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諫議是中國傳統君主政治的重要內容之一，對統治者具有特殊的現實影響，往往關系到王朝政治能否實現穩定發展。因此，在傳統政治文化中，“納諫”也就成為思想家們積極關注與思考的重要議題。作為秦漢時期集道家黃老學之大成的理論巨著，《淮南子》對傳統君主政治發展中“納諫之道”的特殊性、重要性，有著極為深刻獨到的認識。
治國重諫
《淮南子》在思想上將能否重諫、納諫視為衡量統治者政治素養及王朝治亂的重要標志，試圖從王朝興亡的政治高度出發，總結與反思先秦以來的歷史經驗，促使西漢統治者理性重諫、聽諫以明，形成較為和諧的君臣關系，實現西漢王朝的穩定發展。
《淮南子》認為，對待諫議的實際態度能夠反映出統治者政治品格之賢愚。“明主之聽於群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當統治者賢明之時，能廣開言路，容納各種政治意見，甚至能不因“位”而廢言，更不會因言責人﹔反之，“暗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淮南子》在政治上強調，能否理性重諫、積極納言，構成區別統治者賢明或昏愚的重要依據。
《淮南子》認為，對待諫言的具體方式能夠體現出統治者政治素養之高下。《淮南子》主張統治者在政治上應執“術”以馭臣，認為 “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也矣”。而對於所謂“君人南面之術”，統治者採用何種方式來聽諫、納諫，成為其中的重要內容。“聽而精之，莫聰於耳”，統治者在實踐中不僅應該“耳能聽而執正進諫”，而且應該善於“聽治”，“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淮南子》認為，隻要統治者能夠善用君人之術，廣納諫言，那麼即可“乘眾勢以為車，御眾智以為馬，雖幽野險途，則無由惑矣”，最終達到“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的根本目的。
《淮南子》認為，對待諫者的不同實踐能夠顯示出王朝政治趨向之善暴。“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晚世之時，帝有桀、紂……刳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淮南子》指出，凡是如桀、紂一樣的昏暴之君，在政治上都以忠諫為逆耳，視諍臣為草芥，隻知剛愎自用、縱欲妄為，將王朝政治推向虐民之暴政。與此不同，“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過若豪厘，而既已備之也……”，那些在政治上頗有見識的賢明之君，不但不會罪人以言，反而會主動求諫，試圖讓臣民對自身的政治舉措有所批評和建議，達到“周觀得失”、避過糾錯的目的，而這正是“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的內在根由。
聖王納諫
《淮南子》認為，統治者隻有虛心聽諫、善用臣諫，主動對自身的政治行為有所約束和調控，才能構建出良性的君臣關系，得到廣大臣民的擁護和支持，夯實王朝穩定發展的政治基礎，促進王朝走向“通治之至”。
《淮南子》主張理性求諫，認為統治者在政治上隻有充分借助臣下的智慧和力量，能夠“乘眾勢以為車，御眾智以為馬”，才能鞏固自身的統治地位，實現自身對王朝的有效治理。由此，《淮南子》強調統治者必須重視“諫議”在現實政治中的特殊影響，認識到“眾智”“眾勢”的作用發揮都無法脫離“求諫”“聽諫”“納諫”“用諫”的政治過程。所以，《淮南子》堅決主張“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要求“明主之聽於群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策於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
《淮南子》主張善於聽諫，強調統治者既要有虛懷求諫的政治氣量，也應聽諫有“術”，能夠佔據納諫過程的主導權，從中有效獲取利於自身治國實踐的政治建議。“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在《淮南子》看來，由於自身條件的局限性，雖然統治者“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但都無法在政治上獨治天下。因此若想權位鞏固，實現王朝發展，隻有“乘眾人之智”，“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如此才能“以天下之耳聽”，使“臣情得上聞”，達到“威立而不廢，聰明光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的現實目的。反之，“獨任其智，失必多矣”。
黃老論諫
作為其書當道家之正統，其宗旨則治世之黃老的漢代論著，《淮南子》論“諫”，總體上反映出以黃老為本位，兼採儒、法的思想特點，其對諫議的理論反思既蘊含著道家形而上的政治哲學，也體現出道家形而下的政治權術。
從政治哲學看，《淮南子》對納諫的理論反思，根源於黃老之“道”。一方面，《淮南子》主張“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將“道”視為萬物生成變化的根源﹔另一方面，又將“道”的存在和體現延伸至世俗政治中，主張“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淮南子》不僅將納諫與“君人之道”密切結合，而且也將其視為“治國之道”的重要內容。《淮南子》主張臣應忠諫，君須納諫，二者在王朝政治中都必須各司其職，各盡其責。隻有當統治者善於“聽治”，而“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時，才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
從政治權術看，《淮南子》對黃老道家“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卑約主柔，常后而不先”的主張，有著深入的繼承和發揮，意圖為統治者提供一種應對臣下諫議的政治權術。在《淮南子》看來，隻要統治者在政治上“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便能掌握諫議過程的主動權，做到“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獲得“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的理想效果，使政治諫議在最大程度上為己所用，發揮出有利於王朝長治久安的積極功效。
要論之，對“諫議”問題在傳統君主政治中特殊的重要性，《淮南子》有著深刻的歷史反思，並立足於黃老道家，體現出鮮明的秦漢時代特色。在秦漢道家著作中，《淮南子》對“納諫之道”的理論思考最為深入，其思想內容不僅是對先秦道家諫議思想的重要發展，也是對秦漢諫議文化的歷史豐富，具有十分可貴的啟示價值和借鑒意義。
（作者單位：安徽理工大學楚淮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