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明清八股文批評體系

編者按

古典文學的研究，發展至今，已相當成熟，無論是專家之學，還是通人之學，都已取得顯著成就。但這並不是說，在理論工具的採用或研究領域的拓展方面，可以停止新的嘗試。學術的空間無限廣闊，研究的視野也同樣是無限廣闊的。基於這一信念，本期發表的三篇文章，或致力於研究領域的拓展，如王同舟《簡論明清八股文批評體系》、郭皓政《流派視角下的明代詩學論爭》，或致力於新的理論工具的採用，如陳慶《古代經濟與古代文學》。三位作者用力甚勤，所談的問題雖然不同，但都努力有所發明。期待學界同人予以關注、指教，以促進相關論述的完善和深入。（陳文新）

八股文是明清兩代科舉考試專用文體。當時的評論者無論持贊賞還是鄙薄的態度，他們都清楚，他們談論的是一種由教育制度和選拔制度派生出來的特殊文體。我們考察明清八股文批評時，同樣必須注意八股文與制度安排之間的聯系，才能夠把握它在表達形式、理論體系、整體特征等方面與一般文學批評的差別，對明清人的批評意見作出恰當的評判。

或許我們應當首先關心這個批評體系是怎樣運轉的。有的研究者喜歡在文學家、文學評論家的文集裡尋找新異可喜之論，這種做法可能干擾我們對八股文批評體系的整體認知。八股文批評體系最活躍、最有力的參與者是官方。官方的意見以詔令、政書、試錄、程文諸多形式公之於世，通過學官、考官的工作加以貫徹，這些或隱或顯的“批評”活動，主導著八股文批評的主要論題，影響甚至規范著批評界對各種論題的觀點。一般的或者說“民間”的批評界，固然離不開學者、作家，也不乏對官方意見的反駁，然而真正具有聲勢的，是八股文寫作的專門名家、選家和評點家，他們通常借助選本、評本以及經書“講義”“文法”指南等形式，對官方的主張進行闡釋、推衍，引導讀者進行創作。區別於一般文學批評的參與者、意見領袖，以及獨特的批評表達形式，這些是把握明清八股文批評體系時需要充分注意的問題。

我們談到八股文批評體系時，意味著更關注其內在的邏輯結構。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的研究已經產生了豐富的成果，例如王運熙、黃霖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黨聖元的《中國古代文論的范疇和體系》等，都提供了體系化把握古代文學批評的框架，實際上，我們也可以將明清八股文批評納入這些框架進行分析。但是，按照傳統說法，八股文屬於“功令文”，它產生於國家教育制度和選拔制度，其自身的內容與形式也受到制度的限制。文體自身的特征，造成了相關批評活動明顯不同於一般文學批評。為揭示八股文批評的獨特性，可將八股文批評理解為由功能論、評鑒論和創作論三個板塊構成的體系，三個板塊涵蓋了官方發出信號到作者響應信號過程中諸多理論和操作問題。

功能論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八股文能否作為選拔官員的標准，這是八股文批評中論爭最為激烈的領域。從文體淵源上講，八股文是解經文體，是注疏等解經形式文章化、規范化的結果。文章化的過程，一方面是增強經義闡發的連貫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是在考試競爭的壓力和中國重“文”傳統的引導下，引入文學技巧，強化審美要素。規范化是為了維護考試公平性而尋求一個操作性強的統一的基礎性評鑒標准，核心是要求行文遵循一定的程式，文中必須加入股對，有駢有散。規范化的實質是把文章化過程中出現的某些經驗提煉出來，作為統一規定，從而使八股文成為一種類似律詩的約定文體。以這種文體作為選拔標准，官方公開的解釋是：四書五經系培育人才的根本，八股文可闡發四書五經的精蘊，根據八股文可以衡定士人學問之深淺與人品之厚薄。這裡，論証的各個環節涉及文與道的關系、人品與文品的關系等文學批評問題，但又不限於文學批評的范圍，比如人才標准問題。同時，每一個環節都存在巨大的爭議空間，形成八股文批評中功能論展開的主軸。

由文道關系著眼，贊賞者從八股文性質上立論，聲稱八股文實現了文道合一﹔反對八股的人，站在“道”的立場上，指責文章化、程式化的八股文是以文害道，站在“文”的立場上，指責八股文同時破壞了古文與駢文的審美風格，不倫不類。由人品與文品的關系著眼，有人贊賞八股文可引導士人深研經典，以聖賢之言沃灌身心，有人說八股都是空言套話，僅是弋獲功名之具……值得注意的是，反對八股取士的聲音也來自官方內部。清人梁章鉅《制義叢話》卷一記載，康熙七年曾下詔，“八股文章實與政事無涉，自今以后，將浮飾八股文章永行停止”，但到次年又詔令仍用八股文章考試﹔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奏稱“今之時文，則徒空言而不適於用”，“實不足以得人”，但廢止八股的建議不被採納。梁章鉅總結說，“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這告訴我們，對八股文功能的否定，在八股文批評中並不鮮見﹔對一些批判八股文的觀點，也不必一概高估。比如顧炎武曾激烈抨擊八股文，說“八股之害等於焚書”（《日知錄》卷十六），但他慨嘆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儼然是希望將學校、科舉導向培養和選拔精通經史的學者，這就成了遠離正解的任性之見。

