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叔陽：“我願意駕一葉扁舟”

學人小傳

蘇叔陽（1938—2019），當代著名劇作家、作家、文學家、詩人，筆名舒揚，河北保定人，1953年開始文藝創作，1960年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畢業，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河北北京師范學院（今河北師范大學）、北京中醫學院（今北京中醫藥大學）等。1978年調任北京電影制片廠編劇（國家一級編劇），1979年后任中國作協理事、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等。他的作品曾獲國家圖書獎、“五個一”工程獎、華表獎、文華獎、金雞獎、人民文學獎、烏金獎等，2010年7月獲得聯合國藝術貢獻特別獎。他創作的話劇《丹心譜》獲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獻禮演出創作一等獎，《左鄰右舍》獲全國話劇、戲曲、歌劇優秀劇本獎，個人獲“中國百年優秀電影藝術家”和“國家有突出貢獻話劇藝術家”稱號。他的作品被翻譯成英國、德國、法國、俄羅斯、西班牙、日本、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等文，以及維吾爾、哈薩克、蒙古、西藏、朝鮮等國內少數民族文本。其中，《中國讀本》以15種文字形式出版，在世界發行1200多萬冊，近作《西藏讀本》也被譯成多種文字廣泛發行。

他是持續並跨界的寫作者，他是嚴肅且深邃的思考者，他是低調而謙遜的講述者。他的著述不算高產卻獲獎無數，他的劇作公演時一度萬人空巷，他的散文被選入小學語文課本。1990年北京亞運會的解說詞出自他手，他創下發行1200多萬冊的成績並有15種文字譯本，我們甚至會在徐克導演的經典武俠電影《新龍門客棧》的編劇中，看到他的名字。但是，很多人仍然有些不熟悉他——蘇叔陽。

早年歷練

寫作，讓蘇叔陽收獲了許多贊譽，他家的書櫥裡錯落擺放著各種獎章，有聯合國頒發的藝術貢獻特別獎，中國的華表獎、文華獎、金雞獎等。他曾說，榮譽並不是他寫作的動力，本心才是。

不久前得知蘇先生重病，筆者拜訪了他的夫人左元平。左老師回憶，蘇叔陽曾總結自己，沒出賣過朋友，沒欺負過人，沒走過后門，說的都是真心話。

蘇叔陽1938年生於河北保定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祖父是愛國進步商人，有文化，有正義感，曾任河北省工商聯合會副主席，是河北省民主建國會領導人之一。父親畢業於輔仁大學，后成為中國西北石油管理總局總工程師，第一支地球物理勘探大隊副隊長，並參與創建北京石油學院地球物理勘探系。母親接受過學校教育，有著很強的獨立自主精神。正是在這樣的家庭中，蘇叔陽自幼接受長輩的傳統教育，修習書法，閱讀古典文學。

但1953年祖父去世后，家庭一度敗落，是母親一手支撐著整個家庭，為人洗衣服、縫扣眼、絮棉帽、梳豬毛，含辛茹苦。左元平回憶，幼時的經歷對蘇叔陽影響很大，但無論如何，母親始終言傳身教，給了蘇叔陽兄弟姐妹許多正面的教導，除了穿著整潔，更要挺直脊梁，堅守內在的尊嚴。

生活的苦難並沒有磨滅蘇叔陽心中的天真與浪漫。他形容自己這一代人對俄羅斯文學愛得發狂，讀普希金、萊蒙托夫長大，青年時代向往白樺林、大草原、青春似火的少女、靜靜的頓河，憧憬著為了理想奮斗一生，“骨子裡有一種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蘇叔陽病重期間，每天往來醫院讓82歲的左元平很疲憊，對蘇叔陽的照顧有些不及時，蘇叔陽就問左元平：“難道你不愛我了嗎？”

