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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繼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要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絕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既不能片面地講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講厚今薄古，而是要本著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科學態度，牢記歷史經驗、牢記歷史教訓、牢記歷史警示。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古與今是一對重要概念，對古今概念的認知、對古今關系的解決方式、對古今的價值評判和態度，構成古今觀極其豐富的思想內涵。古今問題也是自古至今始終在被關注、思考和解決的重要問題。新時代所面臨的諸多現實問題都需要建立在總結歷史的基礎上，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
傳統古今觀的思想內涵
對古、今概念的認知。中國古代哲學家對“古”與“今”進行思考時，首先是將二者作為具有相對性的時間概念。比如北宋邵雍提出：“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后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皇極經世·觀物內篇》），他認識到古與今是不斷演進的過程，且具有相對性，因此包含著合理的思想因素。
實際上，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古今概念更多地被賦予了社會歷史文化內涵，古與今各自代表特定的時代和歷史條件下的社會環境，特別是歷史沉澱下來的思想文化及價值觀。“古”的時間概念背后，承載的是一種文化資源和文化價值，以及與“今”的關系。以今觀古，以古鑒今，相互參照，互為發明。
對古今關系的認識。每個時代的人對所處時代與之前的各個時代之間關系的認識，特別是對古代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關系的認識和思考，形成了對古今關系的認識，涉及不同時代的人對之前時代歷史文化的認識和評價。孔子在社會大變革中提出“損益”概念，“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后代對前代的典章制度、禮儀規范等既有繼承、沿襲，也有改革、變通。總的來講，傳統文化中是將古與今視為連續發展的、因果聯系的整體，古今之間有損有益，因時而變，但變中又有不變的“道”，探尋的是歷史的發展規律。司馬遷講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通古今之變”即是要找出古今之間歷史變革的規律。
對古今的態度。“厚古薄今”還是“厚今薄古”，抑或“古今一體”，充分反映出人們對古和今關系的價值判斷。西方歷史上也曾出現懷古派與崇今派之爭。前者認為人類歷史有黃金時代，由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至黑鐵時代，世道人心，江河日下﹔后者則信奉進化史觀，相信歷史是由低向高發展進步的。中國歷史上的古今之爭比之西方愈益持久。百家爭鳴時期的老子面對“大道廢”，希望回到小國寡民的朴真狀態，奠定了道家回歸自然的價值取向。孔子面對“天下無道”的亂世，感嘆世道日衰、人心不古，表現出厚古薄今、崇古抑今的儒家價值取向。“回向三代”一直是儒家對大道流行的理想社會的精神寄托。而主張變革的法家以及歷史上肯定法家思想的革新者（如柳宗元、王安石等）的價值取向是厚今薄古。對古今的態度體現出對社會發展歷史的觀點，歷史是進步的還是退步的？崇古或崇今的價值觀反映出相應的歷史觀。同時，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是立足於他所處的時代訴求，來解決古今關系，這裡貫穿著人們的文化取向和價值取向，古今觀也反映出特定時代的價值觀。
傳統古今觀的思想精華與糟粕
重視對古代典籍的整理，重視對歷史文化遺產的傳承，重視后世為前朝修史，重視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借鑒，這是中國幾千年綿延不絕的優良傳統，也是中華文明幾千年能傳承至今的主要原因。
傳統古今觀不僅與文化傳承緊密聯系在一起，更與治國安邦緊密聯系在一起。探尋“治世”與“亂世”之變動根源，“鑒前世之興衰， 考當今之得失”，是“以古為鏡”的經世功能，也是史學長盛不衰的價值所在。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提出，歷朝歷代的興衰治亂都是有規律的，他清楚地揭示出以民為本的思想，希望宋朝統治者吸取經驗教訓，以史為鑒，以得民心為要，從中鑒戒得失。雖然在封建皇權社會，得民心只是手段，維護統治才是目的，但是剝離了封建的外衣，我們看到每一朝每一代都不能完全不顧民心向背，這也讓唐太宗說出那句膾炙人口的話：民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
