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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機制在人民幣匯率形成中起決定性作用

董小君 石濤2019年08月09日08:13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市場機制在人民幣匯率形成中起決定性作用

  一直以來,中國實施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市場供求在匯率形成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根本不存在“匯率操縱”的問題。然而北京時間8月6日,美國財政部卻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這一做法罔顧人民幣匯率市場化調節的客觀規律與基本事實,嚴重破壞國際規則,對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運行產生了負面影響。

  給中國貼“匯率操縱國”標簽是美國無視市場化規則的主觀認定

  匯率操縱國,是指一個國家人為地操控匯率,使本國貨幣的幣值相對下降。幣值下降會使匯率操縱國出口產品的價格更為便宜,其他國家的消費者會因此更多進口該國產品並減少購買本土產品,最終導致進口國的就業流失,匯率操縱國獲得更多就業機會進而產生更多的國內生產總值。

  匯率調整屬一國主權范疇,但操縱匯率卻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貿易組織(WTO)明確禁止。近日,美國財政部以中國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匯率雙“破7”作為事實依據,認定中國是“匯率操縱國”,這一做法即使以美國自己的匯率管制法律規定來看,也是嚴重違背其認定標准的。美國財政部今年5月份明確規定,“匯率操縱國”的認定標准有3條,隻有同時滿足以下3條標准才可以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經常項目盈余佔GDP的2%、通過匯率干預買入的外匯超過GDP的2%、對美貿易順差達到美國GDP的0.1%。很明顯的事實是,中國根本不符合同時滿足3項的認定標准:第一,中國經常項目順差佔GDP的比重不達標。2018年,中國經常項目貿易順差佔GDP比重為0.4%,低於美國財政部最新標准1.6個百分點,低於國際標准2.6個百分點。第二,中國最近6個月購匯規模佔GDP的比重不達標。2019年1—6月,中國持續購匯規模佔GDP比重低於1%。第三,對美貿易順差超過美國GDP的0.1%。近年來,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連續超過美國GDP比重0.1%的標准。但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是不均衡的,附加值低的商品貿易是順差,而服務貿易仍為逆差,這一不均衡的貿易順差結構,是中國長期大規模出口低附加值產品、美國長期禁止對中國出口高科技產品所導致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德國以及韓國等同樣為對美貿易順差的國家,均沒有被列入“匯率操縱國”。可見,中國被列入“匯率操縱國”,是美國一些人忽略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事實,實施有偏差的雙重標准進行主觀認定的結果。

  人民幣匯率浮動是匯率市場化機制作用的客觀結果

  一國貨幣本身具有或實際代表的價值量形成了貨幣的真實匯率水平。外匯供求關系、國際匯率變動以及國際經濟預期等多種因素的相互影響、相互關聯、相互作用,會導致實際匯率偏離真實匯率水平,但仍舊圍繞真實匯率上下浮動,這是市場機制作用下匯率變動的基本規律。以這一基本規律來觀察人民幣匯率的波動,不難發現,人民幣匯率的浮動絕非人為操縱,而是匯率市場化機制作用的客觀結果。

  首先,人民幣匯率的波動並未偏離其真實匯率水平。來自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數據表明,2005年1月—2019年6月,人民幣有效匯率升值38%,實際有效匯率升值47%,是二十國集團經濟體中最為強勢的貨幣,也是全球升值幅度最高的貨幣之一,人民幣近日的適度貶值並未偏離其真實匯率水平。

  其次,人民幣匯率的短期波動是適應國際匯率市場波動的客觀結果。近期,美聯儲降息和美國擬對30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加征10%的關稅,引發全球經濟不景氣預期和全球央行降息潮,美國市場的負面情緒傳染至香港匯率市場,香港市場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大幅貶值,上海匯率市場與之共振,產生聯動效應,導致上海在岸人民幣匯率貶值。因此,此次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是典型的匯率市場化的結果。

  中美兩國領導人大阪會晤時,美國曾承諾不再對中國產品加征新的關稅,但時隔不久即宣布從9月1日起對3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10%的關稅,如此出爾反爾令人大跌眼鏡。現在美國財政部將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強行為其對中國加征懲罰性關稅提供了依據。這樣不講事實、不講道理、亂貼標簽,完全是霸凌主義的行為。

  堅持匯率市場化原則,保持經濟發展的定力

  美國的經濟霸凌行徑,加大了全球經濟金融發展的不確定性,會讓國際金融市場承壓,並導致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增大。面對美國的挑舋,中國必須保持戰略定力,繼續堅持匯率市場化原則,保持經濟發展的定力。

  一是保持穩步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定力。保持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緩解、化解中美經貿摩擦的首要之舉。一方面,持續加大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力度、廣度和深度,突出對創新發展、綠色發展等領域的支持,使得實體經濟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蓄水池,成為經貿摩擦的化解池。另一方面,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激發市場創新創業活力,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更高效、更便利的市場環境。

  二是繼續保持人民幣匯率市場化調節定力。持續優化人民幣市場化調節及管理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人民幣匯率定價上的決定性作用,避免外部因素對人民幣匯率自我調節的干預,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國際化。

  三是強化國家金融安全保護力度。推動建立健全國家金融安全審查監察制度,強化國家對重大金融安全領域的審查,多方面保護國家金融安全。

  四是加大對輸入性金融風險的防范力度。強化對匯率、期貨、股票、熱錢以及通貨膨脹等常規輸入性金融風險的防范力度,加強對金融摩擦可能引發的輸入性金融風險的研判,及時做好風險應急預案,維護國家金融安全。

  (作者:董小君、石濤,分別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教授、副主任,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責編:孫爽、艾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