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搜索
站內搜索
今年恰逢美國作家塞林格（1919—2010）誕辰百年，世界各地讀者紛紛舉辦各式紀念活動。早在3月，塞林格之子馬特·塞林格就曾親臨上海、南京等國內城市與廣大讀者分享他眼中的父親及其筆下的人物。塞林格與中國有著不解之緣，他雖一生都沒有到訪過中國，但卻可以在創作中嫻熟、恰當地引用中國道家故事及禪宗公案。不僅如此，他隱遁山林、不聞塵世、冥想打坐、修養心性的存世之道更是應和了中國道家、佛家的“天人合一”“自覺、自度、自悟”之精髓。可見，飽受身份認同之苦並在二戰中遭受嚴重心理創傷的塞林格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到了頓悟的靈光，進而也獲得了開示的愉悅與內心的安寧。
與中國傳統文化邂逅
1919年1月1日，塞林格出生在美國紐約一個富裕的猶太家庭，但准確地說，塞林格是一個半猶太人（父親是猶太人，母親在婚前信奉天主教，婚后皈依猶太教）。此外，在塞林格的成長過程中，父母不僅沒有以猶太教的信條去教化、規范他，反而有意地營造一個“去猶太化”的宗教和生活環境，間接地促成了塞林格的思想的自由，為日后塞林格接受包括中國傳統文化在內的東方文化掃清了障礙。
中國禪宗自19世紀末傳入美國，並於20世紀50年代最為盛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二戰后美國出現了“垮掉的一代”，這些長滿“反叛”細胞的青年人不滿於西方傳統的價值觀。而塞林格與禪宗的接觸和“垮掉的一代”有很大的不同，作為一名二戰的親歷者，戰爭的無情與慘烈讓塞林格不僅質疑了自己的參軍選擇，更讓他看清了戰爭的本質，這無疑加速了塞林格在思想和創作上的成熟。於是，“生與死”“存在的意義與價值”等開始成為他探究的問題，而這些生命難題的正解要靠修習禪宗方能有所參悟。可見，塞林格與禪宗的結識是必然的，這既有助於他重建戰后的心理和探究存在的意義，又深深地影響了其日后的生活與創作：一方面，他棄絕塵世，隱居山林，不遺余力地踐行禪宗的教旨﹔另一方面，他通過作品將修行的成果適時地予以記錄和傳遞。此外，來自中國的道家文化、古代詩詞歌賦等也成為塞林格思想頓悟的催化劑，其作品中出現的大量中國文化元素就是最好的例証：在中篇小說《抬高房梁，木匠們》的開篇，作者就引用了《淮南子》卷十二《道應訓》中“伯樂相馬”的道家典故來闡明事物的內在本質與外部表象之間的關系﹔在《西摩：小傳》中，主人公西摩從小便受到中國詩歌的影響，並因其神奇玄妙而不勝欣喜。可見，中國傳統文化憑借其思想的博大精深和理念的感性直觀為塞林格的創作、參透人生指明了方向。
塞林格雖然是一位美國人，但是在修習禪宗方面不僅沒有受到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影響，反而更准確地指出西方人對禪宗的理解過於膚淺，甚至斥責“垮掉的一代”是禪宗的“殺手”。的確，美國青年對禪宗的接受往往隻流於形式，甚少關注其本質與核心，禪宗在他們那裡更像是一種新奇的叛逆手段，並不是一種休養生息、參透世間真理的宗教學說。塞林格清楚地看到在很多人那裡，禪已經變了味，成為了“蹩禪”，但他堅信“純正的禪仍然會常駐人間”。因此，塞林格筆下的人物較為貼近生活，在《弗蘭妮》和《祖伊》這兩部作品中，塞林格將受到“神啟”而行為反常的女大學生弗蘭妮描寫得入木三分，面對男友賴恩的不理解，弗蘭妮既自責又選擇忠於內心，最終在哥哥祖伊的勸慰下，弗蘭妮明白了“人人皆有佛性”的禪宗要旨，順利實現了與世界的和解。顯然，塞林格對禪宗思想的把握更為透徹與巧妙，他立足於現實生活，將一位與禪宗結識的青年人的心境變化真實地反映出來，其中雖有折磨與痛苦，但“這種內心混亂正是靈性即將覺悟的跡象”。可見，塞林格那細膩的筆觸、生動的描寫和如實的刻畫不僅反映出他對禪宗的透徹理解，更捍衛了“純正的禪”的意義與價值。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推崇與思考
