與傳教士交流過程中，敢於正視西方文化的精華，接受域外比較先進的思想和技術，面向中國社會未來發展思考問題，“堪稱為抬頭看世界的第一人”。在這個時候，中國雖然看似強大，但因為封建統治者的無知，缺乏變革的勇氣，導致社會思想落后，科學技術上缺乏理論突破，已經在實際歷史進程中表露出落后於歐洲的端倪。隻不過作為老大帝國和古老文明的中國，當時仍然可以發出攝人的光輝，因而這個期間的中西思想交流仍然是平等的和相互的。當傳教士在向中國傳播所謂基督教“福音”的時候，也把中國文化優雅、寬容、理智的特性介紹給歐洲，中國成為歐洲某些知識分子“想象”中的“理想他者”，成為歐洲啟蒙運動發展的思想動力之一。但后來，在交流之中，西方人越來越認識到中國統治者的無知和中國文化停滯不前的狀態，孟德斯鳩開始從負面的角度審視中華文化，而黑格爾更是通過其歷史哲學的話語進一步把中華文明降低在“永恆起點”的位置上。鴉片戰爭之后，歐美哲學家及學者與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交流已經變得極為不平等了。在歐美人的眼中和話語裡，中國已經從原來“優雅”“理智”“寬容”“進取”的文明國度，變成一個“愚昧”“迷信”“狹隘”“保守”的落后國家。與此同時，中國學者面對歐美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強大的武力壓力，也很難再像過去那樣保持自豪的心態了。由於中國人民在擊敗日本帝國主義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勝利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世界對中國的看法開始有所改變。但是，因為冷戰和西方世界對社會主義採取敵視態度的原因，中國哲學思想及文化觀念在西方學者的眼中和話語體系中並沒有獲得它應有的地位。強勢西方文化的壓力以及現代學科體系首先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中國在追趕世界發展潮流的時候，必須向歐美發達國家學習，這種總體追趕和學習的態勢也影響了中西哲學思想交流的基本狀態，即中國如飢似渴地了解和吸收西方的哲學和文化思想，以致到了“言必稱希臘”“言必稱歐美”的地步﹔而西方只是以多樣性之中的特殊樣例之一來對待中國哲學和文化思想，在西方學術界的眼中，中國的哲學只是作為一個有特點且與自己的體系不同的思想樣態而已。
1949年10月1日之后，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面對戰亂造成的滿目瘡痍，新中國首先考慮的重點是修復戰爭造成的創傷、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尤其面對資本主義國家企圖扼殺社會主義的“冷戰”，特別是朝鮮戰爭以及美國等國家對中國禁運造成的安全威脅，中國的政治邏輯顯然是對包括西方哲學在內的西方思想文化的懷疑和不信任。特別是在 1957 年之后，由於匈牙利事件和國內“反右”運動的展開，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基本上處於停頓狀態。這一狀態是政治邏輯的必然結果。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要站穩腳跟，離不開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我們政治上採取“一邊倒”的做法，是一個歷史的必然選擇。既然與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站在一起，思想文化上就必然受其影響，尤其是在當時中國就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還沒有經驗，開展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設，必然歷史地向已經有過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蘇聯學習，而這種學習在當時既是必要的，在一定的意義上也是富有成效的。特別是1937年在斯大林主持下編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其中第四章第二節為“論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本書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作了通俗、簡明、系統的闡明，但是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許多簡單化的處理，表現出一定的教條主義傾向），成為新中國對干部群眾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啟蒙教育的基本依據。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蘇聯共產黨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日丹諾夫在《關於西方哲學史座談會上的發言》中，將哲學發展史定義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証法和形而上學的對立斗爭史，其中唯物主義代表歷史進步、唯心主義代表反動落后，辯証法代表先進合理、形而上學代表落后荒謬。這就成為當時中國開展哲學研究和哲學教育的圭臬和標准。
既然哲學史上的兩條路線已經劃分清楚，那麼當時的中國哲學界面臨的任務則表現為：一是要對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哲學採取徹底否定的態度，將其視為在歷史上起反動落后作用的思想心態﹔二是要把所有西方哲學理論從實質上定性為反動落后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哲學﹔三是要對反動落后的西方或歐美哲學採取徹底批判和全盤否定的態度。這種二元對立和對抗的態度是新生政權對國際政治兩大陣營對壘的思想反映，同時也在思想上強化了國際對立的認識。既然將西方哲學歸結為唯心主義與形而上學，那麼我們就應該以唯物主義和辯証法的立場對其進行批判。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直接影響了中國對哲學的看法和哲學研究的態度，也必然影響到中國哲學界研究、吸收和借鑒世界范圍內哲學思想和思維方法的進程，必然影響到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哲學思想的發展。
