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敦康先生的學術貢獻

　　【學人追憶】

　　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余敦康7月14日早晨在北京家中逝世，永遠離開了我們，永遠離開了他鐘愛的學術研究事業。余敦康先生是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大家，他曾總結自己研究重點在儒學、玄學和易學三大領域。他在這三大領域都有獨到建樹，成為中國哲學領域最富有思想創造力的學者之一。他的研究從魏晉玄學起步，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為玄學做了翻案文章﹔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步入易學領域，其易學思想卓然成家，為海內外學人所推崇﹔此外，他對於夏商周三代宗教、先秦儒道法各家以及漢代儒學、宋明理學等，均有深入探索，形成了對於中國哲學發展的完整看法，並由此上升到對於中國哲學的總體特色的歸納總結。本文從易學、玄學與中國哲學的一般問題三個方面，對余先生的學術貢獻進行簡要總結。

　　從《周易》經傳的詮釋中探尋中華文化精神

　　余敦康的易學研究，首先面對的是經傳關系這一歷史上爭論不休的問題。關於《易經》和《易傳》的關系，近代以前基於經學傳統，主要將《易傳》看作是對於《易經》本意的闡發，而近代以來疑古學派則嚴格劃分經傳，強調二者的差異。余先生對於上述兩種易學觀均提出批評，他認為，傳統的以傳解經和牽經就傳，意在守護儒家“四聖一揆”的道統傳承，但從思想史的研究來看，則是有見其同而不見其異甚至穿鑿附會，為價值而犧牲了歷史的真實﹔疑古思潮下的近代雖完全分立經傳，卻有見其異而不見其同，為真實犧牲了價值，淪為歷史考據學。顯然，這兩種傾向都是他不贊成的。余先生致力於在二者之外探索一條兼顧易學史研究的歷史真實和價值真實的新路徑，即在易學思想史研究中，探尋文化價值形成過程，使得易學史研究與軸心突破期所開創的價值世界相連通，這的確是一種更為深邃高遠的易學研究理路，也與余先生本人的文化憂患意識密不可分。在此理路下，余先生認為：“在《易經》和《易傳》之間，存在著一種復雜微妙的關系，既有聯系，又有差別。其聯系則表現為《易傳》站在人文文化的立場對《易經》所反映的巫術文化進行了創造性的轉化，以傳解經，牽經合傳，使經、傳共同體現一種易道，而這種易道也就代表了軸心期所形成的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余先生對於經傳關系的觀點，高屋建瓴且別開生面，他所以能在眾說紛紜的經傳關系上提出新解，是因為他立足於中華文化精神的形成和演變這一獨特視角，在復雜多變的易學史中發現了其中一以貫之的東西，進而同異互現，同時糾正了經學與反經學兩種立場在易學研究中的偏頗，大大深化了對此問題之認識。

　　在經傳關系研究方面的突破，使他的易學研究建立在一個與眾不同的起點之上，即以探究中華文化的根本精神為目標，這一目標主要是通過對《易傳》思想的深入挖掘實現的。關於《易傳》，學界歷來有屬於儒家與屬於道家之分，余先生認為，《易傳》並不單獨屬於某一門派，它是綜合戰國諸子思想的結晶，它對於《易經》的象數與義理兩個方面都進行了創造性轉化，使得二者在陰陽哲學的基礎上形成新的結合，在天人觀方面實現了新的突破。這表現在它一方面吸收了道家的天道觀，卻克服了其蔽於天而不知人的缺陷，在道家的天道觀中注入了人文道德精神﹔另一方面吸收了儒家的人文道德思想，卻通過道家天道觀的引入而克服了儒家道德形上依據的不足，實現了自然與道德、是與應該的統一，標志著中國傳統宇宙觀的正式形成，並對以后的中國哲學思想產生了深刻影響。

