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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園林別業不同於正宅，它是一種棲居空間，極具文化和審美意義。初唐詩人宋之問一生營建過多處園林別業，其中在洛陽一帶所知者即有三處，通過他在其中的生活，頗能幫助我們認識園林別業的文化意義，亦可窺得唐代都市文人生活的一大變革。
一、嵩山別業與宋之問的隱居學道生活。宋之問的第一處別業在洛陽附近的嵩山。他的《嵩南九裡舊鵲村作》詩雲：“弊廬接箕颍，北望嵩山隅。”《嵩山夜還》詩雲：“家住嵩山下，好採舊山薇。”嵩山別業當是其父宋令文所建，如宋之問《憶嵩山陸渾舊宅》雲：“世德辭貴仕，天爵光道門。好仙宅二室，愛藥居陸渾。”宋之問約從高宗調露二年（680）前后起也居住於此，師事道士潘師正學道，並與道士司馬承禎、隱士盧藏用、文士杜審言、陳子昂等結為“方外十友”。《使至嵩山尋杜四不遇慨然復傷田洗馬韓觀主因以題壁贈杜侯》詩中曾描述過他在嵩山的生活情形：“憶昔同攜手，山棲接二賢。笙歌入玄地，詩酒坐寥天。”這可以說是一種較為純粹的山林隱居生活。
宋之問上元二年（675）進士及第，大約次年或稍后便入仕任縣尉一類的官職。調露二年（680）前后他可能處於任期已滿，尚未授予新職的守選狀態。這期間他有較長的閑暇時間，所以便首選到距洛城較遠但道教、佛教文化氛圍最為濃厚的嵩山去隱居學道。這是當時不少文人都有的一種選擇，如杜審言，比宋之問及第更早，當時能到嵩山隱居，當也是處於守選狀態。可見，宋之問等洛陽文人在守選等較長的人生閑暇時段，可以到嵩山這樣的道教、佛教淵藪之地去實現較為純粹的山林隱居生活。
二、陸渾庄與宋之問的日常山林棲居生活。宋之問熱衷隱居，但嵩山畢竟距洛城較遠，所以嵩山別業中的隱居生活並非宋之問可以經常踐行之事。《憶嵩山陸渾舊宅》詩即雲：“一身事扃闥，十載隔涼暄。”那麼，他在較為零散的閑暇時間中如何實現隱居生活呢？這則由距離洛陽更近的陸渾山庄來承擔。
陸渾庄位於洛城之南的陸渾山，這個山庄也是其父宋令文所建，此據前引《憶嵩山陸渾舊宅》所雲“世德辭貴仕，天爵光道門。好仙宅二室，愛藥居陸渾”可知。陸渾山的佛道文化氛圍雖不甚濃厚，但距洛城較近，往來比較方便，在此營建別業可以同時兼顧城內和山庄生活。如《寒食陸渾別業》詩雲：“洛陽城裡花如雪，陸渾山中今始發。旦別河橋楊柳風，夕臥伊川桃李月。”他從洛城內到陸渾庄可朝發夕至，所以寒食這類節假期間就可隨時到山庄中小住。《初到陸渾山庄》詩也雲：“授衣感窮節，策馬凌伊關。歸齊逸人趣，日覺秋琴閑。”這是九十月間天氣轉冷授衣的一個節日，他便趁機“策馬凌伊關”，到山庄“歸齊逸人趣”。《陸渾南桃花湯》詩雲：“長妹梵筵眾，拙妻道門子。提攜游二山，歲暮此已矣。”他還可以和家人一道在此居住游覽。
總之，宋之問通過陸渾庄構筑了第二道通往山林生活的孔道，此途較嵩山別業更為便利易行，身在仕途也能時常到山中居住。
三、首陽山別業與宋之問的仕余雅集追興生活。杜甫《過宋員外之問舊庄》曾提及宋之問在洛陽城東首陽山的一處別業：“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這處別業距洛城更近，當是宋之問為滿足更為短暫時間內的閑逸生活而建。我們可從他寫其他園林別業生活的詩中窺其一斑。