和大多數文學青年一樣，蘇叔陽的文學初戀是詩歌，他曾經回憶中學時期的少作——

一塊隕石，

在地下暗泣，

悲傷它失去的青春和活力，

帶著響徹天穹的呼嘯，

火紅的它劃過天際。

而今隻有冷漠的呼喚，

得不到一絲回音。

以及——

我願意駕一葉扁舟，

到浮沉的天海遨游，

或者攜根枯藤的手杖，

步行到那宇宙的盡頭。

蘇叔陽心儀的另一種文類是戲劇，這一綜合性文類恰能較好地平衡敘事與抒情，消化了相當一批時代青年的創作沖動。大學畢業前后，蘇叔陽已寫了數個劇本，並排演過其中一個。

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蘇叔陽未能躲過歷史風潮，創作之路暫時中斷。

直到1972年，蘇叔陽才重拾創作之筆，寫兒童歌曲歌詞，寫詩，寫劇本。1974年，因劇本《戰馬馳騁》，他被北京電影制片廠看中，借調至北影廠，並到各地體驗生活。在此過程中，其成名作《丹心譜》也開始慢慢醞釀。

早年的教學和創作經歷，為蘇叔陽后來的寫作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礎。

佳作不斷

1978年，蘇叔陽發表了話劇劇本《丹心譜》，劇本上演之后一炮而紅，獲得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獻禮演出創作一等獎。這是他的成名之作。此劇的發表被譽為“新時期文學的發軔點”，“第一批突破禁區的劇作之一”。

以如今的眼光來看，《丹心譜》當然是新時期之初文壇主旋律的體現，與同時期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電影《李四光》一樣，它一方面否定“文革”、揭批“四人幫”，一方面應和著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重塑知識分子的正面形象和社會地位，同時表達著對周總理的深切懷念。

雖然，《丹心譜》劇本的敘述模式隻能是兩個陣營、兩條路線之間的斗爭，作者的個人風格在這樣的時代共名的主題、題材和模式之下難以彰顯，但劇本的演出依然大獲成功，在當時的劇場與社會環境中，台上台下的情感交流與互動具有著時代的特殊性，尤其是劇情在周總理逝世的噩耗中結束，更是極盡煽情之能事，據說甚至當時有觀眾哭至昏厥。這樣的劇場效果僅僅通過閱讀劇本顯然是無法感受到的。

有意思的是，《丹心譜》的最初構思還有一樁不太為人所知的“內情”。早在十年前採訪蘇叔陽時，他就對筆者回憶說，原本設計以屠呦呦團隊發現的青蒿素作為劇情矛盾的載體，只是后來考慮到為了更能在政治上揭批“四人幫”，才改成治療心血管病的03藥物，因為心血管病被“四人幫”陣營指斥為“城市老爺病”，不准花力氣研究，而周總理則大力支持對此病的研究。

那時，沒人知道屠呦呦后來會獲得諾貝爾獎，而蘇叔陽的客觀陳述，筆者相信這是他的本心。此文后來發表在2010年第1期《延安文學》“漢語人物”欄目之上。

有了《丹心譜》的成功，蘇叔陽正式調到北京電影制片廠任編劇。在此之后，他便一發而不可收，不斷有佳作問世，而且不局限在一個領域。

話劇方面，蘇叔陽陸續發表了《金水橋畔》（1979）、《左鄰右舍》（1980）、《家庭大事》（1982）、《靈魂的審判》（1984）、《太平湖》（1986）、《薩爾茨堡的雨傘》（1988）、《飛蛾》（1993）、《月光》（2000）等。《左鄰右舍》被認為是蘇叔陽的風格成熟之作，獲得1980年全國優秀劇本獎。

作為北影廠編劇，蘇叔陽也寫了不少電影電視劇本，比如《春雨瀟瀟》（1979）、《盛開的月季花》（1979）、《丹心譜》（1980）、《夕照街》（1983）、《一葉小舟》（1983）、《故土》（1984）、《我的爸爸我的媽媽》（1985）、《假臉》（1986）、《蘇祿國王與中國皇帝》（1987）、《開採太陽》（1992）、《新龍門客棧》（1992）、《未完成的交響樂》（1995）、《周恩來——偉大的朋友》（1997）、《李知凡太太》（1999）、《國歌》（1999）等。《夕照街》則是他公認的代表作。

而在小說方面，蘇叔陽1979年發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說《剛剛的眼睛》，其后的中短篇主要結集為《婚禮集》（1984）、《假面舞會》（1987）、《老舍之死》（1992）等小說集，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他駕馭不同風格的功力。

