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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論爭是明代文學史上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在詩學領域，論爭尤其激烈。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感慨道：“一部明代文學史殆全是文人分門立戶標榜攻擊的歷史。”陳衍《石遺室詩話》指出：“自來文人好標榜，詩人為多，明之詩人尤其多。以詩也者，易能難精，而門徑多歧，又不能別黑白而定一尊，於是不求其實，惟務其名，樹職志，立門戶，是丹非素、入主出奴矣。”這段話亦見於錢基博《明代文學》，字句略有出入，但大體意思相同。
所謂文人好“標榜”，主要指文人並稱。陳衍舉例如下：明太祖時，吳則有“北郭十子”，越則有“會稽二肅”，粵則有“南園五子”，閩則有“十子”﹔景帝時有“景泰十才子”﹔孝宗時有“前七子”，又有所謂“十才子”﹔世宗時有“嘉靖八才子”，有“后七子”“后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有“南園后五先生”﹔神宗時，有“嘉定四先生”，又有“公安派”“竟陵派”等。
嚴格說來，文人並稱現象，不能一概視為流派。如唐代“李、杜”並稱，但李白與杜甫詩風截然不同，顯然不能視為同一流派。風格是衡量文學流派的重要標准。文人並稱也罷，文學社團也罷，若沒有統一、鮮明的風格，流派就難成立。
陳衍所舉的明太祖時的幾個文學社團，能否算是流派，也許尚存異議。但若將它們視為地域詩學流派的代表，則是可以成立的。胡應麟《詩藪續編》雲：“國初吳詩派昉高季迪，越詩派昉劉伯溫，閩詩派昉林子羽，嶺南詩派昉於孫蕡仲衍，江右詩派昉於劉崧子高。”胡氏此說影響甚廣，后人對明初詩壇的梳理，大都沿襲此說，但其說也有可議之處。
首先，我們應認識到，此說包含著胡應麟本人的流派論爭策略，是其盟主意識的體現。胡氏將吳詩派排在首位，越詩派緊隨其后，固然是因為高啟、劉基的詩歌創作成就比較突出，但其中還有更深層次的用意。吳中詩學之盛，在明代首屈一指。王世貞早年背離吳中詩學傳統，追隨李攀龍，倡導復古。名成之后，王世貞與李攀龍漸起嫌隙，對吳中詩學則津津樂道。所以，胡氏推尊吳中詩學傳統，迎合了王世貞晚年的詩學主張，隱含有推尊王世貞之意。后來，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中痛詆胡應麟，但對其明初“詩分五派”之說卻並無異議，且對王世貞多所回護，也與錢謙益是吳人有關。胡應麟是越人，王世貞曾許胡應麟“狎主齊盟”，胡氏本人對此也極為自信。胡氏《詩藪》注重對越中詩學傳統的深入闡發，目的就是給自己的“詩壇盟主”身份背書。其實，若論對明詩之影響，閩派、嶺南詩派、江右詩派均不在越派之下，但在胡氏筆下，其余各派也隻能屈居越派之后了。
其次，明初“五派”能否涵蓋當時詩壇全貌，這也是一個有待辨析的問題。中國幅員廣闊，各地區呈現出不同的地域文化風格，在文學方面都有自己的“小傳統”。不但吳、越、閩、嶺南、江右等詩派有自己的風格，齊、魯、燕、趙、關、陝、川、滇等也各有詩學傳統和地域風格。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可能被后人忽略了，即：明初“五派”均為南方詩派。確實，明代前期，南北文化發展水平存在一定差異。南方詩學氛圍濃厚，而北方文風較為質朴。南方文化與主流詩學關系密切，北方文人則在科場、政壇和文壇上都受到一定壓制，但明初北方詩壇未必就是一片空白。至明代中期，前七子崛起，大力倡導以漢魏古詩和盛唐詩為典范的復古詩學，從地域文化的角度看，正是北方詩學對南方詩學的一次有力反撥。
