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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從長時段的視角研究中國古代城市群成為學術熱點，“長安學”“洛陽學”等研究已蔚為大觀，學者們倡導從不同領域、不同角度和更廣闊的學科視野來關注古代城市群的整體變遷。這既仰賴於長安、洛陽地區豐富的傳世文本，也得益於層出不窮的考古發掘與出土文獻。與之相比，學術界對幽州的關注起步較晚，目前逐漸形成了相關研究梯隊，研究層次顯著提高，研究范圍、研究方法等理論問題也逐步推進。
一
幽州為古九州之一，《禹貢》曰：“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幽其一也”，《周禮》記載為“東北，曰幽州”。幽州所轄的范圍在不同時期略有變動，大致包括今天的北京、河北北部、天津以及遼寧部分地區。從地理環境上來說，幽州作為中原王朝的邊郡地帶，處於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交匯處。元封三年（前108），漢武帝在遼東設立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后，幽州與東北亞產生了密切聯系。此后一千余年，特別是作為安史之亂的大本營與范陽起兵地、幽州盧龍節度使割據一方、宋遼合議后的澶淵之盟等時期，幽州都曾深深影響過我國的歷史走向。
幽州“關山險峻，川澤流通，據天下之脊，控華夏之防，鉅勢強形，號稱天府”。唐以前，中原王朝關注的重心在西北關中﹔唐以后，逐步轉移到東北幽燕，幽州既是北方游牧群體對中原王朝造成震蕩、首當其沖的地區，也是唐朝滅亡后重新建構統一王朝國家的“起點”。中原王朝與北方民族的戰爭從西向東甚至向東北方向轉移且次數頻繁，王朝的邊防重鎮也漸次由西北轉移至東北，使處於農業文化與游牧文化過渡區域的幽州地區逐漸顯現出與眾不同的區域特色。從隋唐歷五代十國直至元大都的建立，幽州的戍邊角色悄悄發生了巨變：從胡地、戎墟演變成了中國古代后半期多個統一王朝的都城。治中國史前半期的學者較多關注當時的兩京，對於幽州關注的目光停留在軍事邊防、藩鎮割據以及以北京、河北、天津等現代區劃為核心的區域史層面，或者是針對某一地區考古個案的解釋。究其原因，幽州並不屬於當時的政治、經濟重心，史料記載與出土文物的相對缺乏也限制了學術界做出更多的解釋。安史之亂后，幽州地區的形象被“河朔藩鎮”的陰影遮蓋。其實，幽州的發展史是一部遼以前中國東北地區的發展史，此地孕育出中國古代后半期多個統一王朝的都城絕非偶然，從邊鄙之地到權力核心的演變過程值得探討，而近年來地下實物——墓志的大量出土，為研究幽州的歷史提供了充分的可行性。
二
墓志是指放置在墓中記有死者生平事跡的石刻，文本內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記述死者相關的信息，無論世系、祖蔭，還是持家、德行，抑或政績、功業等，志主的一生濃縮為一份充滿溢美之詞的原始檔案﹔第二部分多用韻文撰寫，表達對死者的悼念或贊頌，稱之為“銘”。與傳統文獻相對照，墓志可以查補正史之漏、更正傳世之謬。
從墓志角度關注幽州社會的歷史變遷，具有厘定官修史書、正本清源的作用。筆者通過對隋唐時期15000余方墓志的揀選，從中釋讀出幽州地區的墓志約200方，加之收藏於各文物部門的墓志實物約50方，共計20余萬字。從數量上來看，幽州墓志的數量僅次於兩京地區，而多於“北都”太原府。幽州地區的墓志主要分為三種情況：一種是志主在幽州地區做官，如“唐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張府君墓志銘”（1956年，北京德勝門外冰窖口附近出土）﹔二是志主死后埋在幽州地區，如“唐故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隴州諸軍事、行隴州刺史、上柱國、南陽縣開國伯張道”窆於幽州良鄉縣閻溝山﹔三是間接與幽州相關的隋唐時期墓志，如“唐故恆王府司馬、幽州節度經略軍兵曹參軍太原王府君”的父親王思“以營田授勛，終幽州昌平縣尉”。
幽州墓志文本中的個人表達、歷史記憶、民風描繪值得仔細解讀。比如，在中古時期，人們素有“歸葬（洛陽）邙山”的情懷，但幽州地區出土的墓志卻存在著與之迥異的“歸葬”“遷葬”現象。在個案研究方面，2013年1月，北京市房山區發現的幽州盧龍節度使劉濟墓志吸引了研究者較多的目光。在劉濟墓挖掘初期，曾經出現金代的錢幣，學界一度懷疑是海陵王的墓葬，隨著劉濟夫婦墓志的相繼出土，使我們認識了劉濟這位正史中寥寥數筆、墓志中卻飽滿立體的人物。劉濟的生卒年、官職履歷、軍事活動、死因等清晰可見：雖在藩帥的承襲上表現出明顯的地方獨霸性，財政上則向中央“屢輸忠款”﹔在軍事上雖擁重兵，卻無抗衡中央之行為且多次承擔抗擊北方入侵之責，參與鎮壓地方叛亂，盡到了中央政府要求的“義務”，表現出“恭順”的一面。這與此前學術界認為的幽州地區所屬割據型藩鎮類型大相徑庭，由此看出幽州試圖在戍邊與保持自身利益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自身的安全需求與得失取舍才是幽州地區的治理者首要考慮的問題。
