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騭精當 沖融和婉

論詩絕句是以中國傳統詩學為獨特內容的詩歌體裁，是頗具國學特色的文學批評形態。此體由杜甫《戲為六絕句》首開其端，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繼振其緒，后之踵事增華者如蓬從風，至清代集前人之大成。張晉（1764—1819）字雋三，山西陽城人，是乾嘉時期享譽三晉的布衣詩人。嘉慶十七年（1812），周石芳學使到平陽府（治所為今山西省臨汾市），以論詩絕句為內容向文人學士征詩，但卻無人應征。次年，周石芳與張晉談論此事，張晉便欣然命筆，寫成《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自漢迄清之詩歌及詩人以七言絕句論之，標舉儒家詩教，追源析流，既採故實於前代，又求通變於當時。

《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承祧詩教，以德論詩。“吏部才雄氣亦豪，精神遠與少陵交。”（其三十二）以德行昭名的杜甫、韓愈成為張晉追慕的對象。繼而他肯定奉行儒家溫柔敦厚之旨的沈德潛：“別裁偽體有誰知？綺語淫詞一例除。留得后人津逮在，江南一個老尚書。”（其五十七）沈德潛曾加禮部尚書銜，被譽為“江南老名士”，其輯選《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清詩別裁集》等書，綺語淫詞一律不收錄，以選明義，剖明途轍，揭櫫格調，主張有補世道人心的“中正平和之作”。張晉則將沈德潛視作“后人津逮”，以此規模前哲。

進而張晉對操行有虧者進行批評，如茶陵派核心人物李東陽：“湘江春草綠茫茫，莫忘茶陵一瓣香。偏是后人輕老輩，翻教比作伙頤王。”（其四十四）谷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三“劉瑾用事”的末尾道：“廷臣自李東陽而下，無不腼顏要地，甘心頤指。”劉邦稱帝后封陳勝為張楚王，陳勝不顧顏面，心甘情願俯首帖耳。張晉認為李東陽與伙頤王陳勝相似，行有腼顏，志無貞剛。

張晉對有違儒家忠義道德的錢謙益進行批評：“詩才詩筆總難全，阿好何能賺后賢？底事虞山老宗伯，一生傾倒獨鬆園？”（其五十）明崇禎元年（1628），錢謙益為禮部侍郎。南明弘光朝，為禮部尚書，后降清仍為禮部侍郎。不久告病而歸，晚年作《投筆集》抒發反清復明之情。錢謙益熱衷功名利祿而屢受政治非議，留下諂媚閹黨、降清失節之人生污點﹔降清為官后仍從事反清活動，力圖在傳統道德上重塑人生形象。這種進退無據、反復無常的行為，雖為南明諸王及明遺民所諒解，但被清朝統治者所憎惡。乾隆親詔列錢謙益列傳入《貳臣傳》乙編，否定其人品，漠視其學問，首開對錢謙益“以人廢言”之先例，此后其著作長期被禁。張晉重視儒家道德及詩人人品，認為錢謙益不為賢人。

朱彝尊文學成就豐碩，但詩歌和行為有傷教化。張晉詩雲：“《曝書亭集》浩無涯，學富才豐格律諧。到底不曾刪綺語，教人指摘議風懷。”（其五十五）朱彝尊於康熙十八年（1679）舉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入直南書房，參加纂修《明史》。學識淵博，著有《曝書亭集》八十卷。朱彝尊擅金石考據，長古文詩詞，但其《風懷二百韻》為其妻妹作，詞集《靜志居琴趣》一卷，皆《風懷》注腳。情詩婉轉柔美，時有哀艷之筆。張晉肯定了朱彝尊學問“浩無涯”，但認為將“綺語”之詩編入詩集，語出塵下，有違倫理道德，引人非議。張晉批評有違封建道德的詩人，有以人廢詩的傾向。

張晉以新論詩，倡導筆墨不落畛畦。“五噫歌罷四愁新，自寫情懷是率真。此調隻堪時一見，后來刻畫又何人？”（其八）梁鴻的《五噫歌》五個“噫”字的使用絕去窠臼，具有形式的獨創性。張衡的《四愁詩》為七言騷體，初步具備了七言的形式，對七言詩的發展產生了影響。張晉肯定詩歌形式與內容的創新，反對舊曲重復：“盤中詩接羽林郎，絕妙歌辭陌上桑。舊曲演來新意少，笑他優孟慣登場。”（其七）《盤中詩》相傳為漢時蘇伯玉之妻思夫之作，張晉認為其形式獨特，這種詩寫於盤中，從中央起句，回環盤旋而至於四周。辛延年的《羽林郎》以樂府舊題詠新事。《陌上桑》歌辭絕妙，內容新穎。