地域詩學流派之間的競爭，貫串了整個明代詩史，但大多數時間內，都只是暗流涌動，並不怎麼引人注目。真正激烈的明代詩學論爭，要從前七子開始算起。《四庫全書總目》為李夢陽《空同集》所作提要，稱其為“風會轉變之由，與門戶紛競之始”。
前七子的核心人物大都是北方人，隻有徐禎卿一人來自吳中地區。徐禎卿力洗吳習，方得到李夢陽認可。前七子大力倡導復古運動，標舉漢魏古詩和盛唐詩，意在以時代風格取代地域風格，打破明前期詩壇固有的沉悶格局，將《詩經》和漢魏以降的北方詩學傳統重新發揚光大。
前七子的文學主張極為鮮明，后人簡單地將其概括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如果不深入考察前七子復古運動興起的復雜背景，僅就上述口號本身而言，無疑是偏激的，極易引起論爭。
事實也正是如此。與前七子同時或者稍后的不少詩人，已經意識到復古運動的偏激，紛紛標舉六朝體、初唐體、中唐體、晚唐體、宋詩風等，以糾“假盛唐”“瞎盛唐”之流弊。但盛唐畢竟處於中國詩史的頂峰，學習盛唐，有其不可動搖的合理性和煽動力。所以，嘉靖年間，詩壇又有后七子崛起，揚前七子之余波，其聲勢不亞於前七子。
與前七子相比，后七子的地域色彩不那麼鮮明。后七子以南人為主，隻有李攀龍、謝榛是北方人。王世貞考取進士后，沒有加入以吳中詩人為主的刑部“白雲樓社”，反而積極向李攀龍、謝榛、李先芳等山東人組成的詩社靠攏。不久之后，李先芳離京，謝榛也遭到擯斥，李攀龍出守順德，王世貞遂成為詩社的靈魂人物。后七子中，不少成員都是經王世貞介紹加入詩社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四十子”等名目，均由王世貞所定。從流派建設的角度看，王世貞的作用更勝於李攀龍。王世貞羽翼豐滿后，與李攀龍漸起爭名之意，兩人詩學思想之間的裂痕迅速擴大。王世貞后期有意無意地流露出抬高吳中詩學傳統之意，就是與李攀龍抗衡的一種手段。通過在北方詩學傳統與吳中詩學傳統之間游走，王世貞成功奠定了自己文壇盟主的地位。
明代的詩學論爭，在晚明時期達到高潮。明末文人范景文《葛震甫詩敘》雲：“余嘗笑文人多事，壇坫相高，其意莫不欲盡易昔人所為，獨雄千古。不知矯枉有過，指摘適滋。往者代生數人，相繼以起，其議如波。如吳下之正用修，近代之翻王李，后必非先，沿為故事。今則各在戶庭，同時並角，其議如訟。擬古造新，入途非一。尊吳右楚，我法堅持。彼此紛囂，莫辨誰是。”從前七子到公安派，明代詩學論爭大體以波浪式形態縱向演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晚明詩學論爭，則是各種詩學主張同時並存，莫衷一是。復古派、性靈派余波未息，各種地域詩學流派紛然雜興，不同文學思潮相互激蕩，共同成就了晚明詩學的大合唱。晚明與清初詩壇聯系緊密，不宜截然割斷。目前，學界對晚明詩學論爭的研究尚有待深入。
對明代詩學流派論爭，清人大都持批判態度，視其為標榜之習、門戶之見。清代郭起元《明詩派說》雲：“大率聲名盛而實學衰，標榜多而性靈少。詩道之降而日下也，非派別階之厲歟！”但若將流派論爭一概視為門戶之見、沽名釣譽，也不免失之片面、武斷。大凡一個文學流派的興盛，其理論必有可取之處，其倡導者也往往有鼓動人心、左右風氣的力量。后人在研究文學流派時，應時刻保持警惕，形成理論自覺，不要輕易地被研究對象所左右。
（作者：郭皓政，系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