傳統古今觀貫穿著儒家“明道”的價值觀。“明道”即明“治天下之道”，以史為鑒戒，從屬於倡明“天道”和“人道”。《左傳》明確指岀孔子著《春秋》是為了“懲惡而勸善”，體現出是非褒貶的價值觀。這種“春秋筆法”被后世的史書一以貫之地承襲下來，懲惡勸善的宗旨成為治史者不可置疑的原則。“明天道， 正人倫，助治亂”，是以古為鏡、以史為鑒的核心，鑒戒、懲勸的資治功能延伸到了以史教化的社會功能，正如顧炎武所說：“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可以看出，儒家德本位思想在歷史觀領域起主導作用，使封建統治者均希望“流芳百世”而不是“遺臭萬年”，均懼怕“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因此，對皇權體系起到一定的監督和約束的積極作用。但是，隨著儒學綱常倫理的天理化和絕對化，桎梏了人們對古今問題思考的更廣闊的視野。明末思想家李贄已經開始了批判，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抨擊復古之主張，主張“與世推移”的歷史發展觀，認為春秋替三代，戰國代春秋都是一種正常的歷史發展現象。
近現代以來對傳統古今觀的揚棄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近現代以來，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接受了進化論的歷史觀，強調歷史是不斷進步的。五四運動后，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運用唯物史觀的方法，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原理，分析和解釋古今變動之原因，論証社會變革的合理性，著《今與古》一文，提出了“今”的歷史觀，“過去匯集於今，今創造未來。今是連接過去與未來的中樞”。他自稱是“崇今論者”，批判了食古不化、以古為准的思維方式，指出在中國的思想界，退落的或循環的歷史觀根深蒂固。
毛澤東高度重視歷史具有的啟示意義和鑒戒意義，深刻把握歷史、現實、未來的內在聯系，一再強調“不能割斷歷史”，要求“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提出以“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原則處理古今關系，要求“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地位”，不僅要通過古為今用發揮史學的社會價值，也要重視它的科學價值，使它具有真實性、全面性和科學性。
在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繼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要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絕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既不能片面地講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講厚今薄古，而是要本著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科學態度，牢記歷史警示。在中國的古代典籍中，蘊含著十分豐富的治國理政的歷史經驗，其中包含著許多涉及對國家、社會、民族及個人的成與敗、興與衰、安與危、正與邪、榮與辱、義與利、廉與貪等方面的經驗與教訓。按照新時代的特點和要求，對那些至今仍有借鑒價值的內涵和陳舊的表現形式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達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按照時代的新進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這個時代賦予我們的神聖使命。
以古為鏡，鑒古知今﹔會通古今，知古知今。古和今賦予了更豐富的時代內涵和更廣闊的時代背景。東漢思想家王充有句名言：“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陸沉的意思是泥古而不與時俱進。今天的“以史為鑒”應該站在世界史的宏闊視野之上，對世界各國的興衰歷史進行借鑒，不僅要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還要睜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歷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從中獲得啟發，為我所用。正如有學者雲：“知中而不知外，謂之鹿砦，知外而不知中，謂之轉蓬”，意為古今中外都需要了解，否則就會或陳腐愚昧、思想禁錮，或失去根基、隨風飄轉。
堅持唯物史觀為主導，不僅要堅持生產力標准，也要從人類文明發展的多個角度看古今歷史，參照不同的歷史觀，突破儒家道德的單一標准和價值觀。
中華民族是具有非凡創造力的民族，中華文明是具有包容性和內在生命力的文明，古往今來不斷地延續著生機與活力。在幾千年的傳承歷史中，歷經坎坷曲折，遭遇多次嚴峻挑戰，都能鳳凰涅槃，民族更加凝聚，文明得以創新發展。新時代中國人民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不斷改革，銳意進取，必將迎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輝煌的明天！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