將哲學發展史視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証法和形而上學兩軍對壘的思維方式與現實政治斗爭簡單化的做法相互作用，使當時中國的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都出現了簡單化和極端化的趨勢。中國出現“左”的錯誤以至於發生了后來所謂的“文化大革命”災難，可以說，哲學理論的思維方式既是這一社會進程的結果，也是促進這個極端化進程的重要原因之一。整體上而言，1949年之后，中國學術界對西方哲學的研究基本上處於停滯或半停滯狀態，隻有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直接理論來源的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黑格爾哲學和費爾巴哈哲學依然作為哲學研究者關注的對象。另外，法國唯物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之前比較堅定的無神論和唯物主義派別，也因為列寧對法國唯物主義的推崇而時常被提到。但是，總體上說，這種研究仍然不是對德國古典哲學和法國唯物主義理論體系的本體性研究，而是從其對馬克思主義產生的積極作用出發的。
1949年之后的最初幾年，盡管西方哲學研究不屬於重點研究和熱點研究的領域，但對西方哲學的研究也沒有完全中斷。譬如，1951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創辦的刊發譯文的雜志《學習譯叢》，主要任務是發表關於蘇聯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成果，其中許多是當時蘇聯研究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成果。同時，也發表某些蘇聯和東歐國家批判西方哲學流派的著作。數量不多的西方哲學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無論是翻譯還是研究和教學，都是從當時我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出發的。
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特別是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的簽訂抗美援朝戰爭結束，新中國學術研究活動逐步恢復和活躍起來。其中，有關西方哲學研究的專業機構和期刊也得以創辦。譬如，1955年，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之下，成立了以賀麟先生為組長的西方哲學史研究組，並且創辦了《哲學譯叢》，這個專業期刊著重發表有關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譯文，同時也發表某些有關西方哲學研究和評論的譯文。更加重要的是，在廣泛征求學術界意見和吸納研究人員建議的基礎上，1963年商務印書館擬訂和公布了《翻譯和出版外國哲學社會科學重要著作十年規劃（1963—1972）》。當時，也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角度，把 16—19 世紀上半葉歐洲國家的學術著作，特別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源的德國古典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三個方面的著作定為翻譯和出版規劃的重點，力爭按時保質地譯好、出齊。現在回溯看，我們有理由認為，從1956到1966 年的10年間是哲學界認認真真、踏踏實實進行西方哲學經典著作翻譯的10年，盡管這期間也受到種種政治運動的沖擊，但在學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原來的規劃基本上得以實施。據學者統計，這對西方哲學著作的翻譯達 129 種之多，成果顯著。與此同時，為了滿足大學哲學專業教學的需要，20世紀60年代初，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學等單位編寫了全國高校統編教材。商務印書館還出版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西方哲學史研究組編的《現代外國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的《西方古典哲學原著選輯》。在相當一段時間裡，這兩本選輯成為中國學者了解西方哲學的重要資料來源，為學者開展西方哲學研究、學生和讀者了解西方哲學提供了基本的文本資料。
總而言之，從反思的角度看，在1978年之前我們對西方哲學，盡管也進行了一系列有效的翻譯和研究工作，取得了某些成績，但總體上顯然犯了簡單化和絕對化的錯誤。這主要表現為：一是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辯証法與形而上學簡單地對立起來，認為二者水火不容﹔二是把唯物主義、辯証法與社會進步力量簡單對應，把唯心主義、形而上學與落后和反動勢力簡單對應，不能理解社會現實與意識形態特別是哲學思想之間的復雜聯系﹔三是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上的哲學簡單地對立起來﹔四是把哲學思想上的差異和對立與社會歷史上的政治斗爭簡單地聯系起來，因而對歷史上的哲學特別是西方哲學採取了過度否定的態度。這種文化態度與我們政治上“左”的傾向相互促進，顯然成為中國在社會主義探索中走了彎路甚至出現“文化大革命”悲劇的原因之一。面對這種情況，有些學者是“非常不滿意的”。就如謝地坤指出的，“早在1956年召開的‘貫徹雙百方針’會議上，賀麟、陳修齋等已經對此提出批評意見”。從這個沉痛的教訓，我們就能夠更加深切地理解列寧所指出的真理：“無產階級文化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如果硬說是這樣，那完全是一派胡言。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
從縱向看，我們不能歷史主義地看待歷史上的西方哲學﹔橫向來看，我們更加無法理性地審視當代西方哲學的思想。我們對馬克思主義之前的西方哲學不能辯証地歷史地加以對待，而對於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后的現代西方哲學，特別是與我們同時代的當代西方哲學就更加難以正確地對待了，因為從“資產階級進步性已經終結”的觀點出發，現當代西方哲學都被簡單歸結為代表壟斷資本主義利益、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根本對立的反動哲學，對它們進行合理的學術研究就更加困難了，許多學者都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這個是非之地。1964年設立的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在那個時期留給后人的成果僅僅有洪謙先生主編的《現代西方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當時，在全國各高校的哲學系中都沒有開展現代西方哲學的研究或設置課程，隻有復旦大學還算比較系統地開設了這門課程，但也需要用“現代外國資產階級哲學批判”的名義開設， 而且在實際中也必須把批判作為首要的目的，否則就無法讓當時的學者接觸現當代西方哲學的內容。