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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漢是中國現代戲劇奠基人之一。沈從文對田漢的戲劇創作和劇壇活動有不少評論，但一直未被戲劇史家注意。作為現代著名小說家，沈從文在1925—1927年創作了15部體裁多樣的話劇作品。之后他雖然從劇壇悄然引退，卻一直關注現代戲劇運動的發展演變，並撰寫了《田漢到昆明》等涉及田漢戲劇活動和歷史貢獻的劇論、劇評。沈從文對田漢的評價，成為現代戲劇評論史上的一份寶貴遺產。
譯述外國戲劇 創作傳奇悲劇
沈從文指出，現代話劇運動以“介紹外來的”“創造新東西”拉開序幕，田漢在這兩方面都作出了很大貢獻。作為現代話劇運動的開創者之一，田漢“不薄今人愛古人”，曾計劃“以三四年之力獨出20種叢書，計為莎翁杰作集10種，近代小說及戲曲詩歌10種”。（田漢《致宗白華》）后來，因為他的工作重心轉向南國社，未能全部完成這一出版計劃。但就戲劇翻譯而言，他順應當時的戲劇潮流，熱心引進歐洲、日本的近現代戲劇，翻譯英國王爾德的《莎樂美》、比利時梅特林克的《檀泰棋兒之死》、愛爾蘭約翰·沁弧的《騎馬下海的人》、奧地利施尼茨勒的《最后的假面》，以及日本菊池寬、武者小路實篤、秋田雨雀等人的一批劇作。此外，他也將藝術視野投向以莎士比亞為代表的西方古典戲劇，相繼譯出《哈孟雷特》《羅密歐與朱麗葉》，這兩部劇本由中華書局出版后曾多次再版，成為新文學第一個10年中影響最大的莎翁譯劇。
與此同時，田漢翻譯了長篇劇論《莎士比亞劇演出之變遷》，從劇場和舞台裝置、演員和表演藝術、觀演關系三個層面，介紹、評述了300余年間莎劇舞台演出的歷史沿革與藝術經驗，讓國人從文學劇本和舞台藝術兩方面對莎劇有了更深的了解。對於田漢的這些譯述活動，沈從文評論說，“論思想作用，當時易卜生的作品影響大”，其《玩偶之家》一劇在青年女性中產生了巨大的示范效應。但“論分量沉重，以及從一個戲劇所處理的問題上，可發現（莎劇）與當時正流行的‘人生’‘戀愛’‘矛盾’‘殉情’等等名詞相會通，使讀者取得一種傳奇抒情詩氣氛的浸潤，田漢先生的譯述工作實在特有時代的意義”。（《田漢到昆明》）這一論斷既獨具慧眼，也符合當時劇壇實際狀況。
在創造迥異於文明戲的“真話劇”方面，沈從文認為當時的話劇創作“受問題所控制、所束縛”。新文學在剛開始的六七年中，“戲劇在那裡討論社會問題，處理思想問題，因之有‘問題’而無‘藝術’”。（《短小說》）當時的知識青年觀眾也滿足於《可憐閨裡月》（侯曜著）、《虎去狼來》（陳大悲著）等劇作。在沈從文看來，真正促進話劇創作發展的是兩位作家，“在北方，為丁西林先生，在南方，即為田漢先生”。兩人“從新的觀點下筆”，不約而同用“抒情方式寫獨幕劇”。丁西林“於作品中注入一點幽默感，因之得到十分成功”。其獨幕喜劇《一隻馬蜂》《親愛的丈夫》《酒后》等，“對話有力結構巧妙”，成為南北各級學校游藝節目演出的重要劇目。（《北京之文藝刊物及作者》）而田漢則以傳奇性悲劇另辟蹊徑，其早期代表作《獲虎之夜》演繹流浪少年與村姑的愛情悲劇，曾在國內13個學校劇團演出。他此后創作的名劇《古潭的聲音》《湖上的悲劇》《南歸》及三幕劇《名優之死》，雖然人物迥異，劇情不同，但都廣受歡迎。
培養話劇人才 引領戲曲改革
