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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間曾任兩廣總督的趙翼在其《簷曝雜記》中提到鐘表時，稱其絕技：“自鳴鐘、時辰表，皆來自西洋，鐘能按時自鳴，表則由針隨晷刻指十二時，皆絕技也。”其實，早在明末，西洋鐘表已通過宗教和貿易的渠道，從廣州進入內陸，開啟了一段備受矚目的中西文化交流史。
明代萬歷年間，西方傳教士利瑪竇等力圖進入內陸傳教，他們在廣東等地寓所陳列自鳴鐘等西洋奇器。自鳴鐘集報時、音樂和機械運作於一體，精思神巧，富有情趣，將之贈送給中國官員並進而獻給皇帝，實現傳教目的，最為合適。萬歷二十八年，利瑪竇送給萬歷皇帝的禮物中就有自鳴鐘兩架，“……謹以……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報時鐘二架……奉獻於御前。物雖不腆，然從極西貢來，差足異耳”。
入清之后，宮廷對西洋鐘表的喜愛有增無減。康熙帝曾作詩《戲題自鳴鐘》：“晝夜循環勝刻漏，綢繆宛轉報時全。陰陽不改衷腸性，萬裡遙來二百年。”康熙注重西洋鐘表的科技性，在養心殿造辦處自鳴鐘處下設制鐘作坊，讓西洋傳教士技師仿制、維修歐洲機械鐘表。廣東督撫定期向朝廷匯報來華外國商船上是否搭載有特殊技藝之西洋人，康熙四十六年（1707）五月，康熙特差人到廣州傳旨督撫，“見有新到西洋人若無學問隻傳教者，暫留廣東，不必往別省去。……若西洋人內有技藝巧思或系內外科大夫者，急速著督撫差家人送來”。這些西洋人中包括鐘表技師，他們以廣州作為據點，申請批准、等候答復、學習漢話，最終進入宮廷。康熙五十五年（1716）傳教士林濟各進京，他精研鐘表制作，在做鐘處主持清宮鐘表制作。雍正皇帝也喜歡自鳴鐘，注重其實用計時功能，他繼續招募西洋技師進宮，並選募民間鐘表匠，宮廷自制鐘表數量增多，做鐘處規模擴大。最有名的為雍正七年（1729）入宮服務的法國傳教士沙如玉，他在造辦處制作包括小表、子時鐘、問鐘等不同類型的鐘表，還根據宮中夜間打更需要發明報更自鳴鐘（更鐘）。乾隆朝繼續引進和使用西洋鐘表技師，做鐘處中外匠役人數達100多人，堪稱盛況。西洋技師培養了最早的中國鐘表匠，他們制作了大量鐘表，僅乾隆十五年（1750）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十年間就做出鐘表56件。現存清代自鳴鐘、更鐘、時樂座鐘、鬧鐘等大多為乾隆時期生產，造型多為樓台、亭閣、寺塔等建筑形式，制作中還需漆、鑄、牙、玉、木、金等其他作坊的協作，所產鐘表用料珍貴，式樣奇巧，做工精細。
在傳教渠道之外，隨著中西貿易在廣州常規性地展開，尤其乾隆年間“一口通商”制度確定，西洋鐘表貿易在廣州也日漸繁榮。《粵海關志》記載“向來外番各國夷人載貨來廣，如鐘表、嗶呢、羽絨等貨，各投各行商交易”，粵海關明確規定西洋鐘表的各項稅則，並規定其交易由行商承辦。這些進口的西洋鐘表，是每年元旦、端陽和萬壽節貢品中必備之物。乾隆二十二年（1757），粵海關總督李永標、廣州將軍李侍堯進貢“鑲玻璃洋自鳴樂鐘一座，鍍金洋景表亭一座，鑲瑪瑙時辰表兩圓”，乾隆帝看過貢品后傳諭“此次所進鍍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似此樣好得多覓幾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覓幾件，不必惜價，如覓得時於端陽貢幾樣來”。（《乾隆朝宮中進單》）
宮廷對鐘表的喜愛超出對實用價值的追求，將之視為高雅奇巧的珍玩，直接促使沿海地方官員不惜重金從海外搜羅，乾隆四十九年（1784），兩廣總督、粵海關監督等累計進貢鐘表共130件。官宦顯貴之家對西洋鐘表的追捧，不僅吸引西方鐘表商直接來廣州貿易，還催生了廣州本地鐘表業，出現了以融合中西文化、使用燒琺琅為特色的精致“廣鐘”。廣州不僅是西洋鐘表貿易之地，也成為中國少數幾個鐘表制作中心之一。