正如劉放桐先生在《新編現代西方哲學》序言中指出的，“從50年代初起的20多年內，由於‘左’的意識形態的干擾，現代西方哲學被當做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反動哲學，極少有人再願意涉足，原有人員也大多數被迫轉向哲學史等其他領域。除了因政治需要發表的批判文章及為批判的目的而出版的少量西方哲學家的論著外，極少有深入系統的研究之作﹔各大學哲學系均不系統開設本學科課程”。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還能夠逐漸翻譯一部分西方哲學家的著作。當“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后，一切關於西方哲學的研究翻譯活動都幾乎完全停頓下來。在這個時期，隻有在為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而出版的論著，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作品中（特別是他們在其中對某些西方哲學家進行批判），偶爾會提到黑格爾、費爾巴哈、貝克萊、馬赫、杜林等人，中國哲學界基本上對西方哲學界的發展情況毫無了解，當代西方哲學思潮所涉及的流派、著作、人物、命題都在我們的視野之外。不僅對西方哲學的研究基本上處於停頓的狀態，實際上整個的哲學研究都處於停頓狀態，我們的社會也處於難以進行理智對話和獨立思考的歷史時期。當人們都被裹挾著進行表面但卻嚴酷的現實斗爭時，哲學的反思就不可避免地被擱置了。
二、以學習態度研究西方哲學的階段（1978—2012）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國門再次打開，人們不無愕然地發現：不僅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依然遠遠落后於歐美國家，我們在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等方面也大大落后於世界，哲學研究的學術視野當然也已經非常狹窄，哲學思想和理論思考處於極為貧瘠的狀態，而哲學研究的方法也跟不上時代前進的步伐了。歷史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是在同形形色色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對話和斗爭中產生的，也隻能在同形形色色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對話和斗爭中得到發展。可是，由於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思想上的自我封閉，我們不是簡單回避西方哲學，就是粗暴對待西方理論，因而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也出現了偏差。我們的哲學理論不僅變得越來越教條主義，而且變得越來越缺乏包容性發展和創造性拓展。改革開放初期發生的真理標准大討論，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人重新系統地全面看待馬克思主義，重新回到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進程的新起點。
當然，對於西方哲學，包括西方哲學史和現當代西方哲學，我們應該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和研究。一方面，我們要看到西方各種哲學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的本質區別，尤其要批判其為資本主義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殖民主義和霸權辯護的狹隘立場和話語體系﹔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西方哲學在長期的研究過程中對哲學的基本問題、基本范疇和基本方法形成了一系列有價值、可借鑒的成果，其中也有對時代性問題富有成果的思考，對於這些有益成果應該在分析批判的基礎上加以汲取，通過融通、轉換和改造吸納到中國哲學的時代性發展進程之中，擴大中國哲學研究的理論視野，推動中國哲學思維水平躍上新的高度、擴展到新的廣度。社會主義脫胎於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同時存在於這個時代，二者之間有著內在的歷史性聯系，二者之間也有必須共同面對的時代性問題。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哲學，不應該採取回避的態度，而是應該給予正確的分析和恰當的回應。隻有理解了西方哲學，才能幫助我們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歷史邏輯和本質。
在中國哲學界開展西方哲學研究的進程中，“蕪湖會議”和“太原會議”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說“蕪湖會議”是改革開放新時期西方哲學學術研究的標志性起點，那麼“太原會議”就是現代西方哲學研究的類似起點。
在真理標准大討論的推動下，哲學界的思想開始活躍起來。1978 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安徽勞動大學、北京大學、人民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等單位，在安徽省蕪湖聯合主辦了“全國西方哲學討論會”。這是“文革”后外國哲學研究領域的第一次全國會議，也是新中國成立近30年召開的第一次關於西方哲學的全國大會。馮定、賀麟、嚴群、熊偉、齊良驥等老專家和許多中青年學者約100多人參加了會議。在會議上，學者們基於學術研究的願望形成了思想解放的共鳴，對於外國哲學研究界順應時代改革、大力解放思想和以極大的熱情投身學術研究起到了十分突出的引導作用，具有重要的歷史性意義，史稱“蕪湖會議”。可以說，這次會議既是西方哲學研究者思想解放的一個轉折點，也是中國學者認真對待西方哲學、學術地研究西方哲學的新起點。
翌年，即1979年11月17日至24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山西大學以及商務印書館和人民出版社聯合發起並組織的“全國現代外國哲學討論會”在山西太原舉行。來自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85個單位的170余名代表參加了會議。相對以往的冷清，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討論現代外國哲學的第一次全國規模的學術會議，史稱“太原會議”。尤其是在這次會議上還成立了“中國現代外國哲學研究會”，后更名為“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這次會議對中國的現代西方哲學研究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對西方哲學的研究也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這種階段的劃分很難有嚴格的界限，其中不同階段的特征也許是相互交叉的，但是從不同階段的學術傾向仍然可以體會到其中的差異。
