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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英國經歷了空前巨變。在19世紀末，英國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金融、商業和海軍強國，強勢的英鎊支撐起全球貿易體系，英帝國領土面積達到最大時曾佔據了地球四分之一的土地。盡管當時就有人關注過英帝國續存的問題，但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英國人依然願意相信，建立在“天命所歸”、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與自由主義憲政體制下的大英帝國能夠在20世紀續寫其偉大篇章。然而，100年后英帝國卻業已不存﹔皇家海軍僅相當於美國海軍一支分艦隊的規模﹔金本位制度造就的金融秩序早已一去不返，如今，人們對美元、歐元與人民幣的依賴程度遠高於英鎊。作為工業強國，英國在1890年被美國趕超，此后又先后被德國、日本和法國所超過，到20世紀末已經落到和意大利不相上下的水平。與此同時，英國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也不斷降低——在丘吉爾所鼓吹的外交“三環”中，英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影響力無一不在持續收縮，其外交的成效越來越多地取決於情勢、機會以及與其他伙伴的合作﹔英國甚至都難以成為全球化進程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最主要受益者。所有這一切無不凸顯出20世紀英國外交史的一個重要基調——衰落。
與其他新興強國相比較，英國在20世紀無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盡管如此，在評價這一進程之時仍不應失去分寸感與平衡感，其要旨在於，英國的衰落具有相對性、漸進性與溫和性，不能把關注重點僅放在英國經濟衰落上，並將其政治衰落擴展到太早的時期。
必須看到，盡管殖民地的獨立運動、經濟和技術的發展演變在1939年前便已經影響到英國，但當時英國領導人並未對此給予太多的關注，他們真正對此感到焦慮是在二戰以后。在20世紀前期，英國有著極強的維持現狀（和平）的願望，並願意為此做出妥協，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會對所有挑戰屈服﹔考慮到島國位置與進口的需要，英國對和平與對外貿易的依賴順理成章，但這並沒有阻礙它於1914年參戰。在1914年以前英國就失去了制造業優勢，但它在金融方面還居於領先地位，控制著世界上48%的航運業，並在這方面遠遠超過德國。盡管皇家海軍面對嚴峻挑戰，但它還是在海軍軍備競賽中擊敗了勁敵德國。英日同盟與協約國集團的建立雖使英國外交的選擇余地變小，但考慮到以往的情況——英國從來都不是全能的大國，而加入協約國和建造無畏艦都顯示出英國的適應能力和冒險准備。在1900—1905年期間，法俄引發的國際危機導致英國主要政策發生變化，在令人生畏的環境中，英德緊張關系不斷升級，英國看到有保護協約國的必要，在1912年開始對法國承擔海上義務。這些都被証明對英國在1914年宣戰意義重大。與此同時，英國成功避免承擔正式同盟義務，這使之在當時嚴峻的國際環境下仍享有相對其他歐洲列強更多的行動自由。因此，一戰前英國的政策調整絕不應被解釋成是受恐懼和薄弱意志驅動的結果。
此后，即使是一戰對英國而言也不全是一場災難，這期間英國擴建了一支人數規模龐大的陸軍﹔維護了國家團結﹔在檢驗了英帝國的動員能力的同時也提高了政府機器的工作效率。當然，英國也必須為此付出代價。相對20世紀英國最大的競爭對手美國而言，戰爭極大地削弱了英國的支付能力，打擊了它的金融地位。一戰激發的大眾對和平的強烈熱情，也迫使英國在未來不得不承擔更多的義務。
