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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責任，不僅在教授知識，更在於養育精神。近年國內很多大學都在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一流學科而努力。躋身“雙一流”不是終極目標，真正的願景在於改善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生態，培育一代代能夠引領學術方向、引領歷史走勢的人才，為世界文明貢獻學術和思想。這種引領和貢獻，要靠無數優秀學人和原創性研究予以推動和支撐。為爭取達到這一目標，必須具備長遠眼光，改革評價機制，凝聚人心，與國際主流學界對話。
如今的人文學科，承受著“快出成果”的沉重壓力。跨入高校門的青年教師，聽到的告誡往往是“快發文章”：“還等什麼！寫了就發，快，快！”沉潛鑿實的風氣，似乎成了過時的迂拙、難得的奢侈。
在急於出成果、催促短平快的氛圍中，“深度”二字尤其值得重視。深度學習、深度思考、深度對話……經常看到這樣的提醒與呼吁。學術的創新不在於提法的翻新﹔創新的根基在於其豐厚內容和嚴密邏輯，在於其學術內涵體現出來的洞察力與引導力。人文研究中，予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都具有縱深感。這與積累的厚度相關，也與研究者的“問題意識”及追問能力相關。許多不乏成說定論的議題，實際上都有進一步追索的余地。
真能達致深度，要靠持續實踐。善於提出問題、深化問題，是成功追索的關鍵。歷史學並不以尋求真相為唯一目的，但我們不能放棄追索真相的義務和權利。所有的深層問題，都具有時代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問。追問的方向、追問的過程，實際上就是釀就“思想”的過程，也是“思想”引領的過程。
舉例來說，2012年《武義南宋徐謂禮文書》由包偉民、鄭嘉勵領銜整理出版，是宋史學界大事。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學人就依據傳世文獻討論官員印紙文書的形制、功用，如今終於有了一睹其真實面目的機會。兩相比照，激發出一系列新的問題。
印紙的實際內容，顯然與以往的理解不盡相同。我們既不能僅依據文獻記載的條目規定，就認為當年的制度實施有效﹔也不能隻看到運作現實與我們心目中的制度不符，就簡單認定為“具文”。“具文”二字可能掩蓋著不少實質性的內容，我們不能停留於簡單粗疏的論斷，不能讓我們的研究淪作具文。對於某些制度的“空轉”，觀察者批評其“空”，體制內注重其“轉”。真正的研究，應該追問如何理解這“制度”本身：世上本沒有不經實施而存在的“制度”，也沒有原原本本謹守規定的“實施”。
就徐謂禮印紙中的考成文書而言，值得我們深思的是：這盡管異化卻始終持續、代價不菲的做法，在當時究竟是為了什麼目的存在。退一步講，即便如批評所言，當時某些做法是體制內敷衍塞責的產物，甚至是地方人事部門對朝廷規定陽奉陰違的表現，我們也很難認為宋廷的行政官員、“行家裡手”根本不了解這類情形。因此，仍然需要追問：這種循規蹈矩的“陽奉”，為什麼會被認定有其意義﹔這種顯而易見的“陰違”，為什麼會被長期容忍。這些問題都牽涉到對於印紙性質以及“制度”本身的真正理解。
新時代下的學科交叉，帶來了新的可能，也產生著新的挑戰。經濟學與歷史學的融通促成了計量史學的成長，同時也使歷史學者與經濟學家對於史料理解與辨析方式的歧異明顯化﹔歷史人類學、歷史社會學、經濟史、文學史、藝術史有了長足的進展，人類學重田野，社會學看結構，經濟學講理性，文學關懷注重個性審美，歷史學走向多元……有的學科訓練著重於作家作品，有的學科則力圖把作家群體和各類文本嵌入一個整合的時代畫面。大家越來越感覺到，真正具有牽動力的實質性學術突破，往往是從跨越學科的交匯點上開始的﹔真正的歷史圖景，恐怕並非平面二維，而是立體多維的層次組合。
真要把握這種多維，對學有所本、各有擅長的學者來說，並非易事。堅持學科特長，尊重差異、超越差異，是學科交叉、融通發展的前提。眼界的開拓，建立在“深度對話”的基礎上。科學家霍金曾經說：“語言讓我們能夠交流思想，讓人類通過合作來實現不可能”，“我們需要做的只是確保我們保持對話”。思想的菁華是在犀利敏銳的辯駁問難中凝聚結晶的。從個人閱讀到讀書班、討論組、工作坊、研究會，今古之間、閱讀者與材料之間、學者之間、學科之間、海內外不同研究派別理路之間，都需要敞開的、深度的對話。大學不是學科的簡單相加，對話本身就是切磋琢磨的過程，是綜合能力形成的途徑。
最后想說的是，我們要特別防范將實質追求、長遠目標口號化。就今天整體的學術環境而言，要讓學者有獨立思考的充分空間，有潛心研究的充分時間﹔讓學者做學者該做的事。就學術組織者的工作而言，要肯下功夫，從根本處做起，培育厚實的基礎與元氣﹔創造活躍開放的氛圍，鼓勵深度思辨的能力，奉獻有力度的學術成果，嘗試實現一代代學人的追求與理想。
（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