1、第一個階段是1978—1990年
這一時期西方哲學研究的第一個特點是“人的哲學”研究的興起，與西方哲學學術界的接觸讓我們感受到與西方之間的差距，這是一個剛剛見到西方哲學之后導致了思想震驚或思想震蕩的時期。一方面是廣大學者由於習慣了哲學思想領域裡的沉默狀態，當面對眾多的西方哲學思想流派時，人們既不知所措、無從把握，又如飢似渴地要了解西方哲學思想，與此同時，也有某些思想僵化和既有認識模式成為認知慣性的人，對西方哲學思想潮水般涌入表現出種種的抗拒，這種抗拒往往採取過去將其與政治挂鉤的方式即“扣帽子”的方法，對某些新開展的研究不時有多種指責。但是，從趨勢上說，對西方哲學的研究是不斷地擴展和深入的。
正像改革開放是對以往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左”的一套的反撥，改革開放之初對西方哲學的研究很快就凸顯了對其中人道主義（或人本主義）主題的關注。當有人說出了“寧要康德，不要黑格爾”時，大家不難理解其背后的意義，其實質就是用康德“人是目的”的原則，去抗衡“左”的風氣流行時社會整體性對個人個體性的抑制。對“異化”概念和“人道”問題的異常熱烈的討論，反映了學術界對過去“左”的做法的理論控訴。隨后，對西方哲學研究的人學轉向逐漸升溫，漸次擴展到存在主義、意志主義、尼採哲學、生命哲學，還有匈牙利的盧卡奇、波蘭的沙夫這樣的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表達。對人的哲學的研究熱潮，顯然來自對過去忽視人、人的自主意識以及人的權利現象的反應，也是對這種現象的批判與超越。可以說，20世紀80、90年代，學術界整體上被人學（或稱人的哲學）、人的主體性哲學和價值哲學所主導。實際上，中國的哲學脈動在當時是與西方哲學討論和演進的節奏錯位的。在那個時期，歐美世界已經開始反思哲學人本主義的問題和局限性了，以結構主義為代表的哲學思潮使西方哲學進入方法論上的反人本主義的階段，導致流行的學術詞語是所謂“主體性的黃昏”，甚至有人模仿尼採的“上帝死了”說什麼“人死了”。可是，與此同時，人本主義、主體性、人的價值卻在中國大地成為最為哲學家們關注的問題和話語。由此，我們就可以更加深切地理解馬克思所說的，真正的哲學應該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哲學不是少數人手中的“雅玩”，而是特定時代人民的追求和思考。當時的神州大地必然是高揚人的力量和恢復人的尊嚴的時代，人們一方面要從“左”的思想桎梏下走出來，另一方面也要表達一種前所未有的主體性力量的解放感。
這一時期的第二個特點是西方哲學教材和學科建設的完善。青年學生了解西方哲學的熱情很高，由此有關西方哲學的課程及教材建設就成為首當其沖的任務。最初，有北京大學朱德生等人編寫的《歐洲哲學史簡編》，到了20世紀80 年代中期，西方哲學的教材編寫以及教學和研究逐步進入正軌。1983 年，復旦大學全增嘏先生出版了《西方哲學史》，武漢大學的陳修齋和楊祖陶先生出版了《歐洲哲學史稿》﹔1985 年，南開大學冒從虎等人的《歐洲哲學通史》問世﹔1989年，北京師范大學於鳳梧等編寫的《歐洲哲學史教程》出版， 這4部教材都曾先后被教育部評為優秀教材。在現代西方哲學領域，1985 年，南京大學夏基鬆的《現代西方哲學教程》出版，與劉放桐的《現代西方哲學》一並獲得教育部優秀教材一等獎。
這個時期的另外一個成果是，對西方哲學學習研究的熱度推動了學科點的建設，不僅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等學校憑借歷史傳統在培養西方哲學學科的碩士、博士，后來許多學校也逐漸建設了西方哲學的碩士點、博士點，如吉林大學、山東大學、遼寧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杭州大學、蘭州大學等學校。
隨著西方哲學潮水般地涌入，對西方各自哲學流派加以介紹的讀物和西方哲學原著不斷翻譯出版。最開始，比較敏感的書是出內部版。記得當時人民出版社就出版過一些內部發行的書籍，而這種書籍非常吸引學者和年輕人，書一出版往往都希望托人買到手，先睹為快。西方思想給曾經單調的中國學術界帶來新鮮感，青年們如飢似渴地尋找和閱讀西方哲學，如果在言談中不帶點西方哲學的概念，都覺得自己落伍了。不僅哲學專業的人讀西方哲學，其他專業的人也對西方哲學特別感興趣。當然，西方的各種哲學理論與思想體系與我們習慣了的思維方式產生了越來越大的矛盾，而且西方哲學內在的消極影響和對中國既有秩序的解構作用也逐漸顯現。再加上某些人把各種各樣的西方哲學思想或理論當成解釋和解決中國問題的“洋教條”，不僅無法推動中國問題的解決，反而給這個進程增加了復雜性。改革開放以來的成績是從“左”的教條中解放出來，許多人卻又陷入到“洋教條”之中。因此，官方和一些比較傳統的學者對西方哲學採取了一些批評和抑制的行為，不時也開展一些程度不同的批判性活動。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對西方哲學研究的熱情也無法扑滅，但研究的范圍和深入程度呈現一個逐漸放開的過程。盡管對西方哲學思潮存在一定防備心理，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人們對西方哲學思潮的了解也越來越多，在對人道主義進行批判之后，學界卻掀起了一波又〖JP2〗一波介紹和閱讀西方哲學著作的熱潮，如就流派而言，“存在主義熱”“生命哲學熱”“心理分析理論熱”“現象學熱”“解釋哲學熱”“科學哲學熱”“分析哲學熱”“結構主義熱”“語言哲學熱” “法蘭克福學派熱”“后現代主義熱”……就哲學家而言，有“薩特熱”“尼採熱”“弗洛伊德熱”“伽達默爾熱”“羅爾斯熱”“哈貝馬斯熱”“羅蒂熱”“福柯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種“熱度”已經遠遠超出了純哲學的學術范圍，廣泛地波及社會政治思想、文學理論、藝術討論甚至滲入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
對西方哲學的關注，顯然不僅是對我們自身哲學理論貧瘠和理論思考不足的反應，而且也來自對我們本身面臨的社會問題的思考。在當時許多年輕人思想意識裡所思所想的，無非是歐美社會為什麼經濟社會發達？那可能就是因為它們有先進的科學技術，而科學技術的發展是有其社會制度的原因，社會制度背后則是有文化和思想基礎根源的，而支撐整個發展進程的思想性、本源性基礎，就應該是來自西方哲學形而上學的探討傳統。因此，要學習和借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就必須深入了解歐美的哲學思考和理論發展的進程。如果不理解西方形而上學層次上的思想內容和思維方式，就不可能掌握西方發達社會的理論理解和管理思想，也不可能真正激發科學技術創新的思想源泉。我記得當時作為青年教師在全校開設面向所有專業的西方哲學課程時，報名人數太多，不得不採取限制名額的措施。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組織全國學者編寫的《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由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1987年間陸續出版，共10卷(包括續編上、下兩卷)，就曾經成為許多人理解艱深晦澀西方哲學的幫手。盡管是精裝本，但仍然銷量很大。筆者當時作為大學年輕講師，在講授“西方哲學史”時，往往從這本評傳找一些新鮮材料和能夠讓青年學生容易理解的表達方式。為了備課的方便，我個人就購置了一整套，每出一本馬上就買一本。