三
隋煬帝修通了貫穿南北的大運河后，幽州成為運河的北起點，在軍事上成為征伐契丹、渤海國等地的后勤基地。安史之亂后，幽州成為繁榮的商業城市。幽州墓志體現出一些時人普遍的禮法要求。墓志中有“歸葬”“權葬”“權厝”“遷厝”“遷祔”“合祔”等不同的表達方式。其中，歸葬，即直接歸葬祖塋，是最為時人認可的喪葬方式﹔權葬，又稱“權厝”，即權且埋葬在祖塋之外的地方﹔遷厝，又稱“遷祔”，即在權且埋葬之后，最終遷回祖塋歸葬、落葉歸根。隋唐時期，人們十分重視歸葬祖塋，幽州墓志也可印証這一點。舉例而言，唐代高行暉（691—759）終任官為懷州別駕，去世於乾元二年（759）懷州官舍，其妻大歷元年（766）終於幽州私第。直到元和二年（807），夫妻倆才被合葬於潞縣，相隔近50年。據記載，高行暉夫婦相繼去世后，其子高崇文（746—809）正征戰於長武、寧州（今陝西、甘肅）等地，等到元和二年才回到幽州故裡。出於合葬父母的禮法要求，高崇文將父母之墓由懷州遷回潞縣（今北京通州區），遷葬后兩年（809），高崇文病卒。高行暉曾為尚書，其子高崇文哪怕遲至半個世紀也要將父母歸葬故裡，這符合“周禮之制”的做法，堪稱“至孝”。再如，唐人張道昇曾在幽州為官，終任官為隴州刺史，卒於長安私第。墓志明確記載，其子在張道昇死后“泣血扶護還鄉”，由長安遷回幽州安葬，兩者相距約兩千余裡。
幽州墓志中還提到了不少“官於燕地，因家徙此，遂為薊人”的現象：墓主人或為駐守北地的將領，或擔任幽州轄區州縣的官員，或為入朝蕃將的后裔。這也是幽州地區民族遷徙與融合的縮影。比如，吐蕃人祿東贊曾擔任鬆贊干布時期的大相，其后裔論博言“咸通乙酉重五（865），聘東垣回，暍疾於路，迄秋分永逝於薊城……夫人，防御軍使檢校太府卿兼御史中丞中山劉騽長女，先於公歿十余年，墓於幽都之西三十裡新安原”。論博言於咸通六年（865）在薊城析津坊病逝，其妻劉氏先於丈夫去世，被葬於幽都縣的新安原，而其子最終將亡父亡母合葬。值得關注的是，論博言家族從曾祖父論弓仁（墓志中記為“布支”）開始歸唐，祖父論惟貞、叔祖父論惟明參與了唐德宗時期平定“涇原兵亂”的戰爭，均被封為“奉天定難功臣”。到論博言時，已在中原定居達四代之久，成為入朝蕃將，近百年的入華歷程使其家族高度漢化。論博言娶漢人之女、其子對父母行合葬之儀，他們的日常生活、喪葬習俗也已深受中原文化影響。
此外，幽州地區的墓志也有獨特之處，官員墓志是出土數量最多的一種類型。幽州的官員傾向於在幽州鎮的范圍內遷轉不休，卻極少與中央及其他藩鎮之間互動，形成了獨立的官員任免、遷轉體系。多方使用偽朝年號的墓志，反映出幽州地區民眾“動搖不定”或“隨遇而安”的心態，這與長久以來胡文化的影響不無關系。幽州與兩京之間的向心力逐步淡化，幽州內部的商業繁榮以及獨立的賦稅體系，使之奠定了唐末五代時期幽州最早脫離中央政權的經濟基礎。隋唐時期，幽州所牽涉的民族關系非常復雜，北部活躍著突厥、回紇（鶻），東北活躍著奚、契丹、靺鞨、室韋等民族。民族之間的戰爭與融合體現在數次遷徙中：貞觀四年（630），東突厥被唐軍打敗后，大量降眾被安置在幽州境內定居﹔隨之，粟末靺鞨也遷入燕州（今北京懷柔、順義）﹔新羅人遷入良鄉廣陽城，唐置歸義州統之。開元四年（716），契丹彈汗部遷入幽州東北，置歸順州（今北京順義）﹔開元二十年（732），奚人李詩、瑣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帳來降，被安置在良鄉縣。可以說，幽州南邊屬於“內輕外重”的中央王朝，北邊則承擔著御邊的任務，雖然在唐玄宗時期有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但割據的狀態很快得到了調整。如果我們將眼光拉長，可以看到幽州區位特殊性的源與流，其“源”可追溯到漢代以來的東北亞格局，其“流”也不止於五代時期的地方政權紛爭。北宋初年，地方治理中“文臣作知州、轉運使管理財政”的措施只是暫時畫上了割據的休止符。遼金與宋朝的戰爭、和議、朝貢、互市，無不反襯出幽州在歷史時空中的特殊性。
（作者：蔣愛花，系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身份、記憶、反事實書寫：隋唐時期幽州墓志研究”〔18FZS042〕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