　　余先生指出，《周易》天人觀的特點，是一種天人合一之整體觀。天地運行，陰陽推移，變化日新，生生不已，但又無思無慮，無計度、無造作、無好惡，《易傳》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這顯然近於道家的自然主義，這就是老子稱之為“玄德”的那種東西。但是，這個世界畢竟是包括了人的參與，所謂天地人相參，一切天地變化都是人心目中所呈現出來的景象，與人的生存方式息息相關，而從人的觀點看，這種陰陽流轉、生生不息、萬紫千紅的宇宙演變，就是盛德大業，它“顯諸仁，藏諸用”，經過了人心的感應和自覺，宇宙又具有了人文道德內涵。不僅如此，《易傳》還認為人是可以將天德發揚光大，因為“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即天人接續之際，人性並非無源之水，人所稟賦的善性乃是從天道而來，乃天地所孕育顯化。余先生引金岳霖論道的觀點，認為這種宇宙觀既不像印度的“如如”那般使人完全消弭於大梵中，這樣雖然在感情上最為舒適，但此種舒適畢竟是以人的自我遺失為代價﹔也不像古希臘的邏各斯那樣，導致人與自然的緊張。易道是“由是而之焉”，它使得人的情感與理性同時得到某種抑制，又同時得到某種滿足，從而達到了情感與理性之中道平衡。他指出：“我們研究《易傳》，沒有必要再重復由歷史所造成的那種‘以物觀物’的學派成見了，而應該學習庄子那種‘以道觀之’的超越態度，站在中國文化根本精神的宏觀角度，把它看作是儒道兩家思想不分軒輊的互補，是先秦思想發展的必然歸宿，它非道非儒，亦道亦儒，是一種自然主義與人文主義有機結合的新型世界觀。”余先生這種對於《易傳》天人觀的論述，可謂高屋建瓴，得其肯綮，既揭示了《易傳》天人觀的思想線索，又暗合於現象學的基本觀點，以“顯象”意識取代了原先所謂的客觀對象化研究思路，其思想深度超越了前人的探索。

　　可見，他並非隻把這部“人更三聖，世歷三古”的典籍看作是一部古書，在他心目中，這部人類奇書依然活在當下，那依然活著的就是中華文化精神，所以他的易學研究，便成了探求民族精神生命的歷程，正是這一高遠的視角與理念，使得他的易學思想上接軸心突破期所開創的價值世界，下貫當代中國人精神渴求的現實，顯現出強烈的文化憂患意識，在易學研究上獲得了新突破。那麼，中華文化的根本精神到底是什麼？他認為就是《乾卦·彖傳》所說的“太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他認為“太和”即最高的和諧，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保合太和”即通過人的主觀努力，加以保合之功，不斷地進行調控使之長久保持，來造就一種符合人所期望的萬物繁庶、天下太平的良好局面。余先生認為，和是儒道兩家共同的價值觀，老子主張“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孔子的學生有子指出“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分別強調了自然與社會之和諧，《易傳》綜合了儒道兩家和的思想提出了太和觀念，其根本主旨在於推天道以明人事，根據對支配著自然界的那種和諧規律的認識和理解，來謀劃一種和諧、自由、舒暢的社會發展圖景，代表了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

　　余先生認為，和的達成源於陰陽兩方面的相互作用和彼此消長，《易經·系辭上》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這意味著事物內在地就是由差異的兩方面構成，沒有差異和不同就沒有和，差異乃是事物生生不已持續發展的內在生機活力，而和乃是通過陰陽對立面彼此作用的動態平衡而實現的。有差異就有斗爭，在矛盾激化時，斗爭甚至會發展到十分激烈的程度，進而產生革命，導致對立面的轉化，革卦就描述了這種情景。但是，《易傳》思想中的革命並不以消滅對立面為目的，革命本身的目的依然是和，是在自我與他者之間構建新的平衡。他引用北宋理學家張載在《正蒙·太和篇》中的話加以概括：“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既然陰陽雙方性質與行為方式彼此相反，就免不了產生摩擦、矛盾和沖突，但如果沖突不導致新的太和，而是將差異消滅，則會窒息事物內部的生機與活力，也違背了天道本身。

　　余先生認為詮釋學是中國哲學研究的唯一進路，他的易學思想其實是在研究、反思易學思想史的過程中形成的，是他對於易學文本與研究文獻進行重新詮釋的結果。他對於先秦易學、漢代易學、宋代易學以及近代易學，都有獨到深入的研究，各成一家之言。另外，基於內聖外王一以貫之的理路，他還對於易學與歷代政治演變的關系，易學的管理學思想等，進行了深入探索，意在打通易道與人倫日用世界的連接渠道，將形而上的易道轉變為一套可操作性的實踐方案。可以說，在20世紀的易學史上，就易學思想的系統、深入和獨創性而言，余先生的易學研究成果可謂最具有代表性，達到了時代精神的新高度。在這一時期的易學研究中，他是同時從思維模式、價值理想和實用性操作三個方面入手並且形成了完整易學體系的學者，尤其是他對於《周易》中所蘊含的中華文化精神的總結，對於中華文化復興與未來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魏晉玄學研究的新范式