2、第二個階段大概是從1991到2000年前后
這一階段西方哲學研究的第一個特點是研究呈現專門化、細致化。伴隨著西方哲學學科的碩士、博士學位點的增加，西方哲學的研究隊伍逐漸擴大，中國學者對西方哲學的研究逐漸自然地形成分工態勢。古希臘哲學、中世紀哲學、近代哲學、德國古代哲學都有了專門的研究專家，許多研究者甚至將自己的一生投身一個心儀的哲學家，如張世英先生對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黑格爾的研究，葉秀山先生等人對古希臘哲學的研究，洪漢鼎對伽達默爾哲學闡釋學的研究，北京師范大學楊壽堪主要研究黑格爾，以及后來年輕一代靳希平和倪梁康等人對現象學的研究，周曉亮對休謨的研究，尚杰對法國哲學的研究，姚大志對西方政治哲學的研究，江怡和陳波對分析哲學的研究。在對西方哲學的專題性研究中，涌現了許多有中國學者視角的研究著作，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汪子嵩先生等人的多卷本《希臘哲學史》。對現代西方哲學的研究也逐漸分化，不再停留在整體性的教科書的介紹上，有些學者專治存在主義，有些則致力於結構主義研究，還有些人投身於現象學的翻譯與介紹，有人則投身於哲學闡釋學研究，西方的分析哲學也開始納入中國人的視野。另外，許多西方哲學的分支學科如科學哲學、語言哲學、心靈哲學、價值哲學、歷史哲學、政治哲學、文化哲學、管理哲學各自也都有自己的關注和研究者，我個人的第一部學術著作就是1992年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歷史哲學導論》。與此同時，對西方哲學的研究也逐漸從英、美、德、法逐漸向奧地利、荷蘭、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等其他國家擴展。但是，總體而言，中國哲學界對西方哲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美分析哲學和德法大陸哲學上。
此外，這個時期對西方哲學的研究逐漸擺脫了政治方面的干擾，學者們開始更多從學術的角度去看待西方哲學。正像劉放桐先生在其《新編現代西方哲學》序言中指出的，“‘左’的意識形態的干預已越來越少，自由探討的寬鬆局面已開始形成。在哲學研究中因提出不同見解而在政治上遇到麻煩的情況已未再有所聞。我國哲學研究的各個領域由此取得了重要進步”。就中國西方哲學的研究而言，“盡管不再有80年代那種泡沫性的熱潮，但深入具體的研究之作比那時要多得多”。
這一時期西方哲學研究的第二個特點是西方哲學各研究方向以及西方哲學與其他學科研究的交互性。對西方哲學的研究，大大擴展了中國人民的思想眼界和理論視野。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中國哲學研究者以極大的熱情了解曾經陌生的西方哲學學術思想資源，翻譯、出版和介紹西方哲學思潮成為學術發展的最直接的驅動力。在成批成套地翻譯西方哲學著作方面，甘陽等人的組織工作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一段時期內中國青年學生對西方哲學的了解要多於對中國傳統哲學的了解。西方新出現的思潮，很快就會在中國學術界引起反應。譬如，西方的后現代主義哲學、社群主義哲學、認同問題的理論，都幾乎是同步得到中國哲學界的注意、研究和介紹。歐美哲學界學術研究的論題，都被中國學者們給予有中國視角的研究，有些西方命題通過我們新的解釋轉換成為中國當代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其他哲學二級學科的學者也結合自己的研究主題廣泛涉獵西方哲學的學術資源，實際上當時許多雜志中發表的西方哲學的文章來自其他二級學科的學者，甚至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都在不斷地從西方哲學的學術資源中汲取時代性的營養。例如，“價值”概念就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才納入哲學思考的視野之中的，開始是在批判實用主義哲學時提到，后來發現價值認識在哲學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功能，價值視角對我們觀察社會和理解他人具有特殊且不能忽視的作用。當時，價值哲學在我國是一個新詞，最初的爭論竟然是：“價值”是否僅僅是一個“唯心主義”或“實用主義”的理論陷阱，經過改造能否納入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之中。毋庸置疑的是，在與西方哲學界的交流互動中，中國的哲學思辨力和理解力都有了顯著的提升。實際上，我們對西方哲學的研究不僅豐富著中國的哲學思考，而且也推動了其他學科的研究。每一種西方哲學思潮，往往在中國的文學、歷史學、社會學、教育學等領域都會引起陣陣漣漪，都可能引出許多新的討論話題和方法的變革。記得當時我經常被邀請去參加其他學科的博士、碩士生的論文答辯，原因是這些學生是基於西方哲學某種流派來研究本學科的問題。
對西方哲學的研究，還包括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隻限於經由蘇聯而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除了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經典作家的研究之外，也部分地研究“梅林—普列漢諾夫正統”馬克思主義學術闡釋路線。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中國哲學界才開始接觸到以匈牙利的盧卡奇、德國的柯爾施、意大利的葛蘭西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柯爾施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葛蘭西的《獄中札記》都被翻譯並且公開出版了。這對突破日丹諾夫對哲學的教條主義定義，擴大中國哲學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視野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隨后，中國哲學界也漸次把“法蘭克福學派”“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新實証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分析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基於西方現代性危機而興起的“后現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生態馬克思主義”等哲學思潮納入研究視域。中國哲學界既從這些思想流派中覓尋到許多理論發展的新問題，同時也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對它們進行了分析批判，並且在這個研究進程中注入了中華民族的和時代的視角。
