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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詞有很強的畫面感、圖案感，色彩也尤為鮮明。換言之，有頗為特出的唯美傾向。總體來說，這種審美特征雖然在不同時期的詞作中都有，但在五代詞中特別明顯：用文學語言描繪出的具有裝飾效果和圖案感覺的意象，它們以鮮明的視覺性、圖案化和節奏感在作品中反復出現，成為詩詞中的一些搶眼的“亮點”，從而也營造出一種特殊的藝術氛圍。
裝飾藝術主要體現在美術作品中，而在文學批評中的借用則是強調作品的圖案化和視覺性。晚唐五代詞描寫人物或環境，往往以具有鮮明視覺效果的語匯來刻畫，使人產生強烈的圖案感。圖案感使詞的畫面有更完整的結構、更鮮明的視覺顯著點以及內在的節奏。溫庭筠的詞作，在這方面相當典型。溫氏的《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這首詞讀者太熟悉了，而詞中的描寫是以裝飾美感為主的。“小山”雖有不同解釋，筆者以為代指的是，女子居室中的屏風。近人李冰若評溫詞即言：“小山，當即屏山，猶言屏山之金碧晃靈也。”（《栩庄漫記》）李氏還指出：“飛卿（庭筠字）慣用‘金鷓鴣’‘金鶒’‘金鳳凰’‘金翡翠’諸字以表富麗，其實無非繡金耳。”（《栩庄漫記》）已經揭示了溫詞的裝飾性效果。著名學者袁行霈先生敏銳地看到：“溫庭筠的詞富有裝飾性，追求裝飾效果，好象精致的工藝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斑斕的色彩，絢麗的圖案，精致的裝潢，以及種種令人驚嘆的裝飾技巧。溫詞就好比一架畫著金鷓鴣的美麗精巧的屏風，或者說是屏風上畫著的艷麗的金鷓鴣，溫詞的美是一種裝飾美、圖案美、裝潢美，欣賞溫詞有時要象欣賞工藝品那樣，去欣賞那些精巧細致之處。”（《中國詩歌藝術研究》）袁先生對溫詞的評價，可謂發人所未發，對晚唐五代詞而言，同樣具有相當的普遍意義。晚唐五代詞中的人物形象，基本上是女性，而詞中寫女子居處多以“畫屏”“雲屏”“銀屏”等來描繪，可以看作是明顯的裝飾性效果。溫詞中另有“鴛枕映屏山，月明三五夜，對芳顏”（《南歌子》）、“畫樓離恨錦屏空，杏花紅”（《蕃女怨》）等。在其他詞人的作品中，也多有“錦屏”“繡屏”“畫屏”等意象，如韋庄“有個嬌嬈如玉，夜夜繡屏孤宿”（《謁金門》）、“翠屏金屈曲，醉入花叢宿”（《菩薩蠻》）、“睡覺綠鬟風亂，畫屏雲雨散”（《歸國遙》）、“畫帘垂，金鳳舞，寂寞繡屏香一炷”（《應天長》）、牛嶠“何處是遼陽，錦屏春晝長”（《菩薩蠻》）、“畫屏重疊巫陽翠，楚神尚有行雲意”（《菩薩蠻》）、張泌“花月香寒悄夜塵，綺筵幽會暗傷神。嬋娟依約畫屏人”（《浣溪沙》）等，這些詞句都是以圖案化的明麗來修飾屏風，使之成為視覺效果極強的意象。
晚唐五代詞中的裝飾化意象頗為普遍，有身體、服飾，有器具用品，有居室環境，還有自然景物，這樣就構成了與現實生活有明顯反差的整體畫面。用來表現人物身體或服飾的，如蛾眉、寶釵、翠鬟、翠蛾、黛眉、金額、金鈿、寶髻花簇、羅帶、羅裙、金翹玉鳳、雲髻鳳釵等﹔用來描繪器具用品的，如鴛被、繡衾、鸞衾、鴛枕、鸞鏡、銀、蘭燭、紅燭、金盞、畫屏、繡床、玉箏、金鉤等﹔用來表現居室環境的，如繡帳、錦帳、羅幕、珠帘、珠箔、金爐、錦壺、畫箭、畫堂、畫梁、瑣窗、碧窗、朱戶、繡戶、錦幃、玉鉤、玉勒雕鞍等﹔用來烘染室外及自然環境的，如畫樓、鳳樓、畫閣、蘭橈、錦帆、蘭舟、碧梧、玉砌雕欄等。當然這還只是舉例性質的。足可見出在晚唐五代詞中裝飾美感的普遍存在。
裝飾化傾向成為晚唐五代詞創作的一時習氣，無論是南唐中主、后主，還是花間諸人，都不乏這種如同繪畫中的金碧山水一樣的秾麗設色及圖案追求。感傷如南唐后主李煜，還是以“雕欄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顏改”來憶念故國﹔另如《採桑子》“轆轤金井梧桐晚，幾樹驚秋。晝雨新愁，百尺蝦須在玉鉤。瓊窗春斷雙蛾皺，回首邊頭，欲寄鱗游，九曲寒波不泝流。”有鮮明的圖案感。至於溫韋等花間詞人，更是彌望皆是。近人陳秋帆指出：“溫庭筠喜用‘金’‘玉’等字，如‘手裡金鸚鵡’‘畫屏金鷓鴣’‘綠檀金鳳凰’‘玉釵頭上風’‘玉鉤褰翠幙’‘玉爐香’‘玉連環’之類。西昆習尚，《陽春》亦善用之。此闕（指馮延巳《採桑子》‘畫堂昨夜愁無睡’）‘玉筯雙垂’‘金籠鸚鵡’即金玉並用。此例集中屢見。”（《陽春集箋》）揭示了花間詞人“金玉並用”的普遍現象。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把“畫屏金鷓鴣”作為其詞品的標志，正是謂此。
以寫實的眼光來要求晚唐五代詞的這種裝飾化現象，當然是相悖謬的。花間習氣遭人詬病，與此大有瓜葛。而在詞史上，這又是一種客觀存在。倘從審美心理的角度另辟路徑的話，這種裝飾化的美學追求，是能夠使讀者產生強烈的視覺經驗的。上舉那些意象，基本上都是圖案化的。
圖案化給讀者的內在視覺以強烈的沖擊，並易於以這些意象為基本點，形成完整的構形。劉勰在《文心雕龍》的《情採》篇中講到“形文”“聲文”“情文”三種“立文之道”：“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值得提醒的是，劉勰講的這三種“文”，其實都是借文字媒介創造出來的不同審美效果。形文、聲文、情文，都是有鮮明的感性形態的。晚唐五代詞所表現出來的裝飾化傾向，尤為接近劉勰所說的“形文”。它本身就是圖案化的。清人王士禎對花間詞的評價即著眼於此，他認為：“花間字法，最著意設色，異紋細艷，非后人簒組所及。如‘淚沾紅袖黦’‘猶結同心苣’‘豆蔻花間出趖晚日’‘畫梁塵黦’‘洞庭波浪颭晴天’，山谷所謂蕃錦者，其殆是耶！”（《花草蒙拾》）蕃錦，正是指其圖案化。清人丁壽田評溫詞時更為清楚地指出：“飛卿詞每如織錦圖案，吾人但賞其調和之美可耳，不必泥於事實也。”（《唐五代四大名家詞》甲篇）主張欣賞溫詞正在於要把握其“如織錦圖案”的審美特色，而無須從寫實的角度來求其價值所在。這對我們從形式的意義上看待晚唐五代詞，尤可借鑒。
（作者：張晶，系中國傳媒大學資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