英國東印度公司是18世紀對華貿易最重要的西方勢力，與西洋鐘表的進口和制作有著密切關系。自鳴鐘體積小、價值高、利潤大，是英國商人船長樂於攜帶的私人貿易商品。還有英國鐘表匠以中國為主要市場制作鐘表，目前所知與英國東印度公司關系最密切的鐘表商是詹姆斯·考克斯。他是倫敦著名珠寶匠和機械師，18世紀50年代開始在倫敦雇請能工巧匠制作鐘表，按照東方題材設計，使用名貴珠寶鑲嵌裝飾，主要面向印度和中國市場。176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向考克斯訂購了兩座鑲嵌寶石的大型自鳴鐘作為給清朝皇帝的禮物﹔1766-1772年，他出口到東方的自鳴鐘價值達75萬鎊。由於進口太多，廣州自鳴鐘市場飽和，負責收購的行商寫信給英國東印度公司抱怨貨物積壓已達百萬兩，甚至出現了行商因此破產的情況。177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禁止考克斯出口自鳴鐘到中國。1778年，考克斯出現財政困難。為了走出困境，英國東印度公司同意其子詹姆斯·亨利·考克斯來廣州進行為期3年的自鳴鐘銷售活動，亨利以私商身份於1781年2月抵達廣州，開設了名為“詹姆斯·考克斯父子商行”鐘表商店，1787年又與私商丹尼爾·比爾合作創建鐘表商店“考克斯·比爾商行”。從1783年到1796年，瑞士日內瓦制作的大量鐘表等機械制品被運到廣州由該商店出售。此外，包括來自瑞士的鐘表制造商和貿易商都曾來廣州從事貿易和鐘表制作，如馬戛爾尼使團成員、瑞士鐘表匠珀蒂皮埃爾，沒有跟隨使團回英國，而是留在澳門和廣州為當地鐘表商工作。嘉慶年間馬光啟游歷嶺南，在其《嶺南隨筆》中詳細記載了廣州紅毛館（英國館）所見之鐘表匠：“紅毛館人最白皙碩，善作鐘表，有年少者雲十三歲來粵，今已十七年矣。有一鐘高四五尺，中有四五層，每層有一金架，面前有一團花，上層有兩洋雀，客至，以機關挑動之，下面作樂，備金石絲竹之聲。每層團花各開數十種，翻轉不竅。上層洋雀飛鳴跳躍，作各種鳥聲與鐘聲相應和。夷人奇巧一至於此，欲賣萬錢，尚待價未售也。”英國館鐘表匠人出手不凡，奇巧之器待價而沽。
廣州本地鐘表制作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間，早年本地技師的技術水平一般。乾隆年間編撰的《廣州府志》稱：“自鳴鐘本出西洋，以索轉機，機激則鳴，晝夜十二時皆然。廣人亦能為之，但未及西洋之精巧。”不過，富有創新精神的廣州鐘表匠，努力學習新技術，到乾隆時代，他們創造了既有濃厚中國色彩又帶有西方藝術風格的廣鐘，形成了相當規模的鐘表制造業，成為達官貴人喜愛的陳設收藏，為國內鐘表制作之翹楚。馬戛爾尼使團成員巴洛提到：“中國人在廣州的制作已經和倫敦的一樣好，這些精巧機械品的價格隻有考克斯等倉庫運來的鐘表價格的三分之一。”廣鐘工匠技藝超群，在造型、機芯上可與西洋鐘表相媲美，尤其在價格上佔有優勢，更容易在市場上行銷，廣州街頭還出現了專賣自鳴鐘的店鋪，自鳴鐘成為清代貴族家庭普遍的陳設，不少官員以廣鐘作為西洋鐘表的代替品進獻皇帝。
明清時期，廣州是中國與世界交往的重要場所，大量西洋物品在此匯聚，並由此進入內陸，影響中國社會。廣州率先引進西洋鐘表工藝制作技術，並融合中西藝術風格和技術，造就了一批技藝精良的能工巧匠。西洋鐘表從採買到制作，完成了從商品到產品的轉變，同時也凸顯了廣州在中西貿易與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江瀅河，系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