3、第三個階段大概從2001年到2011年
這一階段西方哲學研究呈現整體性、多元性、同步性特點。在這個時期，學科建設步伐明顯加快，由於一級哲學博士點的擴大，可以培養西方哲學博士的學科點也大為增加。中國對西方哲學的研究不僅有了人力資源的廣泛性，而且研究水平也得到明顯的提升，基本上可以對西方哲學的發展給予同步的反應。到歐美訪問、進修的學者和攻讀學位的留學生越來越多，中國與歐美哲學界的學術交流得到不斷加強，中國對西方哲學的陌生感、新鮮感已經讓位於作為學術本身研究各自特點的反思。一方面，中國對西方哲學的翻譯開始進行系統化整合﹔另一方面，對西方哲學的研究從過去的社會性熱捧逐漸轉變為一種學術體系建設過程中自身的學科性存在要求。
中國學界對西方哲學的研究，從一開始就是在比較系統性的設想下展開的。這不僅表現在老一輩學者如賀麟、王玖興、王太慶、苗力田、梁存秀等人對西方哲學的系統翻譯，而且也表現在學界試圖對西方哲學發展史給予整體性把握的嘗試上。譬如，早在1979年4月全國社會科學規劃會議上，就把《西方哲學史》（多卷本）列為重點工程。但是，限於當時的條件，推進工作比較困難，這不僅是由於隊伍青黃不接的問題，而且也有一個思想准備的過程。因此，真正多卷本的《西方哲學史》是在21世紀才得以問世。目前，有兩個多卷本值得關注：一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的《西方哲學史》(多卷本)，該書是中國社會科學院1998年立項的重點課題，由哲學所著名哲學家葉秀山、王樹人主持，各分卷主編和主要撰稿人都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西方哲學史”學科的學者，院外部分學者也參加了寫作。該書共8卷11冊:第1卷:總論﹔第2卷:古代希臘與羅馬哲學﹔第3卷:中世紀哲學﹔第4卷:近代: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英國哲學﹔第5卷:啟蒙時代的法國哲學﹔第6卷:德國古典哲學﹔第7卷:現代歐洲大陸哲學﹔第8卷:現代英美分析哲學。全書近600萬字，由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出版時舉辦了一個首發式座談會，大家認為這套多卷本《西方哲學史》基本上反映了幾十年來我國在西方哲學史研究領域的優秀學術成果。另外一套多卷本是復旦大學哲學系的力作，即復旦大學劉放桐、俞吾金主編的10 卷本《西方哲學通史》( 近600 萬字)，這是基於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和教育部重點課題組織編寫的，其中加大了現代部分，並且將其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結合起來。另外，這套書在形式上每一部似乎又是可以作為單一主題而存在，有其明顯的特點。無論如何，中國對西方哲學的研究進入了系統化研究的階段，這也意味著中國哲學研究水平的整體性提升。正如葉秀山先生所說的，中國學者研究西方哲學，固然有許多短處，但似乎也有一些長處。就葉先生的理解，中國學者的短處是語言、是那種沉浸於其中的文化存在﹔但是，我們也有長處，那就是跳出其文化存在看其文化的實質。哲學史不僅僅是歷史的，而且首先是哲學的，我們審視一種哲學的發展史，也應該有一種既能夠認識其存在又能夠跳出其存在的思想高度。中國人研究西方哲學的長處是：一方面中國人有五千年文明積累的歷史視野，另一方面是多年來對我們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學習與思考的積累。
中國對西方哲學研究的系統性展開，也反應在西方哲學著作的翻譯方面。在20世紀，翻譯西方哲學著作的熱度就很高，但都有些隨著社會的關注和個人的興趣而鋪開的特點，同時也受出版社編輯力量和出版資金實力的限制。進入21世紀之后，對西方大哲學家如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康德、黑格爾、費希特、胡塞爾、海德格爾、杜威等人著作的系統性翻譯出版逐漸納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支持范圍，如梁存秀對費希特著作的翻譯，王曉朝對柏拉圖的翻譯，孫周興對海德格爾著作的翻譯，李秋零和鄧曉芒各自對康德著作的翻譯，劉放桐主持對杜威全集的翻譯等。
與此同時，教材建設也越來越富有成效。20世紀90 年代后期，北京大學趙敦華的《西方哲學史簡史》和《現代西方哲學新編》就被國內許多大學廣為採用。張志偉的《西方哲學智慧》傳播很廣，趙林等人也編有頗有影響的教材。韓震主編的《西方哲學概論》內容涵蓋從希臘哲學到現當代歐美哲學（2006年出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被評為教育部2007年度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北京師范大學由韓震牽頭還編了《現代西方哲學經典著作選讀（英文版）》《西方經典哲學原著選讀（英文版）》。其他學校也編寫了許多類似的教材，這些教材應該說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就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整合而言，就難免出現斷裂的問題。另外，教材質量也存在良莠不齊的現象。因此，根據中央有關單位安排，由趙敦華和韓震主持編寫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西方哲學史》，該教材組織全國有關知名學者協同編寫，並且經過多方面的反復審核討論，2011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此外，這一時期，西方哲學研究越來越呈現同步性、自信化，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點。盡管由於學術傳統的差異，中國人對西方哲學的理解仍然是有我們自己視角和特色的，但是我們對西方哲學的研究，無論從廣度到深度，都越來越體現出與西方哲學界的同步性。不僅大量中國青年學生到國外學習並且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而且國內許多哲學院系都長年聘任西方學者任教，西方哲學成為中國哲學界的特殊研究領域，不再像改革開放初期那樣顯得神秘且被神化。反觀西方對中國哲學的了解，從廣度和深度上都無法與中國對西方哲學的了解相比。這種不對等越來越顯得有些奇怪。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國在哲學層面或者形而上學的“道”的層面越來越自信了。對於當代中國哲學工作者而言，西方哲學不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的，因而它不是我們思維發展的圭臬，而是我們思維有益的參考或參照。我們仍然將關注西方哲學的發展，不像西方人那樣忽視東方文明的智慧。隻有善於向他者學習的文化，才是有活力的文化﹔隻有樂於借鑒他者的文明，才是有創造力的文明。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的意識已經越來越成為中國人的共同的精神樣態。
