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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社會，休閑的含義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古希臘人極為重視休閑時間，將休閑視為個人自我勞動的重要實踐，通過學習各種技藝作品來提高自身修養，提升抗拒欲望侵蝕的能力﹔現代人將休閑視為消費時間和純粹的生存享樂，並且意指一種新的非自我勞動類的生存倦怠，這種根本性的轉變使得休閑曾經的含義早已喪失殆盡。
解脫勞動負擔與休閑的嬗變
從自我勞動的時間到純粹的消費娛樂時間，休閑范疇的理論內涵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急劇的變化呢？漢娜·阿倫特提出了一種解釋。在她看來，勞動和消費隻不過是生命必需性強加給人的同一過程的兩個階段，因此，我們既生活在一個消費者社會中，也生活在一個勞動者社會中。這個社會形成的原因是由於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和科技的廣泛應用，整個社會的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人類從最古老的勞動負擔中解脫出來，即從對勞動和需要的絕對服從中解脫出來。但是，隨著人類不再拘役於傳統意義的勞動生活，勞動者走出工廠、涌入社會，使得整個社會變成了一個勞動者社會，結果就是幾乎所有的人類活動都被化約為獲得生活必需品和提供物質充裕的共同標尺。隨之而來，生存的定論是，無論我們做什麼，目的都是謀生﹔所有的嚴肅活動都被立即降低到謀生水平﹔所有的勞動理論都異口同聲地將勞動定義為“休閑”的反義詞。因此，所有的活動，無論它的最終成果是什麼，都被定義為勞動﹔所有的活動，如果不能提供個體生命或種群生命的必需，都被歸入休閑玩樂之列。勞動的解放並未造成勞動及其他活動的平等，而是將勞動置於無比崇高的統治位置。這樣一來，所有與勞動無關的活動都變成了一種休閑式的愛好。
在漢娜·阿倫特看來，勞動的解放和勞動階級擺脫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並不意味著所有人都進入了一個自由的空間，反而第一次將全體人類置於必然性之軛下。生命周而復始的循環經歷了勞動和消費兩個階段，最后的結果也不過是讓幾乎所有的人類“勞動力”都花費在消費上，隨之而來的就是嚴重的休閑問題——從被迫勞動的枷鎖中掙脫出來的勞動者對獲得自由之后更加有意義的活動一無所知。在她看來，“自由時間最終將人從必然性中解放出來並讓勞動動物具有創造性，建立在一個機械論哲學的幻覺之上”。也就是說，如果人的勞動力沒有在生命的苦役中被完全消耗，並非就能自動培育出更加高級的復雜活動。造成這種幻覺的推理謬誤在於：勞動動物的休閑隻以消費和滿足生存的欲望為樂。勞動動物休閑的時間越多，他的欲望就越發貪婪和強烈。這些欲望甚至會變得越加精細，於是消費就不再局限於滿足基本的日常需求，而是著眼於更多更豐富的奢侈品，進而造成更為嚴重的資源耗損和極度浪費。這一現象絕不意味著勞動動物得到了進化，進而獲得本真意義的存在樣態，而是意味著一種威脅，結果是“沒有一個世界客體能逃過消費的吞噬而不被毀滅”。
漢娜·阿倫特非常謹慎地提醒我們，我們已經是消費者社會的一員，我們整個經濟的實質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演變為浪費經濟，每個東西在世界上出現，就立刻面臨被吞噬和拋棄的命運。我們不再是寓居於一個真實的世界之內，而是被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持續推動著，在這個過程當中，事物不斷地出現和消失，此起彼落。生活在一個消費社會越是輕而易舉，它被必然性驅役的事實就越難以被察覺。這種生存境況的危險在於，這樣的一個社會被富足的表象搞得眼花繚亂，進而沉浸在無休止的平穩運轉過程中，就不再能夠認清自身的空虛——一種“不能在任何其勞動結束之后還存在主體中肯定和實現自身”的生活，注定是空虛的。
重組資本主義與消費社會的涌現
