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文章法論詩

《昭昧詹言》是桐城派后期中堅人物方東樹所著的一部詩學著作。他在這部書中集中論述了他的詩學理論，這些詩學理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桐城派的詩學觀點。《昭昧詹言》論詩，強調詩歌立意、章法、文字不可偏廢，這一觀點是對姚鼐提出的“義理、考據、詞章”相結合的文章學理論的呼應和補充。

重視詩歌立意

方東樹論詩非常注重詩歌的立意。他所說的立意，首先是要求詩人表達真情實感，也就是“修辭立其誠”。他堅決反對為文造情、無病呻吟的創作。他說：“李、杜、韓、蘇，非但才氣、筆力雄健，直緣胸中蓄得道理多……故知詩雖末藝，而修辭立誠，不可掩也。”同時要求詩歌能夠反映詩人的真性情，也即他所說的“詩之為學，性情而已”。

進而，方東樹認為詩文與做人應該一致，“詩文與行己，非有二事”，而他本人正是做到了詩文與行己合一，成為儒家士人的模范。他雖然是一位普通的儒生，但憂國憂民，與公卿交往，敢於進言獻策。他曾在廣東巡撫鄧廷楨幕府做幕僚，著有《匡民正俗對》一文，陳述鴉片的危害，請厲禁鴉片。晚年他蟄居家中，見國勢日下，痛心切齒，憂憤成疾，寫成《病榻罪言》，痛批投降派的謬論，詳細討論抵御英國人的對策，頗具桐城派風骨，深得后人敬仰。他的“詩文與行己，非有二事”觀點遠承孟子“知人論世”說，正如他自己所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為學詩最初之本事，即以意逆志之教也。”

此外，方東樹還繼承了儒家“詩言志”的主張，認為“詩以言志。如無志可言，強學他人說話，開口即脫節”。同時，他也贊同孔子提出的“興觀群怨”說，並指出：“詩要關於興、觀、群、怨，有益於世，有氣血，有性情。”因此，在古今詩人中，方東樹對王維詩和司馬相如賦評論不高。他雖然充分肯定了王維詩歌語言的高妙，但認為其詩不見性情，沒有氣血。而對於司馬相如的賦，他更是說如果天地之間少了這一種文字，也不會有所缺失。由此可見，方東樹雖將立意、文字相提並論，但對二者並非完全一視同仁，而是將立意放在第一位的。

強調作詩章法

以古文章法論詩，是方東樹詩論的一個重要特點。他所說的章法是指詩歌創作的謀篇布局與起承轉合，包括句法、篇法，從廣義上說，也就是詩歌結構。在《昭昧詹言》中，方東樹多處詳細分析詩歌的章法，並指出作詩應如何安排章法，如提出要重視起句、重視全篇的騰挪照應、重視轉折、重視虛字在詩中的用法等，都頗能切中肯綮。

方東樹把詩歌的章法安排是否有法度作為評判詩歌和詩人高下的一個標准，因此，他對深諳古文章法的歐陽修的詩歌大為稱贊：“學歐公作詩，全在用古文章法。”在評價其他詩人時，方東樹也常使用這一標准，如他認為，“李、杜、韓、蘇四大家，章法、篇法，有順逆開闔展拓，變化不測……韓、歐、蘇、王四家，最用章法，所以皆妙，用意所以深曲”。

在此基礎上，方東樹提出“詩與古文一也”的主張，甚至認為作不好古文，作詩必不能工：“故嘗謂詩與古文一也，不解文事，必不能當詩家著錄。” 他舉七言古詩的例子來具體分析這一觀點。方東樹認為：“七古以才氣為主，縱橫變化，雄奇渾顥，亦由天授，不可強能。……其次，則須解古文者，而后能為之。觀韓、歐、蘇三家，章法剪裁，純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獨步千古。南宋以后，古文之傳絕，七言古詩，遂無大宗。”

“章法”說和桐城派開創者方苞所提倡的“義法”說中的“法”有重合之處，但內涵更為豐富，“章法”既包括詩歌的法則、法度、創作方法，這是方苞“義法”說中“法”的內涵，同時更加強調詩歌的謀篇布局和結構安排。方東樹說：“古人不可及，只是文法高妙，無定而有定，不可執著，不可告語，妙運從心，隨手多變，有法則體成，無法則傖荒。”可以說，“章法”說彌補了歷代詩歌理論中較為欠缺的詩歌結構理論。

追求用語新奇

在詩歌文字方面，方東樹也有細致深入思考和真知灼見。論及對詩歌文字的要求時，他最為重視“奇”，也就是韓愈所謂的“惟陳言之務去”。他說：“文字要奇偉，有精採，有英氣奇氣。”但“奇”應當是自然天成的，而不能刻意標新立異。他反對選用生僻險怪的文字，因此，對李賀的詩歌評價不高。此外，方東樹要求把“陳言務去”與“文從字順”二者結合起來，並舉朱熹的言論為據：“朱子曰：‘韓子為文，雖以力去陳言為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為貴。’”

同樣，在詩歌的使事用典方面，方東樹既主張不用熟典，指出用典要求新、求奇，又反對使用生僻的典故或刻意用典。他認為用典也要自然天成，從胸襟學問中自然而然生發出來，要“能多讀書，隸事有所迎拒，方能去陳出新入妙。否則，雖亦典切，而拘拘本事，無意外之奇，望而知為中不足而求助於外，非熟則僻，多不當行”。

在文字方面，方東樹對黃庭堅多有溢美之詞，因為黃庭堅詩歌在煉字琢句方面具有兀傲奇崛的特征。與此相對，他反對詩歌語言的傖俗和熟滑淺易，在評論具體詩作的文字和用典時，“俗”和“熟”也是其最為鄙棄的兩種風格。例如方東樹認為，“詩文句意忌巧，東坡時失之此，遂開俗人”。他的這種主張是對沈德潛“格調說”的呼應，並有意識地對當時性靈派代表人物袁枚的詩風提出批評。方東樹說：“立夫（吳淵穎）傖俗，乃開袁簡齋、趙甌北、錢籜石等派，不可令流毒后人。固是才氣縱宕為主，而不知古人用筆法，用意不能深詣。”

方東樹以文論詩，貫徹了桐城派的理論主張，體現了桐城派在文論、詩論方面的一致性。正如汪紹楹所指出的，《昭昧詹言》論詩的顯著特點是“以古文文法”通於詩、以“桐城文派”的眼光來評詩。此外，這部書中討論的立意、章法、文字是相互關聯、缺一不可的。方東樹指出，詩人如果“不知用意，則淺近﹔不知用法，則板俗﹔不知選字造語，則滑熟平易”。他的這些觀點對於詩歌評論和創作有很強的指導性，因而此書既可以視作一部詩學批評著作，也可以當作一部學詩和評詩的參考書，在中國古代詩學著作中閃耀著璀璨的光芒。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甘肅省圖書館所藏清代戲曲抄本研究”（15BZW071）、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創新團隊“戲劇綜合研究與文化生態建設”（2017ZSTD01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