　　如果說他的易學研究旨在探索中華文化的生命，他關於魏晉玄學的探研則與個體生命的境遇與出路息息相關。他曾經自述其研究玄學的思想動機：“我對玄學，情有獨鐘，其所以如此，可能是如同金岳霖在《論道》中所說的，不僅在研究對象上得到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底結果上’得到情感的滿足，從而產生一種‘動我底心，怡我底情，養我底性’的精神效應。”20世紀50年代，他在北大讀書時被打成右派，並被下放改造，后又擔任中學教師，一直到1978年才到世界宗教研究所，其間二十多年的蹉跎歲月，消耗了他最美好的青春年華，但這並沒有帶來生命的沉淪，卻促使他在魏晉玄學中發現了一片新天地。他在極其苦悶的情況下閱讀玄學家的著作，發現自己的性情是如此地契合於他們，他從中找到了莫大的精神慰藉。但是，玄學對於他不僅僅是個人寄托而已，他開始從自己的獨特生命體驗入手，重新審視玄學史上的重大學術問題並收獲頗豐。他說，在自己獨特的生命體驗觀照下，許多單純訓詁式的問題，比如郭象到底是否剽竊了向秀等，在他的心中突然成了次生性問題，而魏晉名士“少有全者”的命運坎坷，則牢牢吸引住了他，促使他從言意之辨的視角，透過那些眼花繚亂的言語名相，去探求玄學家們的言外之意，韻外之旨，他所做的正是得意忘言的工作。他由此斷定，玄學家在極其苦悶淒慘的個人命運中，依然苦心孤詣地去探求天人之際的新義，解決自身的安身立命之道，這才是魏晉玄學的真正本質，玄學研究由此打開了一片新天地。

　　余先生對於從正始玄學開始的魏晉玄學史，進行了完整系統的歷時性研究，這種研究是在馮友蘭、湯用彤等前輩的學術成果基礎上進行的，他曾經深情回憶20世紀50年代在北大讀書時，研讀老師們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玄學成果所給予他的思想觸動，雖然當時已經把玄學定義為腐朽落后的意識形態。盡管他的研究深受師輩影響，卻是接著講而非照著講。比如馮友蘭將玄學稱為新道家，容肇祖界定為自然主義，湯用彤雖然強調玄學兼容儒道，但主要從本體論立場展開研究，而余敦康的研究則有明顯不同，在主張玄學兼容儒道方面，他顯然受到湯用彤影響，但他將研究的視野進一步拓寬了，一方面將玄學思潮和時代的社會與精神狀況緊密結合，從歷史深處中探尋玄學思潮演變的現實動因，從而把玄學從一種被抽離出來的本體論哲學，還原為與社會歷史和政治密切相關的精神現象學，並從政治與歷史的演變中探求玄學義理的深層成因，使它成為一種具體歷史語境中的活生生的思想存在，從而補足了為以往的研究所忽視的“用”的一面，這是對於作為文化哲學的玄學整全形態的復活。其次，他的玄學研究還更上一層樓，將玄學理論提高到文化精神的高度加以闡發。不管玄學思潮是偏向於名教還是自然，或者是力圖會通兩者，反映的都是他們在當時特定的時勢之下，士大夫們探索天人之際以尋找安身立命之道的努力，而此種探索必然契入文化精神深處，並通過他們的生命的掙扎與體征，豐富和補充了文化精神的內涵。所以，在他的筆下，看似高深莫測的玄學家們，都變成了活生生的個體生命，他們的個人苦悶與精神探求也被提升到文化精神的高度加以闡發。

　　由於將玄學家的人生苦悶提升到了文化精神的高度，便使他的玄學研究與易學研究得以溝通起來，盡管從研究的順序而言，玄學的探索要早於易學。他認為：“玄學的主題是自然與名教的關系，道家明自然，儒家貴名教……玄學家是帶著自己對歷史和現實的真切感受全身心地投入這場討論的……在那個悲苦的時代，玄學家站在由歷史積澱而成的文化價值理想的高度來審視現實，企圖克服自然與必然、應然與現實之間的背離，把時代所面臨的困境轉化為一個自然與名教、儒與道能夠結合的玄學問題，無論他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還是否定，都蘊涵著極為豐富的社會歷史內容，表現了那個時代特定的時代精神。”可見，玄學的主題即名教與自然的關系，是自然與必然、應然與實然之間的關系，這在中國文化精神的語境中，其實就是儒道關系問題。基於此種觀點，他歷時性地分析了各階段的玄學家們的思想建構，認為從正始玄學的儒道互補，到魏晉之際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再到元康年間郭象論証“名教即自然”，使得儒道會通問題暫時從理論上得以解決，玄學史走過了一個正、反、合的過程。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郭象的體系也暴露出新的局限，無法繼續撫慰動蕩時代人們不安的心靈，思想史必然翻開新的一頁。但他強調，由玄學家們用生命體征並深入探索的儒道會通的文化價值理想，將成為一代代知識分子探求生命安頓和精神升華的不竭原動力，並繼續對於中華文化精神的現代轉型發揮重要作用。