沈從文注意到，田漢在培養話劇人才方面也有突出的貢獻。他說，田漢“是‘五四’以后對劇運努力，使之學術化、職業化，又使之與政治發生聯系，最具熱忱和勇氣而得到相當成功的一位”。（《湘人對於新文學運動的貢獻》）在沈從文看來，除北京藝專戲劇系外，各級學校劇團的游藝節目，“是培養近十五年話劇人才一個主要供應來源。當前的知名劇作者和導演，如曹禺、李健吾等等，就是在中學時代那麼玩票得到成功，因而從事戲劇的。在這個工作上，田漢先生且更有其重要貢獻”。他領導的南國社、上海藝術大學、南國藝術學院的戲劇活動，一方面“不僅培養了許多年青學生對於戲劇的熱忱，並因之由玩票而下海”，涌現出陳白塵、趙銘夷、鄭君裡、陳凝秋、左明等一批知名劇作家、導演與演員﹔同時，“用一個職業劇團方式與多數觀眾對面。尤其是劇團在一個共有共管制度下，蘇州杭州各地的旅行表演，定下了理想職業劇團的基礎”。
與此同時，田漢為追求“銀色的夢”，1926年與唐槐秋創建南國電影劇社，拍攝《到民間去》等影片。隨著他與洪深、歐陽予倩相繼轉入中國電影事業，“國產影片由荒唐武俠變而為人間愛怨”，他們三人也成為“國產電影領導者”。
田漢對於中國現代戲劇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一再重申“要干‘戲劇運動’，不干純藝術的‘戲劇’”或“單純技藝性的所謂戲劇”。抗戰全面爆發后，田漢賦詩明志：“演員四億人，戰線一萬裡。全球作觀眾，看我大史戲。”1937年冬，他赴武漢參與創建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與洪深組建了10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和1個孩子劇團，奔赴前線和敵后從事抗日宣傳，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戰戲劇運動。在舊戲改革、以戲育人、以戲化人、鼓舞廣大民眾方面，田漢做了大量首創性工作，取得了卓著成就。對此，沈從文評價說，田漢以巨大的“勇氣和耐心”，“注重在戰時改造舊戲”，為舊戲改革闖出了一條新路。（《田漢在昆明》）
田漢自小喜愛戲曲，中學時就創作了京劇《新教子》、昆曲《新桃花扇》。南國社時期，他反對新劇與舊戲對壘，主張“把歌劇運動與話劇運動分為兩談”。他與歐陽予倩、周信芳等人聯系上海伶界聯合會，探討舊戲改革問題，倡導“新國劇運動”，成為戲曲改革的先驅者之一。為配合全民抗戰，他積極“策動舊戲改革運動之復興”，為留在武漢的歌劇演員以及駐守長沙的平劇、湘劇藝人舉辦“戰時講習班”，給舊藝人新的思想和藝術教育，引導他們革除梨園舊習，煥發新的精神風貌。同時大力支持平劇、漢劇、楚劇、湘劇等宣傳隊的抗日演出，尤其是長期贊助、扶掖文藝歌劇團（京劇）、中興湘劇團和四維平劇社的巡演活動，親自為其改編、創作了大量劇作。從1937年至1945年，田漢隻寫了《秋聲賦》等3部話劇，而改編、創作京劇、湘劇達14部之多。《江漢漁歌》《新兒女英雄傳》《岳飛》《金缽記》等，就是他奉獻給浴血戰斗的廣大軍民的精品力作。
由於戰時交通阻隔，信息相對閉塞，沈從文未能對田漢的“舊戲重造與新戲混合試驗”作出具體評述。但難能可貴的是，他一直將觀演關系視為戲劇最重要的元素，主張戲劇編演應直接面對廣大農工民眾。因而，他十分贊賞田漢始終堅持面向民眾、上承戲曲優良傳統、下接地氣的戲曲改革活動。他說：“更令人欽佩的是田漢先生的戲劇活動的對象不是在后方有錢多閑觀眾，使戲劇成為后方都市點綴品，卻永遠站在第一線上工作。”全面抗戰爆發后，田漢“帶領劇團在前線部隊中，而且長沙的爭奪，衡陽的保衛，部隊前進時，間或還比若干部隊先到一步﹔后退時，又照例常常比殿后部隊還落后”。由於深入前線，扎根軍民，田漢不僅“是一個真正充滿時代經歷的戰士”，而且洞悉廣大民眾戰時的願望訴求與審美情趣，這也使他的戲曲改革活動獲得了源頭活水與郁勃的生命力。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