限於篇幅，我們就簡單談談其中兩篇，一是1981年發表的《泰山進香記》，二是獲得1984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生死之間》。

《泰山進香記》於1983年以其藝術上的創新，被李陀、馮驥才選入《當代短篇小說43篇》。從題材上說，這篇鄉土味濃厚的小說可以歸入廣義的改革小說范疇，講述了一位農村老婦無視作為支書的長孫的勸阻，克服高齡和險途，勇攀泰山向神明還願的喜劇故事，語言詼諧幽默，略帶溫和的暗諷，卻並不流於刻薄。

《泰山進香記》以農村改革給農民帶來的物質增長和精神愉悅為背景，敘述農民將國家政策與神明護佑混為一談的態度，但並未特別明確地作出褒貶，一方面似乎致敬了魯迅早年文言論文中對底層民眾“朴素白心”的辯護，一方面又內含了左翼文學的反封建主題，體現了一種對底層生活、世俗人心的包容情懷。

《生死之間》則涉及了城市中的一種特殊職業，講述一名火葬場火化工人與一名婦產科助產士之間的愛情故事，一者送走死者，一者迎來生者，構思相當精巧，在題材上與香港作家西西的短篇小說《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1983）遙相呼應。當然，這部小說具有改革上升期典型的正能量，與西西充滿頹廢氣息的香港故事截然不同。

除短篇小說之外，蘇叔陽還於1984年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說《故土》，當年即獲得首屆人民文學獎。

在詩歌創作上，蘇叔陽出版過詩集《關於愛》（1984）、《等待》（2000）、長詩《世紀之歌》（1997）等。另外，他還廣泛涉獵歌詞、曲藝、散文隨筆、評論等多種文類，以及獲得首屆國家圖書獎的傳記文學《大地的兒子——周恩來的故事》（1982）。

可以說，20世紀80年代是蘇叔陽文學創作的高峰階段。

傳承京味

在蘇叔陽20世紀80年代創作的眾多作品之中，有兩篇比較特別，一是小說《老舍之死》（1986），一是劇本《太平湖》（1986），都是他對前輩大師老舍先生的致敬之作。

《老舍之死》想象老舍自殺之前的所思所為，讓死者的靈魂直接出場進行長篇獨白，以寫實手法處理超現象情節，用心營造“現場效果”和“真實感”。當時，致敬“文革”中罹難的前輩作家，並不限於蘇叔陽，比如汪曾祺的《八月驕陽》同樣致敬老舍，陳村的《死》寫的是傅雷，敘述手法各不相同。

但像蘇叔陽這樣一再致敬的卻似乎不多。在《太平湖》中，他一改話劇分幕的一般做法，借用宋詞的結構分為上下兩闋，上闋寫投湖之前的老舍，下闋則寫老舍死后與他筆下的人物探討“文革”災難。這個劇本蘇叔陽寫得極苦，四易其稿才基本滿意。

這樣頻繁的致敬，自然體現出老舍先生在蘇叔陽心中的地位。實際上，不僅是蘇叔陽，老舍可以說潛在地影響了新時期整整一批的北京作家，比如陳建功、鄧友梅、汪曾祺、劉心武、馮驥才、馮苓植等，以至於有論者稱其時甚至形成了一股“老舍風”。

蘇叔陽無疑是“把老舍的血液輸入新時期文學的最力者之一”。他自述要“唱一曲京韻大鼓”，通俗質朴，簡約凝練，風趣幽默，接近老舍的“俗白”“清淺”“結實有力”的語言風格。其中，一個突出特點是大量使用北京的方言口語，比如“少不？我可得有哇”“得了，您吶”“鬧了歸齊”“興許是”“這麼著”“沒承想”“指不定”“別介”“淡不絲拉”“大模四樣”等等詞匯，生動熱鬧。