　　以上兩方面的探索，不但拓寬了玄學研究的視野，也大大深化了對於玄學思想內涵的認識，使他最終建立了20世紀下半葉玄學研究的新范式，將這一領域的研究提升到新高度。

　　在詮釋經典中創立新說

　　在易學之后，余先生的探索並沒有止步，他將探索的課題進一步指向更加遙遠的夏商周三代，並在70多歲退休后連續推出幾部力作，力圖從古代宗教中尋找中國哲學思想的起源。這方面，他深受雅斯貝爾斯軸心突破理論的影響。余先生對夏商周三代宗教進行分析，以便探索“道術將為天下裂”之前的文明狀況，以及古代宗教向哲學轉化過渡的思想進程。余先生曾經謙虛說由於年事已高，此一課題對於他已經是個無法完成的工程，但他在這一領域的耕作，無疑預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學術方向。

　　余先生在70多歲后，就中國哲學提出一個重要觀點：詮釋學是中國哲學研究的唯一進路。這無疑是受到了現代西方詮釋學的影響，他認為現代西方詮釋學產生的歷史背景是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兩極對抗，喚醒了西方人的價值意識所導致。他認為，詮釋學絕不是隻有西方才有，中國從先秦開始就已經有了詮釋學，歷代哲人都在詮釋軸心突破所形成的經典，並在詮釋中建立起自己的哲學體系，他同時也將自己的思想看作詮釋玄學和易學的產物。於是，關於哲學和哲學家的關系，他提出了如下觀點：“我們現在從學理上說，一個哲學家，他如果離開了哲學史，絕對不能成為哲學家的，因為哲學是個歷史發展的過程。你已經進入了歷史發展的過程，到了這個時候，你得把前面的東西讀一遍，想一遍，你標新立異，完全反對前人也可以，但是你所有的東西都是通過詮釋得來的。”這一結論並不限於中國哲學，而是對於哲學發展一般模式的概括。

　　他強調指出，從哲學史家到哲學家的轉化有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學者要有自我。他舉例來說，經學家有自我，他們詮釋經典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於是在詮釋中創立新說，進而完成了從哲學史家到哲學家的跳躍，而沒有“自我”的經學史家們永遠不能化蛹成蝶。總結余先生這方面的思想，經學家伊始自然是要我注六經，但是，一旦他們將個體獨特生命體驗投入經典詮釋，在其中融入自我的生命、擔當與關懷，就會將自身的精神生命與古人打通，在經典中發現新的天地，哲學家由此誕生。

　　所以，他關於古代思想的研究具有現代氣息，是因為他從古代哲學中發現了學術生命與民族精神活力之源，而如何促進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成了他思想深處始終揮之不去的問題。關於這一問題，許多人至今依然陷於中西之爭的二元對立思維中無力自拔，而余先生則堅定地認為民主科學可以與中國古代文化相貫通，認為唯有如此才能開出中國文化的“舊邦新命”。

　　在84歲高齡時，他總結了自己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個發現：

　　一、在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思想文化的基礎上，提出中國儒家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它的整合性以及由此體現出的和諧精神，為此應探討中國歷史上的宗族—宗法制度這一內在線索﹔

　　二、在對中國文化源頭的研究中發現，中國歷史的連續性的關鍵在於文化而不是政治。文化整合是民族整合的前提與基礎，中華民族方能雖平行而並進，雖多元而一體﹔

　　三、中華文明在道統、政統、學統、俗統四要件的內在構成及有機運動中發展，其中道統與政統之間的合理張力是社會正常發展的關鍵。依據普遍性的價值原則進行文化整合，還是為維護個別集團利益實行權利整合，是中國歷史興衰的重要原因。

　　這種對於中華文化的思考，既包含著執著的應然的價值追尋，又包含對於實然層面的文化發展路徑的深長思慮，系統、高遠而富有現實意義。余先生生前曾多次感慨，過於表面、浮躁而功利化的所謂文化熱，既不能深入文化精神深處，也無力對中國傳統文化作出整體性反思把握，他的中國哲學研究則是對於這兩方面的有力推進和重大突破。

　　英國漢學家葛瑞漢，將中國哲學家稱為“論道者”，以表明他們與西方哲學家的獨特性。余先生就是這樣一個“論道者”，他的哲學思想是將自己獨特生命體驗投入經典詮釋之中，將個體精神與民族生命整合融通的產物，目的在於為民族文化生命與個體生命的安頓尋找新出路。牟宗三曾經將哲學稱之為生命的學問，哲學對於個體和民族都具有安身立命的功效，此種功效通過中國哲學為己之學的功能奠基，通過內聖外王一以貫之的文化理想來實現。生命的學問必然會有生命的表達，論及余敦康先生對於中國文化的貢獻，除了上面所敘述學術內容外，還有一個不能不提及的方面，就是他真正將個體生命與自己的學問打通，進而在恢復中國哲學本有的精神與形態方面發揮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作者：趙法生，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