評鑒論的中心論題是確立評定八股文優劣的標准與方法。在八股取士制度持續存在的前提下，士人對八股文功能問題可以存而不論，但評鑒問題卻必須時刻銘記，對八股取士的反對之聲，也通常是由對評鑒標准、方法和結果的不滿引起的。《聊齋志異》並不在根子上反對八股取士，它一再控訴的是考官無眼，取士不公，反映著社會對“好的”評判標准和方法的強烈期待。乾隆元年，詔令方苞等編選《欽定四書文》，即意在解決這一問題：“時文之風尚屢變不一，苟非明示以准的，使海內學者於從違去取之介，曉然知所別擇而不惑於歧趨，則大比之期，主司何所操以為繩尺？士子何所守以為矩矱？”（卷首）但是，就提供明晰而統一的“繩尺”和“矩矱”的意圖看，效果並不理想，原因在於官方始終隻能給出一個粗略的評鑒框架。

評鑒論靠著對“文”的構成要素的分析，展開為不同層級的論題、不同觀點的論爭。在評鑒論中，“義法”“理法”“理法辭氣”這些核心概念代表著對“文”的要素的區分，區分出來的要素也成為衡定文章優劣的指標。由於學養氣質等方面的差異，不同的評鑒者優先重視的指標也有不同。例如明末豫章社的艾南英就更重“理”，認為幾社的陳子龍等人在辭藻設色上用功，墮入惡道。而在每一項指標之下，仍然存在彈性。比如“理真法老”，是普遍認同的衡文標准。但什麼是“理真”，則又有分歧。顯然離經叛道的言論應予摒除，但是作者可以“謹遵朱注”，也可以憑借“聖人之言意味無窮”的理由而別出新見，在立場相異的人看來，前者是貪腐嗜常，后者是穿鑿附會。“法”的方面同樣存在歧義。官方隻規定了八股文的基本程式，在符合基本程式的基礎上，有人講究“體方”，有人講究“機圓”，在他們的反對者眼中，前者可能變成了呆板，后者可能被視為有“凌駕之習”。在評鑒論中，批評者的觀點有時具有強烈的個性化色彩，但其意圖卻常常指向影響“選政”，即把帶有個人傾向的評鑒標准上升為官方標准，或者將官方標准按照個人傾向進行引申。

創作論的核心命題是怎樣寫好八股文。創作論以切實可行的方法指導士人寫作，可以說是八股文批評的真正重心，以致指導士子寫作八股文的書籍多如牛毛。因為有關的論述顯得瑣碎龐雜，理論成分不濃厚，一向很難進入古代文論研究者的視野。但是，八股文批評中的創作論不得不如此。晚清劉熙載撰著《藝概》，旨在高屋建瓴地論述諸種藝術，到了《經義概》，也仍要用大半的篇幅討論細瑣的寫作問題。細繹《經義概》，可以發現所論的其實是能夠推及其他文體創作的工夫。《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到一個魯翰林，聲稱：“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其實代表了明清不少人的看法。

明清八股文批評家論創作，總會例行性地談及讀書養氣的工夫，這些與一般文論相似。創作論中真正獨到的，是對八股文寫作過程中“辨題”“入格”“成篇”“成家”各個環節提出操作性極強的指導，創作論也在這些指導中得以展開。明清知名的八股文評論家，像王汝驤、管世銘、路德等人，他們之所以知名，關鍵在於他們的創作指導能夠收到實效﹔他們論述中體現的那種將寫作訓練與思維訓練結合起來，將不易捉摸的“風格”等問題納入字句層面來解決等原則，也蘊藏著值得挖掘的理論因素。

至此，我們可以對明清八股文批評的整體特征加以概括。不同於一般的文學批評，八股文批評中官方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借以維系八股取士制度，使得整個批評體系都具有強烈的政策導向性。受到政策導向性的影響，八股文批評所討論的命題相對集中，對命題的看法也難以呈現“百花齊放”的趨勢，具有理論的狹隘性。從邏輯和實踐上看，八股文批評的重心都在解決如何落實政策，為選拔提供行之有效的標准與方法，為士人提供可依循的寫作規范與訓練程式，因此，批評中的大量觀點，都具有強烈的操作性。與此同時，在這種講究可操作性的批評中，關於“文”的認識被大大深化了，這應當視為八股文批評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一項貢獻。

（作者：王同舟，系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