不少歷史學家認為英國的真正衰落始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但在20世紀30年代前期，英國仍是大國俱樂部的重要成員，並且在某些領域處於優勢地位。即使美國的經濟、軍事和技術使之建立了一支實力超越英國的海軍，它也並無意願與決心挑戰英國。這一點是必須被納入對當時大國力量均衡的討論中來的。在此后的幾年中，當英國不得不面對幾個前所未見、侵略成性的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國家時，日不落帝國的脆弱性便顯現了出來。二戰較之一戰被証明對英國的國家地位更具破壞性，它徹底暴露了英國的相對衰落這一事實。英國付出甚巨，但除了1940年在困境中獨自英勇抗德所帶來的聲望以及與美蘇一道共同為塑造戰后世界所作出的貢獻，它實際收獲不多。最終，美國收獲了絕大部分戰爭果實，其海上力量輕而易舉地超越了皇家海軍，美國還成功誘導英國領導人相信他們的角色是引導這個新興的盎格魯—撒克遜巨人沿著正確的路線前進，畢竟英國人被認為在處理世界事務上有著更為豐富的經驗，而英語國家民族在推動所謂自由民主擴展，“抵御共產主義”和鼓吹自由貿易方面有著共同利益。事實上，美國人處理兩國關系的態度極具現實主義色彩，他們完全清楚自己在殖民主義、貿易特惠制和歐洲一體化問題上與英國的巨大分歧，尤其是關於最后一點，英國人在很長時間裡一直擔心加入歐洲一體化會損害他們在華盛頓眼中的價值，因此置身其外便成了理所當然的選擇。
在二戰后的幾十年中，英國的兩黨領導人一直堅持維護英國世界大國地位的必要性，因此在失去印度后也長期不願意放棄帝國思想。他們長期依賴過去積累下來的威望抵消顯而易見且日益嚴重的物質能力不足所帶來的缺陷。即使到了那時，將英國與歐洲的未來聯系起來也仍在朝野上下引發巨大的爭議。實事求是地說，英國較之歐洲大陸上的其他國家有著不小的差異：它的島國地理位置、它對世界商業和自由貿易的高度依賴（與法國、意大利的保護主義大相徑庭），它基於不成文憲法的憲政體系和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以及作為兩次大戰勝利者的豪情與驕傲。所有這一切都讓它在二戰后難以接受不能按照自身的願景塑造歐洲的現實。其結果是引發了朝野上下廣泛的不滿情緒，政府決策者不得不在夸大英國仍擁有的權勢與高估它的衰落間搖擺，追求所謂“超出國家實力的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關於過去的神話在英國政治生活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粉碎路易十四稱霸夢想的中流砥柱，打垮拿破侖帝國的金融和經濟巨人，摧毀威廉德國與希特勒第三帝國的自由捍衛者。但不客氣地說，英國是憑借盟友才擊敗這些對手的，且其中一些盟國如俄國、美國所發揮的作用較之英國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歷史表明，人類常常不能正確地吸取以往的經驗教訓，其歷史軌跡便難免以今是昨非、循環往復的方式呈現於前。今天在民粹主義支配下正在忙於脫歐的英國亦如是。從20世紀初的“維持（大國地位）現狀”到二戰后的尋求“發揮超出國力的影響”，再到眼下的“沒有理想與抱負”，英國似乎正走向其近代以來前所未見的另一個極端，面臨著自我邊緣化、本地化與進一步衰落的巨大風險。但從歷史上看，英國的未來無法也不能忽視歐洲，它的安全有賴於歐洲的均勢和自身積極的對歐政策。因此更具現實主義和更為平衡的做法是：要承認國家偉大的過去及其局限性，要充分意識到超越歐洲的情況下發揮大國作用之不可行，以及英國引以為傲的政治架構和外交技藝已日益平庸的現實。作為一個相對富足、安全和穩定的中等強國，英國必須接受維多利亞時代的偉大早已一去不返的現實，並通過在諸如歐盟、聯合國等多邊制度框架中的互動，設法與其他大國保持不同程度、微妙平衡的合作關系以實現自己的目標：建立某種有序和開放的世界以維護英國的政治與經濟利益。20世紀留給英國外交的啟示也許正如一位著名英國外交政策學者所評論的那樣：“不列顛應該向前看而非回頭看……應將其對國家生活華而不實的表述和期許調整到與其有限的國家能力和所受到的國際環境的巨大制約相一致的基礎上。”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