在《左鄰右舍》《夕照街》等劇本中，蘇叔陽借鑒了老舍《茶館》的謀篇技巧，以一個固定空間為核心，貫串起來來往往的不同人物。除了蘇叔陽，同樣還有一批劇作家致敬老舍，形成了“京味現實主義”的創作自覺，從老舍的《龍須溝》《茶館》，蘇叔陽的《左鄰右舍》《夕照街》，到李龍雲的《小井胡同》（1981）、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樓》（1988），從題目上就可以看出其共同的特點，即是突出了空間性，並具有一種“民族志”的品質。

文學地理是創作與評論界的一個有趣話題，尤其是小說與戲劇，需要接地氣，因此地方性因素——文化的地方性、語言的地方性——便成為作家們書寫的重要資源，以文字為材料，營造虛構與想象的文學原鄉、文學之城。我們不難細數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從20世紀20年代在魯迅影響下的鄉土作家群，20世紀30年代以上海都市為背景的新感覺派、流亡關內追憶淪陷故土的東北作家群，到20世紀40年代的解放區作家群如山藥蛋派、荷花澱派等，及至20世紀80年代的尋根文學，均體現了地方性因素對文學創作的重要意義。

而老舍的存在，可說是文學界一人一城的最佳范例。他語言上的造詣，敘述上的功夫，成為后生晚輩學習之楷模，同時自然也要引發影響的焦慮。

致敬即招魂。逝者已矣，而文字長存，流風余緒，脈脈不絕。蘇叔陽為人謙遜低調，他致敬前輩，卻無超越之野心，便無過多焦慮。只是兢兢業業，作為時間之流中的一木一石，為北京這座文學之城添磚加瓦，略盡綿薄。

人民文藝

地方性固然是蘇叔陽文學創作中的重要因素，卻絕不是唯一因素。他曾認為自己“在文學上缺乏自信”，“唯一有點兒底氣的原則隻有兩條：第一，便是寫人，寫活人，活寫人﹔第二，寫我們民族的生活和心靈”。但這一貌似低調的姿態實際上有一種以退為進的智慧，觸及了文藝的根本，也讓我們看到老一輩文學家身上的寶貴品質。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有所謂“八五新潮”之說，指的是1985年出現了一批青年新銳作者，他們一反現實主義傳統，借鑒西方現代主義，聲稱文學創作的重心應從“寫什麼”轉向“怎麼寫”，以形式創新之名，推出了一批驚世駭俗之作，形成了當代小說的“敘述自覺”。而這一新潮，並不局限於小說領域，在詩歌、戲劇、電影、美術、音樂、建筑等幾乎所有藝術領域，皆有所響應。

在文學史的意義上，“八五新潮”對當代文學與藝術的發展功不可沒，在小說方面甚至可以說達到了當代小說敘述語言的高峰。進一步講，它從理論、創作、編輯出版、評論、評獎、文學教育等各方面，形塑了全新的文學觀念乃至文學體制，即所謂“純文學”。

但是，隨著“純文學”的體制化，自身問題也突顯出來：對形式和技巧的片面要求，對自我和內心的過度耽溺，現實介入能力的喪失，等等。於是，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文學界開始反思“純文學”，代表人物是當年推動形式創新和純文學最有力的評論家李陀。創作界也開始有所回應，比如現實主義沖擊波和底層文學。在此背景下，現實主義的呼聲再度興起，更有新世紀以后對“人民文藝”的再度召喚。

此時，便突顯出20世紀80年代蘇叔陽這批現實主義作家的意義了，他們與20世紀80年代成長起來的新銳作家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身上仍背負著整個20世紀中國革命史的偉大遺產，文藝為誰服務，永遠是文藝工作者的靈魂之問，文藝的根本、文藝的初心，也由此而來。

正如蘇叔陽所私淑的老舍的最重要身份——“人民藝術家”，我相信這也是他心目中文藝工作者的最高標准，有了這個初心，縱然文學時尚日新月異，仍能江流石不轉，以不變應萬變。

中國故事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蘇叔陽在文學創作上的聲勢，似乎不如此前引人注目了，除了時代變遷需要創作上的調整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身體狀況。

