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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國家統計局發布2019年上半年主要宏觀經濟數據。數據顯示，前兩個季度GDP增長率分別為6.4%和6.2%，上半年GDP增長率為6.3%。數據發布后，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並形成了不同的解讀和判斷。
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中國的經濟表現具有復雜性和多面性。同時，不同研究者在信息獲取、理論基礎和研究目標等方面存在差別，因此對中國經濟存在不同解讀是可以理解的。問題的關鍵在於，究竟什麼是解析中國宏觀經濟數據、研判中國經濟發展態勢的恰當基准？
現階段經濟發展是此前發展進程的“延續”與“超越”
解讀中國經濟格局先要厘清“時空”背景，即明晰中國經濟發展所處的歷史階段和空間格局。
從時序角度來看，中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不是割裂歷史演變、“從天而降”的，而是此前發展進程的“延續”與“超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速實現了數十年接近兩位數的超高速增長。這使得生產力水平總體落后的局面得到顯著改變，也使得中國經濟在經歷高增長后有條件轉向高質量發展。
從空間角度來看，中國在地區、城鄉之間存在發展水平和階段的顯著差異，解決內部結構問題是一個重要命題。
從全球空間來看，中國既是全球化進程的“參與者”與“受益者”，又是全球化進程的“推動者”與“塑造者”。概括地說，中國短期的經濟績效不是孤立事件，而是發生在特定歷史階段和空間格局的客觀產物。
立足於這一時空背景，我們可以較為准確地刻畫中國經濟的真實圖景。
首先，在經濟總量持續高速增長的情形下，基數擴大往往會導致經濟增速逐漸“下台階”。2018年、2010年和2000年，中國GDP分別約為90.03萬億元、41.21萬億元和10.02萬億元。在此基礎上，2018年中國GDP增長6%的增量，相當於2010年GDP增長13%的增量或者2000年GDP增長54%的增量。
其次，在從高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背景下，中國主動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實現高質量發展。某種程度上，增速放緩是實現結構優化而必須付出的“代價”。
再次，在全球經濟整體步入放緩階段的格局下，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重大集群式技術和產業革命尚處於探索階段，導致全球經濟步入“新平庸”階段。世界銀行將2019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期下調至2.6%，就是一個例証。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2018年美國、日本和歐元區的GDP增速分別為2.86%、0.79%和1.89%，中國經濟增速相對於這幾個主要經濟體來說仍有優勢。
最后，美國對華政策和貿易調整，對中國外向型企業的產品出口及科技型企業的技術進步形成了沖擊。
總之，依據短期增速的小幅下降來斷言中國經濟面臨危機甚至“唱衰”中國，是忽視了增速變化背后的復雜因素。
依據GDP判斷經濟形勢，但又要注意超越GDP數據
中國希望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人們對經濟形勢的判斷需要依據GDP數據，但又要注意超越GDP數據。國民經濟中的結構性因素與經濟增長的協調性、持續性、包容性緊密相關，可以直接影響高質量發展的實現程度。
2019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的若干結構因素正出現向好趨勢。就產業結構而言，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攀至54.9%，意味著中國經濟穩步進入工業化后期和服務業佔主導的階段﹔就需求結構而言，最終消費支出增長對增長的貢獻率為60.1%，意味著國內消費支出特別是居民消費支出的“壓艙石”和“內在穩定器”功能不斷凸顯﹔就城鄉結構而言，全國居民收入增速超過GDP增速，且城鄉收入差距持續縮減，意味著2009年以來城鄉收入差距步入收斂軌道、城鄉二元結構轉化和城鄉一體化在穩步推進。
另外，2019年第二季度，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處於5%左右，工業產能利用率則提高至76.4%。這意味著穩就業、穩預期等政策取得階段性成效，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具有更厚實的基礎。
更重要的是，中國是一個存在區域和城鄉落差的發展中大國，在內部可通過產業梯度轉移實現空間再組合，城鄉之間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的再配置也存在巨大空間。特別是，城鄉一體化和城鄉居民收入持續提高，意味著中國有可能形成舉世罕見的新型消費市場。這將為產品、技術和組織創新提供市場拉力。
此外，政府在推進要素市場化方面仍有空間，可以通過完善公共產品供給來進一步釋放微觀主體活力，使數以億計的家庭和企業成為發展的受益者、推動者。
綜合這些因素，中國經濟發展具有韌性。這種韌性基於發展中大國、體制轉型與“政府—市場”關系的積極調整等。這些綜合因素而不是短期的GDP數據波動，決定著中國經濟的基本面。
不能用應急性政策取代或延緩經濟體制的改革深化
強調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不意味著可以忽視短期的風險和壓力。
韌性凸顯經濟發展的整體和長期特征，短期風險則意味著部分領域或當下亟待解決的問題﹔不能用短期因素來否定整體長期的韌性特征，也不能用整體、長期的韌性特征來掩蓋短期問題。短期問題不會改變整體長期趨勢，但可以影響趨勢的實現進程及程度。
很大程度上，中國的經濟韌性還具有“應然”特征，即需要通過持續的體制改革來達成。同時，中國經濟仍面臨不少挑戰。例如，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仍處在偏低水平，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為5.7%和3.0%﹔固定資產投資在所有制結構、行業結構方面，也面臨較大壓力。加之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美國對華政策轉折還可能延續，將進一步給中國經濟造成挑戰。
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堅持穩中求進地實施財政、貨幣、就業、貿易等政策，要立足於全面深化改革，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更系統、規范和堅實的制度基礎。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在經濟領域存在高質量發展需要與制度供給遲緩之間的矛盾，深化經濟制度改革與經濟問題累積之間存在“賽跑”。現階段，要處理好短期經濟政策與體制改革深化之間的關系，不能用應急性政策取代或延緩經濟體制的改革深化。
第一，應加快推進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要素的市場化改革，在城鄉一體化中提高要素在城鄉、區域、行業之間的流動性，在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中形成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
第二，應持續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續降低宏觀稅負，圍繞企業訴求優化營商環境，增強企業投資實體經濟和開展自主創新的動力。
第三，應在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基礎上，提高居民的經營性、工資性和財產性收入，加快城鄉基本公共產品一體化進程，放大居民消費對整體經濟的穩定器功能，促使經濟增長更充分地轉化為居民的獲得感。
第四，應通過行政績效考核和激勵方式完善，促使地方政府圍繞高質量發展開展工作，加快推進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形成不同層級政府“財權—事權”明晰且匹配的格局，在保持中央宏觀調控的前提下激發地方的發展活力。
這些制度演變是解決短期經濟風險的內在需要，也是實現經濟長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石。
（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系常務副主任、教授，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