《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贊揚詩人對詩歌題材的開創之功。陶淵明開創的田園詩風格絕后空前：“五柳先生趣本奇，不關人力動天隨。王儲韋柳終難肖，絕后空前見此詩。”（其十五）陶淵明的田園詩情趣獨特，本色天然，后人難以蹈襲。王維、儲光曦、韋應物、柳宗元寫的田園山水詩獨具個性，與陶淵明風格不同。張晉認為謝靈運開創了山水詩：“慘淡經營別一家，謝公風調獨高華。自從蠟屐登臨后，山水千秋屬永嘉。”謝靈運的山水詩意境清新，辭章絢麗，風格華美，影響深遠。清代趙翼《論詩五絕》雲：“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在自然的啟迪與詩人處境的影響下，詩歌的題材不斷創新，促進了詩歌的發展。

張晉不僅重視詩歌思想內容，亦追求聲色之朗練，肯定永明體的韻律創新與貢獻。“家令當年頗有名，江郎水部漫相爭。如何八詠樓中住，偏愛翻新四聲？”（其十九）四聲為中古漢語聲調的四種分類，即平、上、去、入四聲。四聲在上古漢語中已經存在，但作為概念的提出則始於南朝齊周颙的《四聲切韻》及梁沈約的《四聲譜》，今皆亡佚。唐以后詩賦取士，官定韻書通行，四聲得到廣泛運用。八詠樓原名元暢樓，公元494年沈約任東陽郡太守時斥巨資修建，供文人登樓賦詩。沈約多次登樓吟詠。至宋，郡守馮伉改元暢樓為八詠樓。八詠樓被張晉視為四聲創立的文化標本。何遜（官至尚書水部郎）的詩受“永明體”影響，講究聲律，其某些作品比沈約等人更接近成熟的近體詩。永明體對近體詩的產生具有重大貢獻。張晉對詩人在詩歌形式、題材與聲韻方面的創新給予肯定，這亦是其批駁師古之茶陵派而雅慕杜韓的重要原因。

張晉以史論詩，窮本溯源，重視詩歌的賡續與傳承，追溯前代詩人對后代的影響，以此揭示其詩學軌式。李白之詩接緒鮑照、謝朓，張晉認為：“青蓮才筆劇縱橫，炯炯長庚萬古明。仿佛淵源還可溯，鮑參軍與謝宣城。”杜甫《春日憶李白》：“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李白旁取鮑照作品之俊逸，而博採謝朓的倜儻風流。清王士禎《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認為李白“一生低首謝宣城”。李白有十五篇詩吟詠謝朓，大多對其詩其人大加贊賞，如《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秋登宣城謝朓北樓》等。張晉詩雲：“小謝新詩孰與儔？亦饒明艷亦風流。驚人好句知多少，能使青蓮憶不休。”（其十八）謝朓的詩明艷秀麗，奇章秀句，俊拔風流。李白對謝朓最為傾心：“我吟謝朓詩上語”（《酬殷明佐見贈五雲裘歌》）、“令人長憶謝玄暉”（《金陵城西樓月下吟》）。李白對清代詩人黃景仁影響很大。黃景仁乾隆時諸生。少年而孤，家境清貧，詩負盛名。為謀生計四方奔波，窮困潦倒。后授縣丞，未及補官即在貧病交加中客死解州，年僅三十五歲。著有《兩當軒集》，為“毗陵七子”之一。張晉詩雲：“平生心折兩當軒，風骨棱棱似謫仙。”（其五十九）黃詩多抒發懷才不遇、寂寞淒愴之情懷，也有憤世嫉俗的篇章。七言詩極具特色，與李白相似。

張晉認為唐代詩人元結宗法陶淵明：“次山宗法本陶公，質朴依然見古風。雅調不求諧俗耳，自臨幽澗撫焦桐。”（其二十八）元結之詩如焦桐所制名琴演奏出的雅調，其五言古風質朴淳厚，宗法陶詩，不尚辭華，不事雕飾，自成一格。

對於張晉模擬的對象元好問，其詩雲：“莫笑金源文物少，遺山詩直接眉山。”（其四十）認為元好問的詩歌繼承了蘇東坡的詩歌藝術。談及清初詩人吳偉業，張晉則指出其取法元白長篇，詩雲：“風華秾郁妙相關，曲折低徊似轉環。若問梅村誰舉似？瓣香應在白香山。”（其五十一）吳偉業長於七言歌行，初學白居易“長慶體”，后自成新吟，借七言歌行緣情托興，即事抒懷，鋪張揚厲，后人稱之為“梅村體”。

《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是張晉讀詩體會與創作經驗的結晶。論詩絕句的形式“摩遺山之壘而拔漁洋之幟”（劉汲《跋》），規模宏大，內容豐富，論述也有獨到之處。對明清詩人的品評，表現出張晉以德論詩的詩學觀。張晉追溯詩歌風格傳承，盛贊詩人開拓創新，論詩絕句既具有詩論的思考，也具有詩歌的情韻，語言古朴，風格雅馴。王發越《重校張雋三先生詩集敘》說：“品騭精當，沖融和婉中仍具跌宕浚厲之概。幾疑此為古人之遺韻。”

（作者：魏曉虹，系山西大學學術期刊社編審）