1994年，蘇叔陽被查出腎癌，2001年又查出肺癌。每次去蘇家交流，看他神清氣爽，一臉樂觀，筆者腦子裡都會想先生真得過癌症嗎？他真誠分享過自己的心路歷程：和許多患上癌症的病人一樣，最初他不願接受現實，腦袋裡總想——為什麼患癌的人是我？他偷跑出醫院，去公園喝酒，一邊喝一邊開導自己，五十六也是走，十六也是走，二十六也是走，趕到這兒了有什麼辦法？想通之后，他配合醫生的手術，1994年5月，切除了右腎。

術后的恢復是一場漫長的拉鋸戰，日子每天陷入重復，吃藥、鍛煉，再吃藥、再鍛煉，蘇叔陽不斷自我鼓勵，把心漸漸放寬，“心寬一寸，病退一尺”，他學會了把病當朋友看，每次去醫院，不說去看病，而說“看老朋友去咯”。他總結自己的心得——“良好心態可去癌，樂觀情緒能去病，戒煙限酒少煩惱，心胸開闊得寧靜”。

陷入身體和情緒上的低谷是人之常情，但蘇叔陽總是以樂觀、堅強的個性挺了過來，繼續筆耕不輟，患病后的他仍然寫出了200多萬字的文章，並給自己開出了一條新路。

蘇叔陽曾說：“創作的路是我自己選定的，不管我多麼衰弱，隻要生命的燭火還在燃燒，我就會走，哪怕是爬行，也要在這路上掙扎。”寫作時，他總提醒自己，“作家是精神界的醫生，要醫治人的心病”。

蘇叔陽早年的教學研究經歷，使他一直具有一種學者氣質。這些思考沉潛在他的文學創作之下，此時終於厚積薄發。

事情的契機是1993年。少年兒童出版社邀請蘇叔陽為青少年寫一本介紹中國的書，其實這樣的普及讀物並不容易寫，非大家手筆不能做到深入淺出、生動活潑。

接下任務后，蘇叔陽推掉了兩個電影劇本，全心投入寫作，三易其稿，甚至動手術之前幾個小時還在審校原稿。書出版后，他曾說“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具有悲壯色彩的創作”。

蘇叔陽的苦心沒有白費，這本題為《我們的母親叫中國》（1994）的書，以思想家、史學家的眼光，以文學家的筆法寫成，激情洋溢，文採飛揚，得到廣泛認可，因此獲得第4屆“五個一”工程獎、第9屆兒童文學獎、第12屆中國圖書獎，並入選“百年百部中國兒童文學經典書系”。

有了這個基礎，數年后由中宣部委托蘇叔陽創作《中國讀本》（1998）也就順理成章了。此書以12萬字的篇幅敘述了中國五千年歷史，扼要介紹了中國的自然概貌、民族繁衍、文化形成、發明創造、科技典藏、哲學思想、經濟影響、藝術成就、生活習俗等內容，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輝煌成就，以小見大，是舉重若輕的大手筆。但是，《中國讀本》的成功並非一馬平川，出版之后曾受到好幾年“冷遇”，直到2004年后才異軍突起，成為中國圖書“走出去”最為成功的一本，累計發行量高達1200多萬冊，被翻譯成15種文字。

蘇叔陽2008年創作的《西藏讀本》則是生逢其時，這部作品無疑也是化解西方對西藏的歪曲和誤解的重要作品。2013年，他又主編了《中國美德讀本》。

有人說，蘇叔陽的讀本系列已經形成一種“蘇式讀本體”，但實際上，這一讀本系列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是中國故事的一種講述方式，在中國的硬實力逐步上升之后，文化軟實力更是作為國力昌盛的重要指標。

在本文的短短的回顧過程中，我們時時能感受到蘇叔陽先生的一顆丹心，為人民、為民族、為國家，譜寫春秋。就在本文行將完稿之際，我們驚聞先生仙去的噩耗，海天無言，青山默默，唯願蘇老一路走好。

寫作此文，依稀記得左元平老師說，蘇叔陽就是膽小、天真。

左老師說，蘇叔陽曾評價自己，多年過去，“還是涉世不深的少年郎”。

蘇先生，在大家心中，你的離去，只是駕著一葉扁舟，“到浮沉的天海遨游”。一路平安！盼您歸來。

（作者：張帆，集美大學講師﹔張志，《小康》雜志社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