伴隨著中國哲學界對西方哲學了解的加深，中國學界西方哲學的研究也出現了新的趨勢：一是越來越多的哲學工作者逐漸從對西方哲學的解讀轉向學術性的分析和批判性研究﹔二是越來越多的西方哲學研究者開始從純粹西方哲學研究轉向結合中國哲學問題進行融通性的研究﹔三是越來越多的西方哲學研究者開始從純粹西方哲學理論研究轉向利用西方哲學的方法進行結合中國社會問題的研究。例如，研究西方哲學的張世英先生近年對一般哲學的體系性思考、王樹人先生對象思維的原創性研究、張祥龍等對中國與西方哲學的融合性思考﹔有西方哲學學科訓練背景的俞吾金、趙敦華等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展開自己獨特的探索﹔而馮俊則結合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問題，寫了許多有分量的文章，近年來我本人大概也屬於這個類型。
三、以自信的態度與西方哲學對話的階段（2012年至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新階段。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內，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努力，中國已經從一個相對落后的國家成長為第一大制造業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與此同時，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學術研究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伴隨著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也在與日俱增。過去，中國出版界主要是進口國外特別是歐美的著作版權，但是，到今天，我們除了繼續系統翻譯出版國外的著作，有關中國的哲學思想、歷史社會、文化藝術的著作的版權也推向國外。中文譯為外文的著作數量不斷攀升。在這個過程中，中華外譯項目的支持也發揮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中國的這一發展進程，變化有些太快了，以致於我們自己和國外都面臨著如何適應這個變化的問題。
中國的時代性變化引起了許多新的效應。一方面，中國哲學界越來越從仰視西方的心態轉變為比較理性的平視性態度﹔另一方面，包括歐美在內的世界學術界開始比以往任何時期都關注中國了，也有某些人基於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開始對中國的崛起感到焦慮，展開對中國文化思想的歪曲式理解。早在1993年，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在《外交》雜志夏季號上發表《文明的沖突》，這篇文章是對蘇東劇變之后，美歐對失去與蘇聯集團的意識形態斗爭之后尋找“新的敵人”的適應性反映，當時亨廷頓就提到西方文明與儒家文明、伊斯蘭文明的沖突問題。不過，這一說法的提出，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的歐美與中國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優勢，另一方面是因為那個時候的歐美還是對自己所謂“自由”“民主”“理性”“法治”和“市場經濟”等核心價值觀感到驕傲，要與非西方的文明展開較量，以維護西方文明。但是，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迅猛提升，現在的西方似乎對“他者”超越自己越來越焦慮。西方社會似乎在放棄自己過去所宣揚的價值觀，而走向反理性、反文明的立場。譬如，美國國務院內部的政策規劃處正策劃將中美之間的沖突從“戰略競爭對手”“修正主義強權”“意識形態敵人”，進一步發展成“不同文明、種族之間的沖突”。自身作為非洲裔的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基倫·斯金納，在參加華盛頓一個智庫活動的講話中，把中美之間的大國競爭形容為中西文明和意識形態的爭斗，她竟然還罔顧歷史事實把中國稱為美國歷史上面對的第一個所謂“非白人”的戰略競爭對手。在她看來，美蘇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屬於“西方大家庭內部的爭奪”，而“當前中國的制度不是西方哲學和歷史的產物”，因而對美國構成了獨特的挑戰。這種按照種族來劃分你—我的觀念，已經與納粹主義思想相去不遠了，是非常危險的信號。顯然，西方的多元主義和所謂“開放社會”的神話已經破滅，這是歐美內部民粹主義甚囂塵上所導致的“白人至上”種族主義沉渣泛起的結果。特朗普等人拋棄了理性思維，也就拋棄了西方哲學的傳統，這必然侵蝕歐美的軟實力。特朗普及其背后某些利益集團和敵視中國的勢力的所作所為，也猛然警醒了那些被西方哲學體系和價值體系所迷惑的人。西方哲學的原則並不完全是西方人的行為原則，當這些哲學原則可以被用來攫取利益和權力時，他們就冠冕堂皇地拿來宣揚或教訓發展中國家，當這些哲學原則妨礙到他們攫取利益和權力時，他們馬上就棄之如敝履，露出自身“利益至上”的馬腳。
然而，不能因為西方某些勢力對我們的圍堵，我們就放棄對西方哲學和思想文化的研究。我們應該把西方某些勢力的言論與西方哲學的學術理論分開。在西方哲學理論的發展中，仍然有許多具有啟發性意義的時代性智慧。我們應該以海納百川的寬廣胸懷，與包括歐美國家的人民一起努力，打破文化交往和思想交流中或明或暗的壁壘，以兼收並蓄的態度汲取其他文明的養分，促進世界文明和思想精華在思想碰撞磨礪和交流互鑒中共同前進。以中國當代哲學知識視野的寬度和理論觀念的深度，“立時代潮頭，發思想先聲”，以伴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研究西方哲學，從開始就是為了通過了解“他者”而提升自我，但是最初我們多是從與他者的差距去考慮的﹔經過這麼多年的學習、理解與思考，我們越來越意識到不同文化思維方式的相互補充的一面，我們越來越自信地對待自己與他者。
進入新時代，中國學者無論從視野和方法上都已經更加自信，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也就展現出了某些新的特征和趨勢。