中國傳統文化對世界的影響並不比“西學東漸”小，甚至在某一時期、在某種程度上對西方思想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如在面對二戰后的精神困惑與創傷時，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陷入了深深的混沌之中，他們的西式理念無法為困頓的精神鬆綁，遂將希望寄托在了古老而神秘的東方文明，特別是中國的哲學（老庄與禪宗）與文學（寒山及王維的詩歌）。塞林格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直接受益者，他不僅飽讀禪宗及詩詞書卷來寧心靜氣、力戒浮躁，還隱居山林、潛心打坐以圖修身養性、有所精進。不僅如此，他對寫作的態度也隨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以營利為目的而為《克利爾》《星期六晚郵報》等“光面雜志”寫文章，到想在《紐約客》上發表作品來証明自己的文學地位，再到全然不顧名利，一心想將內心的直觀感受變成文字並凝結為《弗蘭妮》《祖伊》《九故事》等作品，這不僅折射出塞林格文學心智的日趨成熟，更見証了中國傳統文化對其產生的深刻影響。的確，塞林格后期作品的最大變化就是其中充滿著濃厚的禪宗氣息和道家色彩，而正是這種變化將塞林格的文學成就推上了頂峰。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美國其他作家只是將禪宗作為一種創作源泉，塞林格則對其進行了充分的理解和深入的思考，並通過創造“西摩”和“泰迪”兩大富有爭議的人物來探究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人心靈碰撞之效果。西摩是塞林格筆下“格拉斯家族”的大哥，他不僅自己捻熟禪宗、道家學說和中國詩歌，還充當弟弟和妹妹的精神導師，身體力行地影響、啟迪他們的心靈，但就是這樣一個看清塵世、心懷若谷的智者卻面對著熟睡的新婚妻子開槍自殺。無獨有偶，短篇小說《泰迪》（收錄於短篇集《九故事》）的主人公只是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但他對東方文化的熟識與領會並不在西摩之下，並篤定地認為隻有通過禪這種直觀的、非理性的方式才能參透事物的本質，而非西方傳統的那種分析的、理智的方法。但《泰迪》也有個令人不解的結尾：一聲尖叫劃破了游泳池的寧靜。雖然作品並沒有明確指出它出自誰之口，但文中較多的線索都指向泰迪那傲慢自大的妹妹，而把她推入干涸游泳池的人正是泰迪。顯然，塞林格希望借這兩個人物的不幸來提醒和指導修習禪宗的西方人：東方文明對西方世界的拯救是毋庸置疑的，但如何在思想境界的提升與原初環境的凝滯之間找到平衡才是塞林格最為關注的。而這種思考恰恰說明了塞林格對東西方文化的融合與碰撞進行了深度的分析，而這是“垮掉的一代”作家始終未企及的高度，這也正是塞林格怒斥他們“玷污了禪宗”的主要原因。
無論是在成名作《麥田裡的守望者》中借霍爾頓之口來表達“東方哲學更有道理”，還是在《西摩：小傳》中通過西摩來抒發對道家文化及中國詩詞的熱愛，或是在《泰迪》中所傳達的禪宗教育觀，塞林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欣賞與崇拜是無須爭辯的，中國的思想不僅修復了塞林格的戰后創傷，助其找到了內心的安寧，更重建了他的精神世界，為其寫作和人生指明了新的方向。更為難得的是，他並沒有將內心的變化與感悟封存起來，而是升華為醍醐之作以饗讀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塞林格不只是位作家，更是位思想家。
（本文系黑龍江省省屬高等學校基本科研業務費科研項目“猶太作家塞林格與卡夫卡的精神危機研究”（1353MSYYB05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