漢娜·阿倫特十分准確地把握了當今社會從生產向消費轉變的關鍵特征：平等變成了平均主義，高雅變得平庸，沒有任何對象能夠逃過消費，普遍化的享樂主義導致了社會普遍的不幸等。但是，阿倫特分析的致命缺陷在於，她將這些情況完全歸罪於那些曾經被排除在歷史進程外的勞動者，那些曾經被流放在異化勞動這一廢墟之中的人。之所以會產生這種令人錯愕的謬誤，主要是因為她將分析的基礎建立在一個假設之上——在她看來，從事碎片化勞動的人是瞬間涌入社會的。其實，消費社會的涌現只是資本主義為了應對經濟危機所採用的經濟策略導致的文化現象。1929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並沒有導致資本主義在危機中殉難，而是開辟了資本主義徹底重組的道路。資本主義通過開辟新興市場來重新贏取生存的手段，通過積極發展各種休閑產業，極致地佔用大眾的自由時間，從根本上重塑了生產與消費的關系。如果說戰爭是政治的延續，那麼消費就是生產的延續。換言之，生產不僅是為了制造產品，而且以制造對產品的需求為前提，用於消費的產品一旦脫離了生產過程，就變成了對產品需求的工具，以及為擴大產品使用所必需的各種必要生存方式。唯有制造出相應的需求和使用方式，產品才能被投入生產。這些產品作為大眾化的商品，通過同一種方式改造了所有的使用者——消費者，“它們把人變成了一模一樣的生物……大眾商品同時制造了大眾風格的統一性和大眾本身”。
因此，理解消費社會成因的關鍵在於理解消費社會中人的存在境域。消費的增加推動了工業的生產，資本主義通過提高工人收入、提升工人消費能力來轉移過度生產帶來的危機。理智的資本通過讓渡自身的部分利益，將曾經通過榨取剩余勞動獲取的部分成果轉讓給工人，並且通過開發消費性的休閑活動等產業化的方式重新佔有被讓渡的成果，這樣，資本主義的危機得以緩解並轉移到消費者。在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為了爭取因勞動而減少的休閑實踐，無產者進行了不屈的抗爭﹔在如今的消費主義時期，資本卻驀然發現通過投資和發展休閑產業既可以緩和與工人的矛盾，又可以獲得更多的巨額利潤。而獲取休閑產業帶來的利潤的前提就是激發曾經被壓抑和克制的沖動欲望。馬克思曾經指出，商品拜物教問題在消費社會得到空前的發展，進而產生了欲望拜物教等多種形式的變種。這樣，休閑被資本所侵蝕，休閑中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欲望（商品），曾經禁欲克制的資本如今開始變得欲心勃勃。
沉淪消費休閑與主體的游牧生活
我們知道，正常人一天的時間可以分為工作時間和休閑時間兩個部分。過去的資本隻懂得利用勞動時間，因此想方設法延長勞動時間﹔現在，為了實現自身的順利拓展，資本大量投資各種休閑時間，於是通信業、影音產業、旅游業等膨脹發展，勞動時間和休閑時間都成為了資本拓展的工具。從學科建制的角度也可以捕捉到這一端倪：如果生產科學和勞動科學屬於生產領域，那麼營銷學就屬於消費領域﹔前者通過重新組織勞動來提高生產效率，后者通過心理分析等方法重新組織休閑來提高資本流動效率。其實，如今許多門類的科學都被營銷學所利用。精神分析學和應用心理學用於分析消費的欲望和渴求，社會學用於將消費者分成不同的目標人群，神經經濟學和神經營銷學則結合大腦中內啡肽分泌促使消費者感到愉快的“積極情緒”，來研究購買決策的形成過程。各種各樣的溝通技巧則作為消費行為發生學的研究依據。
哲學同樣也沒有擺脫這種命運。哲學的目標之一是研究我們生活世界的意義。在弗洛伊德那裡，主體是遵循法則、壓抑欲望，而且伴隨著欲望的滿足容易產生負罪感的神經官能主體。資本市場利用精神分析學說給潛藏和壓抑的欲望鬆綁，依托市場的力量，普遍化的消費制造出在消費中負罪感降低、無形中僭越的狂妄主體。德勒茲曾經渲染了一種特殊的生活——游牧，即脫離國家的構成和定居權力的不同形式，忘卻權力，擺脫權力的束縛，並重新尋求力量。對如今的主體而言，違抗成為主體生存的標配，身份定位趨向模糊，不斷更新的商品和欲望成為人們進入游牧化生活休閑的敲門磚。諸多電子商品組成了全面細致的游牧空間，它們共同構筑了一個超越傳統生存樣態游牧式的現代樂園。為了實現這種休閑的幻想，人們隻需要完全沉溺於各種消費式休閑，成為消費休閑規制下的虛幻主體即可。正是在這種模式之下，曾經的休閑變成了主體的烏托邦式沉淪幻象，主體根本無法自主選擇或規制客體，因為消費式休閑模式的肆意侵襲已經完全為主體定制了普遍化、均衡化的現代生活。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2018年度拔尖創新人才培育資助計劃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