第一，中國對西方哲學的研究已經變成更加冷靜的學術性審視，與西方哲學家之間的對話越來越具有相互平視的特點。我們不再把西方哲學視為圭臬或“洋教條”，而是成為我們哲學研究的必要參考性資源。我們希望在與西方哲學的對話中發展當代中國的哲學理論。例如，報紙、雜志有越來越多中西哲學家之間的對話發表出來，英文版的《中國哲學前沿》（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雜志，從2006年創刊到今天在國際范圍內已經出版發行了14年，該刊物既發表中國哲學研究者的英文論文，也發表西方哲學工作者的論文，表現了中西哲學家們雙向的交流互動，已經成為一個頗有影響的中外哲學家討論學術問題的平台。當然，中國學者仍然且應當對西方哲學保持強烈的研究興趣，繼續進行必要的系統性翻譯和研究工作，許多重要的西方哲學家的主要著作已經基本都出版了，今后可能就是要完成哲學家著作全集的整合和一些相對次要的哲學家著作的翻譯和系統化的任務。除了《劍橋哲學史》的翻譯出版，值得一提的是，馮俊主持的多卷本《勞特利奇哲學史》的翻譯，《勞特利奇哲學史》是西方世界在走向21世紀時出版的一部代表當今世界西方哲學史研究領域最高學術水平的著作，它對從公元前6世紀開始直到現在的西方哲學史提供了一種編年式的考察。此書出版不久，就被翻譯成為中文，體現了中國哲學界與西方哲學的研究已經同頻共振。實際上，現在許多西方學界的著作可以中文版與西方語言的版本同時出版，不再像過去那樣慢半拍了。
第二，中國學者對西方的研究越來越具有同步追蹤的特點，歐美哲學思潮的變化很快就會在中國學術界得到回聲。例如，許多西方剛剛出版的著作很快就會有中文版，如萬俊人等人對西方政治哲學的研究。另外桑德爾等人的網絡課程也在中國被追捧，西方很多熱門的討論很快就會進入中國學界。例如，復旦大學哲學系連續幾年出版《國外馬克思主義》的報告﹔由韓震主持，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和中國社會科學哲學所學者編寫的《國外哲學發展年度報告（2007—2009）》《國外哲學發展年度報告（2010）》分別在2011年和2012年出版。與此同時，中國對西方哲學的研究也得到了西方同行的認可。就現象學的研究而言，如丁耘指出的，“現在德國人很羨慕中國現象學的發展，他們說‘德國哲學在中國’，‘現象學在中國’，我不敢說中國現象學的研究已經超越了德國，但是中國現在對現象學感興趣的人數肯定超過德國。”就分析哲學而言，如江怡所說的，“經過40年的工作，我國的分析哲學研究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無論是在國內哲學研究領域還是在國際哲學界都得到了很高的關注和評價。”
第三，中國西方哲學的研究隊伍和機構已經非常壯大。一是年輕一代已經成長起來，他們多在歐美有留學的經歷，許多人擁有歐美大學的博士學位。二是在中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已經逐漸形成了一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中心，如北京大學對西方中世紀宗教哲學的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對西方政治哲學的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對西方歷史哲學和分析哲學的研究、清華大學的西方倫理學研究、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杜威哲學的研究、同濟大學對當代德國哲學的研究、山西大學對西方科學哲學的研究、中山大學對現象學和邏輯學的研究……等等。
第四，許多西方哲學的研究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對提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在融通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和國外哲學的學術資源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老一輩學者如汝信、邢賁思先生都是既研究西方哲學，也思考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問題。俞吾金、張一兵等人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作出了貢獻。趙敦華2018年在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哲學要義》，成為學界的一個佳話。而我本人也是因為工作關系，經常在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兩個二級學科中穿插，一方面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去審視西方哲學，另一方面也用西方哲學的視域和方法豐富馬克思主義哲學討論的問題。顯然，中國學者在讓西方哲學講漢語的過程中，也在同時構建自己對哲學的時代性理解。
但是，西方哲學畢竟是另外一種文化時空中的思維方式的產物，因而與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從根基上或元層次上就有差異，即使我們研究它，也必定有我們理解結構的限制，這也許就是張汝倫所說的，“我們對西方哲學不能融會貫通，不僅表現在對西方哲學缺乏整體把握，也表現在我們對於研究對象的思想不能真正吃透，不能用自己的語言加以闡釋與表述。近40年西方哲學研究的普遍現象是翻譯體盛行，各種譯名滿天飛，卻不知道它們真正在說什麼”。我們應該跳出某些藩籬，按照更高的、更普遍的因而也更加包容的哲學思維研究西方哲學，這樣才能讓西方哲學講漢語，並且成為我們思考的學術資源。
另外，目前中國西方哲學研究也出現某種消退的趨向。這表現在西方哲學研究的熱度下降，譬如，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申請量已經好多年落后於中國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倫理學，僅僅排在第四位。相對於改革開放初期對西方哲學的“狂熱”，這也許是學術研究應該有的理智狀態，西方哲學研究到了它在中國應該有的熱度正常值。不過，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對西方哲學的資源進行持續的研究，這不僅因為哲學作為一種學科機制產生於西方，而且還在於歐美國家仍然是當今世界最具經濟文化影響力的力量。烏克蘭漢學家維克多·基克堅科指出：“毫不夸張地說，中國是非西方國家中研究西方哲學的佼佼者。近幾十年來，大量西方哲學的名著被翻譯成中文。如今，中國正在認真學習，吸取西方世界、包括西方哲學的精華。但這一切仍然發生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佔主導地位的條件下。”這就是說，中國仍然在研究西方哲學，但是卻仍然自主地構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即將實現的時刻，中國的學術創新必須融通好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傳統哲學以及外國特別是具有深厚歷史積澱和傳統的西方哲學學術資源，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理論體系。
（來源：微信公眾號“社會科學戰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