《宴鄭協律山亭》詩雲：“朝英退食回，追興洛城隈。山瞻二室近，水自陸渾來。”《春日鄭協律山亭陪宴餞鄭卿》亦雲：“潘園枕郊郭，愛客坐相求。尊酒東城外，驂南陌頭。池平分洛水，林缺見嵩丘。”鄭協律山亭在洛陽東城近郭，屬城內或城郊園林，所以宋之問和同僚好友們可以在朝罷退食等時相聚於此，游賞追興，雅集餞送。《春日宴宋主簿山亭得寒字》詩雲：“公子正邀歡，林亭春未闌……帝城歸路直，留興接鹓鸞。”又可見，他們不必在這類園林中留宿，興盡即可各自歸家。這是更為日常便捷的一種閑雅生活。
四、園林別業與唐代文人吏隱生活的盛行。宋之問在三處園林別業中的生活情形不盡相同，但它們可以用他《藍田山庄》詩“宦游非吏隱”中“吏隱”一詞來概括。這是唐代文人使用頻率甚高的一個流行詞語，如李嶠雲：“若人兼吏隱，率性夷榮辱。”杜甫雲：“浣花溪裡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當時甚至還有以“吏隱”命名園亭者，如劉禹錫《吏隱亭》、李郢《酬劉谷立春日吏隱亭見寄》詩所載。吏隱即亦宦亦隱，是指身在仕途而兼顧高蹈棲隱生活的一種人生形態，顯然它是相對於傳統意義上那種遺棄仕途、遠離都市、走進山林田園而實現的隱逸生活而言。后來白居易又在《中隱》詩中提出“中隱”說：“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中隱”的內涵和“吏隱”基本相當，隻不過“吏隱”側重指仕與隱兩者的兼顧，“中隱”側重指市朝與山林的兼顧而已。可見，“吏隱”或“中隱”實乃唐代文人，特別是長安、洛陽兩京文人頗為獨特、又極為盛行的一種生活風尚。
那麼，唐人何以能把仕途都市和山林田園這對壁壘森然、互不相容的矛盾體整合起來，化為統一體？我們從宋之問身上不難看出，其關鍵乃在園林別業。祖詠《清明宴司勛劉郎中別業》詩雲：“田家復近臣，行樂不違親。霽日園林好，清明煙火新。以文長會友，唯德自成鄰……何必桃源裡，深居作隱淪。”白居易《奉和李大夫題新詩二首各六韻·因嚴亭》詩也雲：“箕颍人窮獨，蓬壺路阻難。何如兼吏隱，復得事躋攀？”他們更為明白地道出了其中的奧妙。正是通過園林別業，唐代都市文人們或模仿自然，移山水入都市，在都市中創造出一個個微型的自然世界﹔或直接把別業建在山林田園之地，依憑雙家或多家的居住形態搭建起都市與山林互通的橋梁。顯然，園林別業是文人們彌合都市與山林、仕途與棲隱之間鴻溝的橋梁，是其吏隱生活的載體。
文人園林別業早在唐前即已產生，但它為文人所普遍擁有則是在唐代。李浩師《唐代園林別業考錄》中所考得的唐人私家園林別業達700多處，其中長安所在的京兆府201處，洛陽所在的河南府114處。兩京之地幾乎所有文人都有自己的園林別業，於此不難看出唐人吏隱生活盛行與文人園林別業普遍化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
可以說，宋之問在洛陽一帶的三處別業其實代表了唐代兩京文人園林別業的三種類型。它們因距離都市或山林地區的遠近不同而形成了三個層次，可以分別承載長期山林隱居、短暫山林棲居、日常游賞雅集等不同層面的仕外生活。三者互為補充，使都市文人的吏隱生活達到了多樣性、最大化的境地。也可以說，這是都市文人們為滿足其吏隱生活而精心營構的一個多層次空間系統。
（作者：胡永杰，河南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